世界儿童日 11.20

2026

携手向光前行 点亮儿童未来

世界儿童日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儿童而设立的全球行动日,也是充分体现儿童参与的节日。这一天也是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的纪念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今年的世界儿童日有着特别的意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迎来成立80周年。在回望数十年来中国儿童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每一个人思考:我们希望为儿童选择一个怎样的未来?

——摘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 网站

爸妈在哪,家在哪!

2026

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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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佳羽 deepseek辅助 2026年11月20日

导读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孩子能不能在父母身边长大,不完全是家事:它也取决于孩子所在的城市,愿不愿意给他一张学位。

2025 年,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有 1.14 亿,其中 7346 万不能与父母双方住在一起,占 64.3%;五年前这个比例是 68.2%,分开的孩子比当时少了 2063 万,分离率只降了 3.9 个百分点,降幅大部分来自孩子总数的减少,不是分离变少了。

卡住的地方不在家门口,在制度里。入园、入学、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关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户口在哪里。政策门槛确实降了,生活成本没降,家庭对“读不完”的判断也没变。三样叠在一起,很多家庭在孩子小学毕业前就做好了决定。

窗口正在打开。小学在校生 2023 年见顶,2025 年已经在减少,一些城市的学位从紧张转向富余。到 2030 年前后,学位、制度、时间三条线一起到期:小学这一头的门先关,改法赶不上就要再等一轮,孩子等不到下一轮。

本报告提出五条建议:改一条法律,定一个基数,看三个指数,列一份服务清单,设一个目标。只有第一条要动法律,其余四条中央部门就能定。它们不需要谁做全部,只需要每个位置都有人。

孩子说爸妈在哪,家在哪。

2026

现实中,距离还有多远?

2019 年,北京一所打工子女学校的孩子写了一首歌,歌名是《爸妈在哪,家在哪》,歌里有一句话:

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无论到哪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词:同心实验学校学生集体创作|曲:段玉|演唱:同心少儿合唱队|收录于 EP《夏天的名字》,2019 年)

在这些孩子那里,家不是一个地址,是有人在的地方。

而制度说的是另一句话:

户口在哪,服务在哪。

这句话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默认设置。

2026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文件共十三条,第一部分“重点任务”六条,排在第一的就是:

(一)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

对流动人口家庭来说,从孩子上幼儿园,到入小学、初中,参加中考、高考,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要将服务从户籍地挪到常住地,从政策发布,到流动人口家庭能够真正享有,中间还有不短的距离。政策每慢一年,孩子就多分开一年。

这段距离不只是孩子与父母相隔的公里数,也是他们分开的年数

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十几年,一天天长大:学说话、交朋友、认路,知道哪家店的饭好吃,下雨天哪条路会积水。

这条路上只要有一处受阻,孩子就可能被迫与父母分离,而且几乎无法回头。

政策可以三年一调、五年一变,一个孩子的 3 岁、6 岁、12 岁、15 岁,都只过一次。等他长大回头看,那段日子要么有父母在,要么没有。

这份报告问三件事:有多少孩子、卡在哪、谁能动

一,有多少孩子面临分离。规模有多大,他们是怎么分开的,分开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真的是家庭的选择吗?

二,卡在哪。门槛、成本、预期,一层一层往里看。

三,谁能动。这一问要分三次问:为什么是现在,路怎么走,谁走哪一段。

三问对应四章。第一、二章答前两问,第三章答“为什么是现在”,第四章答后两层:路怎么走,谁走哪一段。

一句话主张:上学,不该拆散一家人

如果整份报告只能留下一句,是这一句:

上学,不该拆散一家人。

一个孩子能不能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不能在城里上学。

目录

导读

序 孩子说爸妈在哪,家在哪。现实中,距离还有多远?

● 第一章 1.14 亿流动人口子女,7346 万没能和父母在一起

○ 1.1 分开的孩子少了 2063 万,分离率只降 3.9 个百分点

○ 1.2 三套统计口径:人口统计问有多少人,民政统计问谁要关爱,教育统计只算在校学生

○ 1.3 没能和父母在一起的儿童,不只是留守儿童,还有流动儿童

○ 1.4 孩子应该和父母在一起:这是权利,也是八十多年研究给出的同一个答案

○ 1.5 分离不是家庭自己选的:默认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差额就是没接住的那部分孩子

● 第二章 卡在哪:先过两道制度关,然后才是家庭的账本

○ 2.1 第一道关是进不进得来:符合条件,标准由地方自己定

○ 2.2 第二道关是读不读得完:门槛设在中高考报名,决定通常在小升初之前

○ 2.3 过了两关之后,还有家庭的经济账:房子、人、时间都能用钱换,换不起就一步步退

○ 2.4 障碍有三层,一层比一层难看见:政策在进步,分离还在继续

○ 2.5 门槛降了人还不动:一类障碍在政策里,一类在社会里

○ 2.6 法律写了要提供,没写提供到什么程度

● 第三章 促进团聚:学位富余了,制度在换轨,孩子等不起

○ 3.1 学位从紧张变成富余,这个窗口只有一次,学校撤了不会重开

○ 3.2 供给地从户籍地改成常住地,教育依然是重中之重

○ 3.3 孩子的时间等不起

● 第四章 推动:该改法的往上提,能马上做的先做

○ 4.1 宪法给权利,法律给地址,文件定办法

○ 4.2 五条建议:修法、按人口核资源、三个指数、补托育、设一个目标

○ 4.3 公益组织站在中间:看见、发声、行动

○ 4.4 六个位置各做一件具体的事:不需要谁做全部,需要每个位置都有人

●结语 爸妈在哪,家在哪:不是没有政策,是政策接不住一个具体的家

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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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14 亿流动人口子女

7346 万没能和父母在一起

1.1分开的孩子少了 2063 万分离率只降 3.9 个百分点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 1.38 亿,占儿童总数的 46.4%,本报告称流动人口子女。

其中,流动儿童 7109 万,人离开了户籍地;留守儿童 6693 万,父母离开了户籍地。

按儿童跟谁居住在一起,分成三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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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项与合计之间差 1 万左右,来自四舍五入,以下不再逐处说明。

与父母双方同住的 4393 万,全部是流动儿童,因为留守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外,不可能与双方同住。父母都不在身边的 4494 万里,1784 万是流动儿童,人已经离开了户籍地,父母还是不在。

后两档加起来,不能与父母双方一起生活的是 9409 万,占 1.38 亿的 68.2%。

完全见不到父母的 4494 万,和完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4393 万,人数几乎相等。

2025 年:规模在下降,问题没怎么缓解

2025 年,参考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和教育统计数据进行估算: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约1.14 亿,其中不能与父母双方一起生活约7346万,占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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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用的是同一套口径,可以直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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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亿位是取整后的显示值,变化列按未取整的数计算。

