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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美国中期选举刚刚落幕,民主党便夺回国会两院控制权,而就在特朗普还没来得及消化这场政治失利时,民主党人士已经主动来到中国,向中方介绍选举结果以及美国政坛接下来的权力变化。
这就有意思了:特朗普还坐在白宫,外交大权仍然握在他手里,可刚刚赢下国会的民主党,却急着让中国知道,今后美国政坛不能只听特朗普一个人的声音。
他们究竟是来释放善意,还是提前争夺中美关系的话语权?
民主党赢得了中期选举,新一届国会将在2027年1月3日中午开始履职。在此之前,现任国会仍然由原来的议员组成。
也就是说,特朗普和共和党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利用现有的国会权力处理尚未完成的政治议程。
这段时间在美国政治中被称为跛脚鸭时期。对于特朗普来说,它不是简单的过渡期,而是一次必须抓紧利用的政治窗口。
过去的美国政治已经反复证明,跛脚鸭时期并不是没有立法能力。
美国国会研究处对历届跛脚鸭会期的统计显示,过去16届已完成的国会中,有15届举行了选后跛脚鸭会期,其中11届至少通过了一项拨款措施。
我认为,特朗普眼下最需要做的不是急着向民主党证明自己还有多强,而是尽可能把能够提前确定的事情确定下来。
毕竟,到了明年1月,议程安排权、委员会控制权和预算谈判的主动权都会发生变化。现在能做的事情,到了那时可能就要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但这也意味着,民主党虽然赢了选举,却不能指望从1月开始就让特朗普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新国会就任以后,特朗普最重要的优势仍然是总统职位。
美国政治制度有一个特点,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司法机构负责解释法律和审查政府行为。三者相互制衡,但并不是谁控制国会,谁就能直接接管整个联邦政府。
民主党可以阻止特朗普推动部分新法案,却不能因此把总统的行政权收走。这就是特朗普接下来可能使用的第二张牌:行政命令。
过去几年,美国总统已经越来越习惯利用行政权推动政策。
特朗普更是如此,无论是贸易关税、出口管制,还是投资审查,他都倾向于在现有法律授权范围内,直接通过行政部门推动政策。未来两年,这种做法可能更加频繁。
第三张牌,就是总统否决权。
假设民主党控制国会后,推动一项提高企业税率、加强科技监管或者限制特朗普行政政策的法案,即使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最终仍然要面对总统这一关。
特朗普可以行使否决权。而想要推翻总统否决,参众两院都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民主党虽然赢得了两院控制权,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拥有这样的席位优势。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民主党可以利用国会权力阻止特朗普的一部分政策,特朗普则可以利用总统否决权阻挡民主党的一部分立法。
一边想推动新政策,一边不愿意让对方取得政治成绩;一边通过听证会调查白宫,一边通过否决权阻止国会把调查结果转化为新的法律约束。
我认为,未来两年的美国政治,很可能不是民主党全面接管、特朗普被迫退场,而是白宫与国会之间长期拉扯。
更麻烦的是,双方都需要向自己的选民证明自己没有退让。民主党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制约特朗普,共和党则需要证明即使失去国会,特朗普仍然能够继续执政。
在这种情况下,预算谈判、政府拨款、人事确认和监督调查,都可能变成双方反复交锋的战场。
相比美国国内的权力争斗,有一件事更值得中国关注。11月12日,2026年中美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美方参与者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前参议员马克斯·博卡斯,以及来自美国政治、战略和工商界的人士。
随后,杨洁勉也谈到,民主党人士在中期选举获胜后,正在更加主动地与中国接触,希望交流选举结果及其影响。
为什么?因为民主党很清楚,特朗普虽然掌握白宫,但新一届国会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力量。
特朗普可以和中国谈贸易、谈关税、谈关键矿产,也可以推动两国领导人会晤。但如果国会对他的谈判结果不满意,完全可以通过听证、立法、预算拨款以及人事监督等手段施加影响。
民主党提前与中国建立沟通渠道,可以向中方介绍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变化,让中方知道民主党在新一届国会中的影响力已经不同于过去。
了解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真实立场,避免白宫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
为民主党未来参与对华政策制定积累外交资源。毕竟,掌握国会两院之后,他们不能只在国内批评特朗普,还必须拿出自己的政策主张。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民主党愿意来华沟通,并不等于民主党愿意放松对中国的限制。
回看拜登执政时期就能发现,民主党并没有推翻特朗普第一任期建立的对华301关税体系,反而在2024年进一步提高了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包括电动汽车、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和电池相关产品。
这说明,民主党并不反对使用贸易工具限制中国,只是更倾向于把这些工具纳入长期产业和科技竞争框架。
特朗普的特点是什么?他更喜欢用关税、贸易谈判和行政命令直接施压,今天宣布加税,明天调整豁免,后天又拿市场准入作为谈判条件。
他的政策往往带有很强的个人交易色彩,既想通过压力获得经济利益,也希望在谈判桌上取得可以向国内选民展示的成果。
民主党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从芯片与科学法案,到拜登时期的产业补贴、出口管制和供应链调整,可以看到民主党更加重视通过法律、财政支持和产业政策建立长期竞争优势。
一个是倾向于直接施压,一个是倾向于提前布局。
当然,这不是说共和党没有产业政策,也不是说民主党所有成员都持有完全一致的对华立场。美国两党内部同样存在不同声音。
但我始终认为,美国两党在中国核心产业竞争问题上存在一个共同底线:都不愿意轻易放弃美国在高科技、先进制造和关键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看清楚的事情。
民主党可能反对特朗普把关税当成解决所有问题的工具,却不一定反对限制中国先进芯片发展;可能批评特朗普的政策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却仍然支持加强关键技术审查。
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党主动访华,就认为美国对华战略会出现根本性转向。他们要争夺的,很可能不是要不要竞争,而是谁来设计竞争规则,谁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对中国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期待美国两党一直争吵,而是利用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时间窗口,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先进芯片需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需要扩大产业应用,关键矿产需要完善供应链,先进制造需要提高自主能力。
这些事情不会因为美国换了一个国会议长,或者换了一批委员会主席,就自动完成。美国的政治周期是两年、四年,中国的产业升级却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因此,中方既要保持与美国不同政治力量的沟通,也要清醒认识到,美国政党之间的竞争,不等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改变。
民主党可以主动访华,特朗普也可以继续与中国谈判;美国企业希望保持合作,美国国会议员也可能推动新的限制措施。
这些现象并不矛盾,因为它们反映的是美国不同政治力量各自的利益和政策选择。
说到底,特朗普输掉了国会,民主党赢得了权力,但美国对华竞争的大方向,并没有因为这场选举而自动改变。
保持沟通、看清分歧、守住原则,同时把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面对美国政治周期变化时更稳妥的选择。
美国两党可以继续争夺谁来掌舵,但中国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发展方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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