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与运营者之间是共犯关系,这一定性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实务中“共犯”这顶帽子一旦戴上,代理往往被按照运营者的标准量刑——赌资30万元、渔利3万元的情节严重门槛原封不动地套在代理头上,从犯认定被虚置,量刑档次与运营者拉平。
代理是共犯,但共犯不等于正犯,更不等于主犯。厘清代理与运营者共犯关系的规范基础与责任边界,是代理案件量刑辩护的起点。
一、两条路径:代理何以成为运营者的共犯
代理与运营者形成共犯关系,在规范上有两条路径,法律地位并不相同。
第一条路径是实行行为。 《网络赌博意见》第一条第(三)项规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属于开设赌场行为。代理以自己控制的账户接收、确认赌资,直接实施了开设赌场的实行行为,与运营者处于共同正犯的地位。
第二条路径是共犯条款。 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第三条规定,“为赌博网站、应用程序担任代理并发展玩家、会员、下线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其理解与适用坦承了这一调整的现实背景:电子支付普及后,大量代理仅负责组织、招揽客源,赌客直接向平台充值,“原规定已不能满足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现实需要”。代理由此在不实施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基于其对开设赌场犯罪的帮助作用,被纳入共犯评价。
两条路径的区分,是代理责任切割的第一个开关。 接受投注型代理是正犯,发展会员型代理是共犯。一个仅发展会员的代理,其法律地位不应与直接控制赌资的代理等同。
二、共犯关系的实质内核:犯意联络与对运营的参与
代理与运营者之间是否成立共犯,不能仅凭“为同一平台担任代理”这一形式事实认定。《跨境赌博意见》明确,“为同一赌博网站、应用程序担任代理,既无上下级关系,又无犯意联络的,不构成共同犯罪”。
犯意联络是共犯关系的粘合剂。 陈某案判决对此作了清晰区分:上下级代理之间,上级提供账号、发展下级接受投注,对同一投注分别占成获利、定期结算赌资的,存在犯意联络,应认定为共同犯罪;而上下级代理独立管理各自账号、独立接受投注、各自按比例占成获利的,均起主要作用,各自对本人账号的投注金额承担责任。换言之,共犯关系建立在“共同经营”的事实之上,而非单纯的层级归属之上。
对运营的实质参与,是共犯关系的客观基础。 辩护中应当审查:代理是否获得后台管理权限、能否查看下级投注数据、是否参与赔率设定或资金结算审核。如果行为人从未获得管理权限、不存在代理合作约定、没有按流水比例持续结算的返佣机制,仅属于普通使用者,则不满足“担任代理”的实质要件,共犯关系更无从谈起。
三、共犯量刑标准的错误平移
共犯关系成立之后,最突出的实务偏差是以正犯的“情节严重”标准对代理量刑。
尚权研究对此的批评切中要害:发展会员型代理“只起到推新作用,对其发展的会员和赌场的运行并无任何的控制和管理权限”,其行为性质与帮助行为一致,以正犯的数量或数额标准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实践中大量判决在认定代理属于“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发展玩家、会员、下线”的共犯之后,直接套用《网络赌博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赌资30万元、渔利3万元”的情节严重标准,导致“共犯与正犯的量刑标准混同,对共犯而言量刑明显过重”。
正确的路径,是参照共犯条款自身的入罪与量刑标准。 发展会员型代理在性质上与《网络赌博意见》第二条规定的“发展会员”帮助行为无异,应参照该条“服务费2万元以上”的入罪门槛,而非正犯的赌资、渔利标准。江苏检察网的王某某案进一步指出,代理按下线流水获取的返佣佣金,“完全取决于下线赌博流水的多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能简单等同于“服务费”以套用2万元门槛;该案最终以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处理,而非适用实行犯的情节严重标准。
四、从犯认定:代理在共犯关系中的应然定位
代理与运营者的责任差异,最终应当落到主从犯的区分上。
运营者——平台的建立者、出资人、后台控制者、利润分配者——是共同犯罪的核心,认定为主犯没有争议。代理处于犯罪链条的末端,其权限来源于上级授权,获利方式为按流水返佣而非利润分成,可替代性强。多地法院在代理案件中认定代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并据此减轻处罚、适用缓刑。代理是共犯,但共犯的身份只解决定罪,从犯的定位才解决量刑。
辩点
第一,先定路径,再谈责任。 审查代理是否“接受投注”——是否以自己控制的账户接收、确认赌资。若仅发展会员、赌客自行向平台充值,应主张共犯路径,阻断实行犯的认定。
第二,审查犯意联络与实质参与。 若代理独立管理账号、独立接受投注、独立占成获利,与运营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应主张共犯关系不成立;若共犯关系成立,则进一步审查代理是否具有后台权限、是否参与核心决策,以确定其在共犯中的实际地位。
第三,阻断正犯量刑标准的平移。 发展会员型代理不应适用“赌资30万元、渔利3万元”的正犯情节严重标准,应参照共犯自身的数额标准评价。这一区分直接决定量刑是落入五年以上还是五年以下。
第四,以从犯认定实现量刑降档。 代理的权限派生性、获利边缘性、职能可替代性,共同指向从犯定位。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是代理案件中最具确定性的降档路径。
代理与运营者是共犯,但这层关系只回答“是否共同犯罪”,不回答“承担多重的刑罚”。把共犯关系误读为正犯责任、把代理身份误读为主犯地位,是此类案件量刑失衡的根源。辩护的任务,就是把被混淆的两组概念重新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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