分开的孩子少了 2063 万,降 21.9%。同期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量也少了 2373 万,降 17.2%,分母缩得比分子还多。所以要看比例:从 68.2% 降到 64.3%,五年下降 3.9 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不到 0.8 个百分点。

按这个速度,2030 年降到 60% 左右,2035 年还有约 56%。分离不会自己消失,它跟着孩子一起长大。

这 2063 万少在哪里?如果孩子是被父母接进了城,流入地的在校生应该增加。我们按年级做过一次追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个主要人口流入地,2020 到 2024 年合计每年净流出约 11.5 万名义务教育在校生,唯一净迁入的浙江,一年也只有 0.5 万人。

这说明孩子减少的主要来源不是团聚,是乡村的孩子本身变少了。这个结论有边界:它只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只测跨省的净额,不能与 2063 万并排比;没有出现净迁入,也不等于完全没有孩子进城,也可能是在中西部省份省内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了。

这些孩子在哪里

留守的不只在农村,2020 年,6693 万留守儿童里,农村 4177 万,城镇 2516 万,城镇占比 37.6%。2025 年,约 4824 万留守儿童,乡村 2650 万,城镇 2174 万,城镇占比达到 45.1%。

流动儿童主要在省内,2020 年,7109 万流动儿童里,跨省迁移的有 1462 万,占全部流动儿童的两成,同期跨省迁移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跨省迁移的流动人口更难把孩子带在身边。2025 年,6605 万流动儿童中,更多的孩子仍然在同一个省、同一片城市群内部流动:从乡村到县镇、城市,从县镇、小城市到省会。

分省看,孩子集中在少数几个省。流动儿童多在广东、江苏、浙江,农村留守儿童多在中、西部人口大省,河南、四川、湖南、安徽在两份名单里都在前面。2020 年,九个省的流动儿童占全国 55% 以上,八个省的农村留守儿童占 61% 以上;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十个省占了全国 86.66%。分省数据最新到 2023 年,2025 年抽样只公布全国总量,没有分省分年龄的儿童数据。

1.2三套统计口径:人口统计问有多少人,民政统计问谁要关爱,教育统计只算在校学生

流动人口子女的统计数据,来自三个不同部门,口径不同,数差得很远。

2020 年,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的《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合起来统称“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当年 1.38 亿,2025 年约 1.14 亿。本报告用的就是这一口径。

人口统计算的是人。流动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 0 到 17 岁儿童,判据是人户分离满半年;留守儿童是父母双方或一方跨乡镇街道外出半年以上、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 0 到 17 岁儿童,不要求“务工”。

民政算的是谁要关爱。2024 年 4 月,民政部等十个部门发通知(民发〔2024〕17 号),第一次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放在一起摸排,5 月启动,年底收尾,之后转为常态化。留守儿童统计限于 16 周岁以下,上限比人口统计低两岁;还要求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民政还只统农村,城镇留守的不算;流动儿童也只算跨县的,县内跨乡镇街道不算。

教育统计只算在校生,只算义务教育阶段,三个词一层比一层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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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同一个“农村留守儿童”,三个部门给出三个数:人口统计4177 万,教育统计1289.7 万,民政部当年发布的数是644 万。最大的和最小的差 6.5 倍。三个数都不假:4177 万是算出来的,1289.7 万是学籍里数出来的,644 万是报上来的。差距来自两处:定义不同;各自只数得着自己那一段。人口统计数 0 到 17 岁的全部儿童,教育统计只数在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民政能报上来的只是基层摸到的。

人口统计只提供数字,不提供服务。留守儿童关爱归民政,可一家人在不在一起,靠的是就业、社保、住房、落户,都不归民政;随迁子女归教育,教育只管学籍。口径决定这件事看起来有多大、归谁管;办不办得成,是另一回事。

1.3没能和父母在一起的儿童,不只是留守儿童,还有流动儿童

孩子和父母分开,既有可能留在户籍地,也有可能已经离开户籍地。

留在户籍地的

这是“留守儿童”最直接的画面:父母进城务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父母一方、祖辈或亲戚照看。2025 年,留守儿童约 4824 万:1910 万父母都不在身边,2913 万与父母一方生活。

按父母工作、居住的“稳定”程度,还分两种情况。

一种,父母有稳定的居住地,因为入学、经济、时间的门槛,没法把孩子带到身边一起生活。

另一种,父母也没有稳定的居住地,比如货车司机、建筑工人。全国货车司机约 3800 万人(2024 年 12 月国新办发布会);2025 年,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约 4156 万人(202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这两类工作有个共同点:工作地点难以提供可以住下一个家的空间。

家庭于是只剩两种安排:一方留乡陪读、另一方在外挣钱;或者全家在务工地另租一处房,一份收入变成两份支出。把孩子接来不只是意愿问题,如何居住是另一个难题。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公开数据里没有答案。统计只记“父母是否外出”,不记“外出的人住在哪”。

离开了户籍地,仍然不能与父母在一起

这些孩子统计上是流动儿童,生活里和留守儿童一样:父母不在身边。2025 年流动儿童约 6605 万,按 2020 年的结构估算,其中 2523 万属于这种情况:约 865 万只跟父母一方在一起,约 1658 万父母都不在身边。

两种情形,统计数字分不出来。一种是父母把孩子带出来了,之后父母又去了另一个城市,孩子留在原来的城市。另一种是孩子被送回本省、少数送到第三地的县城和城市读书,由一方陪读,或者独自寄宿:人户分离跨了乡镇,是流动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生活上还是留守。

人户分离,让他们落在流动儿童这一套里。但这套口径只问“离开没离开户籍地”,不设“跟谁住”这一项;留守的判据要求孩子在户籍地,收不了他们。人在数里,分离状态不呈现。

1.4孩子应该和父母在一起:这是权利,也是八十多年研究给出的同一个答案

这写在公约里。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九条:儿童有不与父母分开的权利。中国是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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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研究给的是同一个答案。1939 年,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在《疏散幼儿》里提出,把 2 到 5 岁的幼儿疏散出去,可能带来心理问题。1944 年,鲍尔比研究 44 名少年盗窃犯,14 名“无情型”里有 12 人幼年经历过长期母子分离,占 86%。

到中国,样本大了,答案没变。2013 年,张丹丹团队调查 678 名服刑人员:有过留守经历的人,成年后入狱概率高 1.8 到 2.5 个百分点;平均每多一年留守,成年后受教育年数少 0.07 年。2025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五万余名四年级到高中学生:父母均外出的,29.2% 有抑郁风险,比父母都在家的高十余个百分点。

以上都是统计结论,不能套在具体的人身上。说“留守经历与更高的风险相关”,不等于说“有留守经历的人会犯罪”。

伤害看不见,也一直在。英国 1958 年出生队列的童年负面经历研究跟踪七千多人到成年,发现它像慢性压力一样“潜入皮肤”,改变发育过程,成年后在受教育程度、健康行为上都有反映。

像手上破了个口子,本来几天就能好。如果一直不愈合,每小时流一滴血,一年、十年,就成了甩不掉的阴影。

孩子说得更直白。一位朋友读初中时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家里只剩她和读小学的弟弟。父母说挣钱是为了姐弟俩有学上,她感受到的是另一句话:外出打工挣钱比我更重要。成年后她和人相处仍然困难,别人一有不同意见,她第一反应是被排斥,随即拉开距离,不再信任。

陪伴是具体的。 谁给他做饭、谁在他发烧的夜里守着、放学谁在门口等。这些只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发生。而一家人能不能住到同一个屋檐下,第一道门是有没有学上。

1.5分离不是家庭自己选的:默认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差额就是没接住的那部分孩子

落户政策在放开,入学门槛在降低,还有这么多孩子没能和父母在一起,很多人会说:这是家庭自己的选择。

这个推论是错的,也是这件事上最常见、最伤人的一个误解。

换个起点问:如果完全没有限制,结果会怎样?

答案很清楚。孩子跟父母在一起。

一个家庭不会无缘无故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几百公里外。分开是限制下的结果,不是家庭排过序的选择。在没有限制的世界里,没有人会把“和孩子分开”排在前面。

把留守视作家庭自己的选择,问题就被移出了政策领域。这也是过去十几年“留守儿童”议题常常谈不出结果的原因之一:它一开口就把责任放在了家庭那一侧。

前提一换,这笔数就能算。如果完全没有限制,会有多少孩子随迁?实际随迁的比这个数少多少?这个差额,就是没接住的那部分孩子。

没有人精确算过,但方向可以算。

本章数据出处: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202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标准时点 2025 年 11 月 1 日,2026 年 5 月 22 日发布);

民政部等十部门《关于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监测摸排工作的通知》(民发〔2024〕17 号);

民政部 2020 年农村留守儿童数;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表 21-18、21-19“分地区初中/小学情况”(2020—2025 数据年度,城乡按学校所在地划分);

交通运输部 2024 年 12 月国新办发布会;

202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

北京三知对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地义务教育在校生(2020—2024)的队列追踪(按年级逐级相减,只测跨省净额);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九条;

D. W. Winnicott《疏散幼儿》(1939);

John Bowlby 对 44 名少年盗窃犯的研究(1944);

张丹丹团队对 678 名服刑人员与 290 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201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分报告《2024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2025 年 4 月);

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1958 年出生队列,七次跟踪)。

分省数据断在三个时点:流动与留守儿童到 2020(七普),随迁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到 2023(教育统计),分省城乡在校生到 2025。

2025 年儿童规模为估算值,推算方法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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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卡在哪?

先过两道制度关,然后才是家庭的账本

7346 万孩子没能和父母在一起,这不是家庭自己选的,这一章看他们究竟卡在哪一环。

先看制度让不让他进,再看让不让他读完;两道关过了,才轮到家里算账,住在哪儿、谁照顾孩子、放学之后谁来看。

2.1 第一道关是进不进得来:符合条件,标准由地方自己定

入学要求主要有三种形态,各取一个典型地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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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是观测点,不是说全国只有三种类型。多数城市的规则是这三种的混合。全国层面,除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显性入学门槛已大幅降低。

谁定条件

2024 年,国务院《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写得很明确:“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权利写在这一句里,条件也写在这一句里:“符合条件”的标准,由地方自己定。

在不同城市,条件可以是社保连续缴纳年限、居住年限、学历、职称、纳税记录,或者积分排名;其中学历、职称、纳税三项,2026 年 5 月中央的文件已经点名要求禁掉。

一位父亲在居住地办好居住证,以为这样就可以申请入学。咨询之后才知道还要积分排名,还要社保年限、学历证明、租房证明。他前后跑了几个月,每一步都以为可以了,每走一步又冒出一个新要求,最后还是因为积分靠后,没能进公办学校。

积分制入学,文件写的是“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实际执行的是排队。学位一紧,排在后面的家庭就进不了公办学校,一句“符合条件”,成了最难的条件。更麻烦的是被排除的方式:“不符合条件”是一个可以争的结论,能问清是哪一条、能不能补;“未录取”不是结论,是一个结果,没有可以争的对象。

信息本身也是一道条件。我们在嘉兴跟进过的 91 个家庭里,37 个在被找到时不知道有这条路;这 91 个家庭没有一个是政务系统主动告知的,全部来自幼儿园宣讲、警务站电话、家长转告和社会组织宣传。

转学比入学更难

入学至少有明确的申请窗口和材料清单。转学没有。一位家长想让孩子转进一所公办学校,学期中不开放转学;等到转学办理时间,学校说没有空余学位,不接收插班生;再去问下一所,再下一所,直到有一所还有空位,才办得成。还有一些城市,只接受本地户籍学生的转学申请。

进不去的去了哪里

门槛旁边还有一条窄路。不能入读公办学校、又不想跟孩子分开的家庭,会退一步:把孩子送进收费较低的民办学校,通常被叫做“打工子女学校”。学费由家庭自付,学校自负盈亏,没有财政补贴,师资和设施通常弱于公办。它是公共服务还没覆盖时的一块缓冲地带。

这块缓冲带也在收窄。这些年一些城市对这类学校进行清理整治,部分被关停,学生被分流到公办或转走。

写《爸妈在哪,家在哪》的孩子,就来自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女学校,那所学校 2020 年已经关闭。歌不是采风得来的,是这些孩子在自己学校的原创音乐工作坊里写出来的。

缓冲带一旦收窄,家庭只剩两个选项:进公办,或者离开。前者要过门槛,后者要接住一次分离。能被缓冲的中间地带越来越少了。

2.2第二道关是读不读得完:门槛设在中高考报名,决定通常在小升初之前

入学是能不能进来。一次审核,读完六年;小升初要再审一次,之后又是三年。“两为主、两纳入”这一整套安排,只管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阶段之后,是另外一套规则。

随迁子女参加中考报名,要求比义务教育入学时高得多。就算报上了名,普高的门也只开一条缝:深圳非深户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高的比例,2020 到 2023 年在 37% 到 43% 之间,同期深户在 90% 左右,相差近 50 个百分点。在北京,随迁子女甚至不允许报考普通高中,只能报考中职。

高考报名的门槛集中在直辖市。北京满足报名条件也只能报考高职;上海要求父母的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120 分),积分不够的,孩子只能走中职和高职。

流失发生在哪一段

全国随迁子女,每年升入高一年级时数量减少约 50 万人(2023—2024 学年为 48.3 万),其中 78.5% 集中在小学毕业前后两年,也就是五年级升六年级、六年级升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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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最大的一次流失不在中考,在小升初。小升初正是那道要再审一次的关口。很多家庭在孩子小学毕业前就做了决定:不是等到中考结束才离开,是提前判断“反正读不完”,就不进入下一段。

从升学率看,还有一道坎。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 159.4 万人,同年升入普通高中 65.6 万人,升普高比例只有 41.15%,比全国平均低 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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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孩子随年级上升的人数变化。柱为人数(万人),线为占全国同阶段学生的比例。图中“高中招生”指普通高中,不含中职。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

一届学生的漏斗

北京的一届队列,能把这条路径看得最清楚。2013 年入学的小学一年级非京籍学生,往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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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入学到高三毕业,只剩下3.2%。分母是在京开启义务教育的非京籍学生。表中“高一”“高三”指在北京升入、读完高中阶段学校,含中职。

另有约 0.49 万人(约 6.5%) 先升入中职,再经高职单招、专升本等路径继续学业;上表只数在北京升学的人,这一路不在其中。两者合起来,能继续学业的比例接近一成。剩下九成,都已经提前离开了。不是被淘汰的,是算出来走的。

回户籍地考,实际是要回去读

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多数城市要求“三年完整学籍”加父母居住证、社保连续缴纳等条件;条件不满足的,要回户籍地报名。

“回户籍地考”听起来像换个地方考试,实际不是。

教材版本不同,考试科目和分值不同,体育、实验操作的考查方式不同,连复习的进度都不一样。一个在流入地读了九年书的孩子,回户籍地参加中考,面对的不是一张自己熟悉的考卷。

所以对很多家庭来说,“回去考”不是换一张卷子,是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回去,这个更早的决定时间,通常是在小升初之前。

这不是家庭算错了,恰恰是算对了。门槛的位置和决定的位置,中间隔着三年;三年的代价,是那些孩子的初中时光。

2.3过了两关之后,还有家庭的经济账:房子、人、时间都能用钱换,换不起就一步步退

制度这一侧的关过了,才轮到家庭这一侧。三件事:住在哪儿、谁照顾孩子、放学之后谁来看。

它们都能用钱换,不是“能不能”的门槛,是“付得起多少”的问题。

房子。一间能住下一家三口的房子,在流入地要占去收入的很大一块。工棚、宿舍、合租,这些是很多务工家庭实际的居住形态,大多住不下孩子。要单独租一间,房租就是一笔固定的新增支出。

人。孩子接来了谁接送。一位母亲的日常是早上送大孩子上学,回来带一岁多的二宝,下午再接。她做得到,是因为没有固定工作。要按时上班的人做不到;请人照看的钱花不起,就得有人退出劳动力市场,通常是母亲,家里收入再少一截。

时间。学校下午四、五点放学。工厂的班次、餐馆的饭点、工地的工期,通常都要更晚结束。这两三个小时要么花钱买晚托,要么有人牺牲,要么孩子自己待着。

三样叠在一起,是一条往下的阶梯,不是一道过或不过的门。收入高一点,三样都能买;低一点,时间、人、房子,一样一样放弃,放弃到最后,孩子就只能留在老家了。

每一次放弃单独看都是理性的,合起来是一次完整的分离。

阶梯的高度由收入决定。同一级台阶上各家还有一点不同:同样一笔钱,有的家庭宁可母亲不上班、一家人挤一间房,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有的算完觉得不划算,先挣几年钱。这一层差别真实存在,但它发生在台阶之上,改变不了台阶的高度。

价格由谁定

家庭掏不掏得起,不光看收入,还看这些服务的价格。价格不是市场自己形成的,是公共供给决定的。

2024 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1.61%,在园幼儿九成以上进了普惠园;农民工随迁儿童在普惠园就读的比例只有 74.7%,差 17 个百分点。0 到 3 岁更薄:市场化托育的定价多数流动家庭承受不起,普惠托位在工业园区、城中村这些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基本空白。

接来之后谁来看,很多家庭的答案不是“怎么选”,是“没得选”。

门槛对所有人一样,账本对每个家庭不一样。差别不只在于想不想,也在于拿不拿得出。

2.4障碍有三层,一层比一层难看见:政策在进步,分离还在继续

家里那本账之外,还有三层障碍,一层比一层难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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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层是门槛,一层写在文本上,一层发生在执行里;第三层不在政策里,在社会里。

第一层:显性门槛,写在政策文件上,已经大幅降低

第一层是能一条条列出来的条件:证明文件、社保年限、居住年限、学历、积分。这一层改文件就能改,也是这十几年降得最快的一层。

还存在的门槛主要在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北京的证照审核、广州的积分排序,仍在照旧执行。

第二层:隐性障碍,政策文件里没有,办事时有

第二层不写在任何文件里。一个学期中不开放的转学窗口、一句“没有空余学位,不接收插班生”、一条只对本地户籍学生开放的通道、一次积分排名靠后的落选,它们都不是政策条文,都发生在办事的现场。

刘守英讲这一层讲得最准:“限制人口迁移的显性安排逐步松动,但依附于户籍的隐性制度安排造成对农民各项权利的排斥,甚至在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

隐性安排要靠一次次具体遭遇才看得见,查文件查不到这一层。

第三层:惯性和预期,不表现为被拒绝,而表现为没去试

一位家长反复被联系,微信加了又删。社工最后问出原因:她认为插班生读不了那所公办学校,所以没报名。

另一位家长错过了报名,社工追问时她说:社区的人跟她讲,积分太少,读不了。

两个例子都没有发生任何一次正式的拒绝。没有文件说不许,没有窗口说不行,只有一个判断,来自邻居、来自社区、来自自己的推测,然后一个孩子跟父母团聚的机会就错过了。

这一层不产生记录,不进入统计,也没有申诉渠道。你无法证明一个没有提交的申请被拒绝过。

剩下那部分分离,更难被追问

这三层不是并列的,是依次接上的:第一层打开,第二层显形;第二层解决,第三层浮出来。

门槛高的时候,一个孩子没能跟父母在一起,原因是清楚的:被挡住了。挡在哪儿、被什么挡的,都能指出来。这时候“分离”是一个政策问题。

门槛降下来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原因就说不清了:没有人挡他,是他家没来。这时候“分离”看起来像一个家庭选择。

政策在进步,惯性和预期却没变,剩下的分离反而更难被追问。

2.5门槛降了人还不动:一类障碍在政策里,一类在社会里

十年里,落户限制放开,居住证铺开,入学门槛在降。结果摆在那里:2020 到 2025 年,分离率只从 68.2% 降到 64.3%,一年不到 0.8 个百分点。

教育统计从另一个方向印证。学籍口径里,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 2020 年是 1999.9 万,2024 年是 1974.0 万;同期全国义务教育在校生从 15639 万增到 15971 万。分母涨了,分子缩了,随迁子女占在校生的比例从 12.8% 落到 12.4%。

政策在松、学生总数在减,随迁子女反而更少。剩下的那部分没被接住的孩子,障碍只有两类:一类在政策里,是还没拆干净的门槛;一类不在政策里,在社会里,是已经形成的惯性和预期。

政策这一侧的门槛分两处。一处写在文本上:证照、年限、积分,改文件就能改,这十几年降得最快,还存在的主要集中在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另一处在执行里:多要一份材料、早关一天窗口、一句“没有空余学位”,都不写在文件上,也不产生数据,只有在有人去问、有人跟着走的时候才显形。

执行里最典型的一种不是拒绝,是没有人告诉你。政策已经在那里,人不知道它在那里。

社会这一侧不产生拒绝,只产生“没去试”。一位家长微信加了又删,因为她认为插班生读不了那所公办学校;另一位错过了报名,因为社区的人告诉她积分太少。上一批孩子确实这么回去了,这一批就据此提前判断“早晚要回,不如早回”。这不是观念落后,是经验外推。

两类障碍之外还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家里那本账:房子、人、时间都能用钱换,换不起就一步步退,它不挡人,是让人算完账自己退。另一样是居住形态:货车司机、建筑工人,工作地点本身提供不了一个能住下一个家的空间,孩子只能留在老家,政策改到最松也还在。

两类障碍,两种做法。政策这一侧还能推:文本继续改,执行靠人盯,学位和流程得有人一件一件去落实。预期那一侧要靠更多人说、更多结果:要让下一批家庭看到有人接去了、读完了、留下来了。这一件事,文件写不出来。

把两类障碍混成一句“政策没落实”,就会得出一个错结论:再发一份文件就好了。文件能改的是文本,改不了执行里的疏漏,也改不了已经形成的预期。

政策说的是“你可以”,家庭要的是“我知道,我敢”。

2.6法律写了要提供,没写提供到什么程度

两类障碍,政策这一侧还能推,推的是省里的细则、市里的办法。再往上,国家这一层只写了一条。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讲的是孩子跟着父母到外地,要在当地上学: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前半句是义务。“应当”在法律里不是“可以”,是必须。

后半句把标准交了出去。省里定成什么样,就算提供了什么样。

法律专设一章讲不办会怎样,里面没有一条是对着这一款的。

所以这一款只有义务,没有尺子,没有后果。剩下的是“看着办”,办到什么份上,取决于哪个省、哪个市、哪一年。

缺钱是常被提起的理由,真正的顺序是反过来的:先定谁必须做到,再算要多少钱、哪一级出、按什么基数出。

责任一明确,财政方案是能设计出来的。责任不明确,缺钱就永远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缺的不是钱,是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

本章数据出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教育部《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1.61%);

国家统计局《2024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5-04-30,3—5 岁随迁儿童 74.7% 在公办或普惠性幼儿园);

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北京三知整理);

国发〔2026〕11 号(2026-05-18);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国发〔2024〕17 号);

深圳市教育年鉴(北京三知整理,2020—2023 学年普高升学率);

嘉兴市 2025 年民生实事(持居住证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保障)及南湖区 2024 年义务教育招生情况;

魏佳羽《北京随迁子女教育现状与政策建议》,2026 年 6 月;

机构“留守—入学需求跟进记录表”(截至 2026 年 9 月 2 日,91 个家庭);

刘守英访谈,界面新闻,202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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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促进团聚

学位富余了,制度在换轨,孩子等不起

门槛在降,留守儿童仍然未能与父母团聚。剩下的障碍一半在政策里,一半在社会里。

学位从紧张转向富余,制度从“给不给”转向“在哪儿给”,时间这一条从来等不起,过去只是还能拖。

3.1学位从紧张变成富余,这个窗口只有一次,学校撤了不会重开

过去二十年,流入地为随迁子女入学设置门槛,最常用的理由是“学位不够”。这个理由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事实,现在它正在失效。

以北京为例:小学在校生 2025 年达到 117.2 万的峰值,此后转入下行。预计 2026 年小学招生 17.1 万人,同年毕业生 19.2 万人:招进来的比送走的少,学位开始富余。

这不是北京一地的情况。小学这一头,全国和北京是同一个形状:

全国小学在校生 2023 年达到峰值 10836 万,2025 年降到 10178 万。两年减 658 万,其中 2025 一年就减 406 万。

2025 年,全国城区小学在校生只增加 8.86 万人。2024 年这个数是 99.58 万,2021 到 2023 年每年都在 230 万以上。31 个省里,已有 14 个省的城区小学人数转为减少,广东减得最多(−10.39 万)。

初中是另一回事。在校生从 2020 年的 4914.1 万增到 2025 年的 5509 万(+595 万),而城区增量 634 万超过了总量增量。意思是镇区和乡村合起来在减,增量全部落在城区。

三个学段连起来,是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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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的城区增量要看清来源:主要是城市内部,县域内人口向城区集中,不是跨省的留守儿童被接来。它能说明学位紧不紧张,说明不了团聚。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信号:城区学校开始招不满。招不满的下一步就是减少招生班级、合并办学点;到那一步,“学位不够”这个理由就站不住了。

学位富余不等于问题解决

学位开始富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是结果;如果学位空着而孩子没来,富余的学位就会变成收缩。

换一个角度,把要接的人放进来。小学在校生两年少了 658 万;2025 年,留在户籍地、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还有 4824 万。两个数不在一个量级上,也不是同一个量。它说明的是:学位松下来,改变的是门开得多大,不改变门外还站着多少人。

门外的人也不是同一种处境。有一种是与父母一方生活:2020 年是 4914 万;按 2025 年的规模推算,还剩 3778 万左右,其中在城里跟着一方、另一方在外的是 865 万上下。他们已经在半路上,看起来只差最后一步。这一步能不能走完,取决于窗口还开多久。

城市里的学校也将面临撤并,这个过程在乡村已经发生了十几年,现在轮到城区。

这个过程几乎不可逆:一所学校撤掉,很难因为明年学生多了再开回来。校舍卖了、老师走了、编制收了,重新建一所的成本是原来的几倍。

所以这个窗口只有一次:在学位开始转向富余的时候把它用起来;等到学校已经撤并,学位收缩完成,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3.2供给地从户籍地改成常住地,教育依然是重中之重

2026 年 5 月 18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发〔2026〕11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文件开宗明义:

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实施意见》

过去四十年的基本安排是:公共服务由户籍地提供,钱跟户籍走,人跟工作走,两者长期分离。

这份文件把供给主体从户籍地改成常住地。人住在哪,公共服务在哪提供。但它是一份框架性文件,具体的变化还有待发生。

重点任务第一条,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

《实施意见》重点任务有六条,教育排在第一。

(一)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因常住地变化或父母工作调动等需要转学的,常住地政府按规定予以保障。着力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比例,九年一贯制学校校内直升政策对随迁子女、当地户籍学生同等对待。落实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对家庭经济困难随迁子女应助尽助。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实施意见》

这些要求大多不是新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专门发过文件;公办学位不足时由政府购买学位,2016 年已经写进去了。要求提了十几年,离每个流动人口家庭真正享有,还有不短的距离。

落地和执行的细节,才是关键挑战。政策每慢一年,孩子就多分开一年。

六条之外,另有七条保障措施:钱、地、证、数据跟着人走。这一层比前面任何一句都实,但要等地方把这套账接过去。

其中有一句,是这份文件里最硬的:

切实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区分梯度供给与人才引进措施,不得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限制条件。 《实施意见》

这一条动的不是门槛高低,是门槛凭什么设。学位不够可以排队,人不该因为不够“人才”而出局。

这句话写了二十五年

2001 年之前,孩子在城里上学靠借读,交一笔借读费。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两为主”由此而来,进城上学从家庭交钱,变成政府应当保障的事。

这句话此后二十五年没有换过。2026 年《实施意见》里关于学位的几条,说的还是同一件事。

中间只补过三样东西。先是钱: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六部门意见,第一次写明经费责任;2008 年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中央财政开始奖补;2016 年,城乡两套标准并成一套,随迁子女的专项奖补也并了进去。

再是凭证:同年,入学依据换成以居住证为主。最后是口径:2023 年中办国办的文件要求按实际服务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2025 年的教育强国纲要写随迁子女“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钱、凭证、口径都换过,句子本身没动。它解决的始终是“在流入地能上学”,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

一句承诺重复二十五年,本身就是它没有兑现的证据。

至于为什么是现在,原因不在于政策终于想对了。学位从紧张转富余,地方才有空间接;人口总量下行,地方才有压力抢。政策跟着条件走。

3.3孩子的时间等不起

学位什么时候松、制度什么时候动,是按学校、按文件算的。按孩子算,这条路短得多。

这一路上,制度设卡的地方有五处:入园、小学入学、小升初、中考、高考。每一处都要重新交材料、重新看政策、重新算一遍还能不能读下去。

家庭不是在等一个政策变好,是在每一步上判断一次。任何一步判断为“读不完”,家庭就退出,后面的政策与这个孩子无关。

“等政策变好”不是选项

“在流入地解决、以公办为主”这句话写了二十五年,到 2026 年才动供给主体。一份文件从印发,到钱、地、证、数据跟着人走,再到落进一所具体的学校,还得等地方把这套账接过去。这段路,比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高考还长。

没有哪个家庭能把决定推迟到下一轮。

“等问题自己缓解”也不是选项

分离率自己在降,但降得很慢。2020 到 2025 年,从 68.2% 降到 64.3%,五年 3.9 个百分点,一年不到 0.8 个点。

按这个速度,到 2035 年分离率还有 56%,这一代孩子又长大了。

孩子的单位是学段,政策的单位是文件,人口的单位是代际。三个尺度里,没有一个站在“等”这一边。

2030 年前后,三条线一起到期

这个日期可以算出来。2025 年的一年级,是 2019 年出生的那批,1465 万人;2030 年的一年级,是 2024 年出生的那批,954 万人。五年,入口少了三分之一还多。小学只有六个年级,一批一批换下去,整个在校生规模就跟着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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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掉的三分之一,就是空出来的学位。这些学位不会一直等着人:招不满就并班,并班就撤点。小学这一头的门先关,初中晚三年,高中再晚几年。

三条线各自的到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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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线里,最快的那条等不了最慢的那条。两件不可逆的事,加上一条太慢的曲线,撞在一起,就是截止日期。

对具体家庭来说,“再等等看”不是谨慎,是放弃。

本章数据出处:

国发〔2026〕11 号(2026-05-18,国务院公报 2026 年第 17 号,gov.cn);

国发〔2024〕17 号;

国发〔2016〕40 号;国发〔2016〕44 号;

中办国办《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2023-06,gov.cn);

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2025-01);

杨东平《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发展和政策演变》(2017,借读段与 2001 年“两为主”表述据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46 号);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表 21-18、21-19“分地区初中/小学情况”(2020—2025 数据年度,其中 2025 年小学、初中在校生总量已与教育部《202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核验一致,差异为四舍五入);

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

魏佳羽《北京随迁子女教育现状与政策建议》,2026 年 6 月(北京小学在校生 117.2 万、2026 年招生与毕业人数均出自此文,招生与毕业数为估算值)。

3778 万为 2025 年“只与父母一方同住”的儿童数,由留在户籍地的 2913 万与已流动的 865 万相加,按 2020 年结构、2025 年规模估算,只作量级看。

小学入学人口与在校生规模的推算,用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2019 年 1465 万、2024 年 954 万)。2025 年分城乡数据未获外部交叉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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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动

该改法的往上提,能马上做的先做

截止日期落在 2030 年前后。这些年不是没有动作。教育资源的配置口径改过两次,2023 年按实际服务人口,2026 年由常住地提供。《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从 2006 年起没有变过。

4.1宪法给权利,法律给地址,文件定办法

同一件事,孩子在哪儿上学,写在三个层级上,效力不一样。

最上面是宪法。

1954 年宪法写过“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75 年修宪删掉,此后的历次修宪没有恢复。人可以到城市住,却没有凭居住地要求服务的依据。

受教育权在宪法里是有的,第四十六条写着“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这一条没有写孩子在哪儿接受教育。

这一层给的是权利,而权利缺一样东西:地址。孩子有上学的权利,没有“在父母所在的地方上学”的权利。地址这件事,从来不由这一层给。

中间是法律。

地址是《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给的。先写一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紧接着一句又给了一个地址:父母在非户籍地工作或者居住的孩子,“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当地政府“应当”提供平等条件。

两个地址都写下来了。后一个地址后面还跟着半句: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一条 2006 年确立,此后没有变过。我们从 2023 年起每年都提,四年过去,还是这一句。

最下面一层是执行层:部门规定和地方办法。

教育资源的配置口径在这一层;中考、高考怎么报名也在这层,每年由一份招生工作规定决定。这一层定的就是办法:给多少、按什么算、怎么报名。

这一层最难的地方不在技术。国家要均等化,公共服务跟着人走;地方要控成本,学位是财政支出,人口是管理指标。同一句“符合条件”,在中央文件里是承诺,在地方文件里是筛子。这不是地方不听话,是两套目标并存。所以只靠发文件,这个距离收不窄。

过去这些年的动作都落在执行层。这一层动起来最容易,因为它不需要修法;也最容易被收回去,原因一样。

对正在做决定的家庭来说,一层是每年都能重发的文件,一层是不改就一直是错的约定。孩子等的那几年里,前者随时能变,后者一直没变。

4.2五条建议:修法、按人口核资源、三个指数、补托育、设一个目标

五条里只有一条要动法律,其余四条中央部门就能定。

这五条合起来是一条全国统一的底线。底线不是一句原则,是五样能查的东西:一条法条、一个基数、三个指数、一份服务清单、一个目标。

一、制度正义:把“户籍所在地”改成“居住地”

现状:《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先写的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紧接着一句给了另一个地址:父母在非户籍地工作或居住的,当地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具体办法”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律开了口,钥匙在省里。

照《学前教育法》的写法改就行。2024 年通过的第十五条是“推动适龄儿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者居住的地区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前面没有户籍,后面也没有“具体办法由省里规定”。

升学这一头还有一件事:超大、特大城市的限制要逐步放开,过渡到以稳定居住、长期参保为主要标准。

法条这一样查起来最简单:翻到第十二条,看这一句写的是哪个地址。写的是“居住地”,这一样就过了。

二、资源匹配:以实际服务人口为基数,学位、经费、编制一并算

现状:中央 2023 年就要求按实际服务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到了地方,规划主要还按户籍人口做。两个原因,一是拿不到准确的常住儿童数,没有这个渠道;二是有的地方倾向少规划一点,学位显得紧,排在后面的孩子就有理由不收。

钱这一头没有区别。孩子一旦进了公办学校,经费按人头拨,一视同仁,不分随迁与否。所以缺的不是一笔给随迁子女的钱,是这些孩子从一开始就没进测算。学位不够,是算出来的。

改法:把实际服务人口做成刚性规划基数,学位、校舍、土地、教师编制和经费一并算进去。

基数这样查:地方公布的学位需求测算,分母用的是实际服务人口还是户籍人口。用的是户籍人口,这一样就没过。

三、机会监测:三个指数,让“接不住”变成能逐年核对的数

现状:教育部门公开讲的指标只有一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分子里含政府购买学位的部分,公办学校直接承担的比例被高估。

更要紧的是分母:它只数已经在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不数那些进不来、已经回到老家的孩子。它回答的是“已经在读的人在哪里读”,不是“有多少人能来读”。

改法:需要的不是一个指标,是一套。三个各答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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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分母是全部流动人口子女。“入公办”在它上面乘一个比例,而这个乘数只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个窄口径:宽口径的数含政府购买学位,剔不干净,只能拿它代。2023 年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 84.6%,比上年增一个多百分点,照这个速度再推两年,2025 年约 87%。2025 年这两个数是估算,不是普查数。

“升学去向”是另一回事,两关都在随迁子女内部比,两个表用的是同一套随迁口径。随迁子女小升初 90.5%,全国约 99.5%;中考 43.0%,全国 61.0%。两关的差,2020 年是 6.5 和 17.5 个百分点,2024 年是 9 和 18,都没缩小。中考这个差里有一部分是回户籍地升学,不是没升上学,但结果一样是孩子和父母分开。高考那一头没有数,录取去向不按这个身份公布。

三个数凑齐,才谈得上逐年核对。

指数这样查:三个指数每年都有新值,还是只有普查年才有数。

四、社会支持:把 0 到 3 岁托育和课后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现状:0 到 3 岁普惠托育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化托育多数流动家庭承担不起,这是“起点的分离”最直接的原因。学龄期的课后服务,时间上也覆盖不了父母的工时。

一份服务清单能不能用,不看供给总量,看进门那一步。普惠托育点的招生条件里有没有户籍、房产、社保的要求;有一样,流动家庭就进不去。课后服务倒没有这道门,问题只在几点结束。

改法:扩大普惠托育供给,包括公办园开托班、政府购买服务、工业园区和城中村嵌入式托育点。课后服务时间与父母工时对齐,而不是与学校作息对齐。

我们 2023 年主张社区儿童之家遍布每个城乡社区,2024 年、2025 年、今年接着提。一件事被连续提四年,说明它一直没做到。

服务清单这样查:普惠托育点的招生简章上写的是什么条件,课后服务几点结束、对外公布不公布。

五、结果指标:把“减少亲子分离”设成要达成的结果

现状:2024 年以来有三份主要文件:《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改的都是供给方式:给在哪、给多少钱、凭什么给。没有一份把“一家人是否在一起”设成要达成的结果。

更要紧的是分工。2026 年 5 月,民政部等 27 个部门把两类孩子写进同一份通知,里面还是两套:流动儿童那边管公共服务均等化,留守儿童那边管监护和安全。合并了文件,还是各管一头。

流动儿童那份行动方案,到 2026 年的目标写的是“更加优化健全”“更加精准有效”“更加平等均衡”,全是程度副词,没有一个数。

改法:把“减少亲子分离”设成要达成的结果,写进相关的规划和考核。

设成目标之后,怎么测会跟着来:人口普查长表里本来就记着孩子跟谁住;普查十年一次,年度抽样调查里加上这一问,就能逐年看。这一条不花钱,也不设机构,最容易漏掉。

目标这样查:相关的规划和考核文件里,有没有“减少亲子分离”这一条,后面有没有一个数。

4.3公益组织站在中间:看见、发声、行动

五条建议,每一条都要有人推。但三方都接不住:政府管到政策为止,一户人家的遭遇不在它的工作对象里;家庭看不到全貌,也证明不了自己遇到的不是个例;市场没动力,因为这件事不赚钱。

这一段距离,就是公益组织的位置。

落差有三层:中央写了,地方缩了;地方写了,家庭没拿到;政策到位了,家庭还是不敢用。三个动作各接一段:看见,把落差量出来;发声,把落差送回写政策的那一层;行动,去解第三层,这一层政策自己解不了。

看见:把看不见的量出来

政策文本可以查,落地情况查不到,这一段没有统计口径,政府不产出这么细的数。要产出三样东西:门槛长什么样,是审核制、积分制还是以居住证为主;隐性障碍是什么,办事时多要了哪些材料、卡在哪一环;人流失在哪一环,一届学生从小学读到高中还剩几成。

判据很简单:换一个人、换一家机构,用同样的公开数据能算出同样的结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叫“看见”,叫讲故事。

我们在嘉兴跟进的 91 个家庭,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找出来的:37 个在被找到时不知道有这条路。它不宏大,但可核对。

判定只认一样东西:孩子实际拿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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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不是结果,是解释,只用来说明“为什么拿到了却不用”。检验只问两件事:孩子现在跟谁住,为了让他上学这个家做过什么取舍;“幸福”“满意度”没法核对,不进指标。

发声:把结果送进对的门

差距要靠问责来收,问责得先有人把问题说出来。但更前面的障碍是:在城市里,看不到留守儿童。他们在老家,城市里能看到的是他们的父母:外卖员、快递员、家政工。

画面在乡村,一个孩子和奶奶站在村口;原因在城市,这座城市的学位、门槛、截止日期。没有现场,就排不上议程。日常提到最多的于是只有“留守儿童关爱”,而团聚依赖的是城镇化那条线:发改、教育、人社、住建,对象在城市。

跟关爱系统谈团聚,是错位的对话。不是不作为,是这件事写不进他们的职责:关爱服务管的是已经留在老家的孩子,把留守状态照顾好;团聚要问的是“孩子为什么留在了老家”。

所以发声要做两件事:找对部门,用对说法。

不说“请多关爱这些孩子”,说“这些家庭该有的权利没有兑现”。

前者要的是一份善意,善意给不完;后者要的是一个答复,答复可以一直追问。

行动:在政策够不着的地方先做

门槛还没降的地方,做出能复制、能被政府接手的做法,有三件。

入学协助:把政策翻译成家长看得懂的话,陪着走完申请、报名、转学。

家长支持:解决接来之后谁接送、放学谁看。很多账要算到这里才算得清。

示范服务:做出一个能运行、能被政府接手的样板。它的价值不在服务了多少人,在证明这件事可以这么办。

入学协助和家长支持还有另一层作用:让还在观望的家庭看见有人走通了。看见的人多了,预期才会变。

儿童之家是同一类事。2020 年底全国城乡社区儿童之家 32.1 万个,没有实现“覆盖 90% 城乡社区”的目标。比数量更难的是质量:不少缺专职运营人员,有的沦为物资仓库。

它不是建了就有用的设施,需要一个人:固定的、有经验的、能长期待在那里。房子一年能建成,人三年才稳。它卡在“有房子、没有人”这一层,而这一层不被任何指标考核。

这类服务的总量很小,替代不了制度供给。它改变的是这些家庭的生活,不是这道题的量级。

4.4六个位置各做一件具体的事:不需要谁做全部,需要每个位置都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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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选择题是制度出的:能上哪个学校、读到哪一年、要不要回去,三个答案都在政策那一侧。家庭能决定的只是哪条损失小一点。家庭那一行做的是把权利行使出来,不是把制度的账接下来。

如果你的孩子跟着你在这座城市,请去申请。政策已经在那里,很多家庭只是不知道自己够条件。申请不一定录取,不申请一定进不去。

如果你身边就有这样的家庭,日常聊天里让周围的人慢慢相信“孩子应该和父母在一起”。这不是同情,是认同:同情让人想帮一把,认同让人不再觉得“孩子留在老家也正常”。

如果你愿意投入更多,可以参与“在一起”:做入学协助、政策调研、线下地推,或者做线上志愿者,陪一个家庭走完申请入学、转学和升学的流程。

“在一起”这个名字有三层意思。

和父母在一起,是千万个家庭朴素而迫切的愿望。

创造条件在一起,是家庭、学校、城市和政策共同的责任。

你我在一起,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都可以推动一点。

本章数据出处:

北京三知“留守—入学需求跟进记录表”(截至 2026 年 9 月 2 日,91 个家庭);

城乡社区儿童之家数据引自 2023 年报告;

中办国办《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2023-06,gov.cn);

国发〔2024〕17 号、民发〔2024〕35 号、国发〔2026〕1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民政部等 27 部门,民函〔2026〕39 号,2026-05-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75 年修宪删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2018 年修订);

《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23);

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2020—2024 年,普通高中教育学生分类型情况,moe.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十五条(2024-11-08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2025-06-01 施行,gov.cn);

国家统计局 202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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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爸妈在哪,家在哪

不是没有政策,是政策接不住一个具体的家

写完四章,回到开头那两句话。

孩子说:爸妈在哪,家在哪。

制度说:户口在哪,服务在哪。

把一万五千字缩到一户人家能感知的三样东西

1.14 亿、7346 万,这些数大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背景。

所以最后想把这道距离缩到一户人家能感知的尺度。它大概是三样东西。

一间能住下一家三口的房子,不用和别人合租,孩子有一张自己的书桌。

一个不用交社保满五年、不用凑积分、不用赶在某个截止日期之前办完证的学位。

一次不转学。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不用换学校、不用换教材、不用重新交朋友。

三样东西都不大。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孩子完整的童年。

没有说返乡是错的,也没有说父母不负责

这份报告没有说返乡是错的。

返乡能改变一些家庭的生活,有些孩子回老家之后过得更好:有祖辈照顾、有更熟悉的环境、有更低的成本。这些是真的。

但返乡改变不了这道题的量级。因为它改变的是“哪些家庭分开”,不是“多少家庭分开”。只要城市这一侧的位置不够,孩子就会从别的地方回去。

也没有说父母不负责任。

恰恰相反。这份报告里出现的每一个家庭,都在为一个孩子的将来做计算:算成本、算风险、算哪条路损失小一点。他们算得比谁都仔细。

问题在于,这些计算的答案不在他们手里,变量不是他们可控。

不是没有政策,是政策接不住一个具体的家

写到这里,能给出的不是结论,是一个更准确的问题:

不是没有政策,是政策接不住一个具体的家。

政策改的是条件,我们要改的是预期。条件变了,预期没变,条件就不会被用起来。

而改预期这件事,文件写不出来。它只能靠一个家庭看见另一个家庭走通了,靠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这条路存在。

孩子早就知道家在哪里。

剩下的,是让制度也知道。

上学,不该拆散一家人。

往年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事实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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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简称“北京三知”)是一家民间公益机构,2017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机构围绕流动儿童教育议题,开展领域研究、公众倡议与行动参与,让更多人关注这一问题并参与改善。目前有两个品牌项目:

让流动有希望:通过研究倡议,对流动人口发展的现状与挑战作出清晰的问题分析;通过行动研究,跑通一条陪伴流动人口家庭”在一起”(入学、转学、升学)的路,再带动更多家庭把这条路跑通,让孩子能在父母身边平等接受教育。

微澜图书馆:在城市边缘地带为流动儿童服务的小型公益图书馆。通过培训、支持和陪伴志愿者,让图书馆真正“活”起来,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进行持续、大量的自由自主阅读;志愿者也在服务中看见、理解并参与改善流动儿童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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