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11月18日抵达深圳前两天,香港一场论坛先传出消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说,美国民主党方面已有代表来华交流,并谈到中期选举的影响。

那时,民主党刚赢下美国国会两院,代表美国政府来华会晤的依然是特朗普。谁来了、哪天来的、有没有得到民主党正式授权,公开信息还没有交代清楚。

我更在意的是,选举结果还没变成一条新政策,民主党方面的对华声音却已经比过去更值得关注。

为什么一次国会换届,能让同样一句话有了不同的分量?

把时间拨回11月3日,我觉得最能说明这场选举分量的,是得克萨斯州。两年前,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共和党也拿下国会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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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击败特朗普支持的肯·帕克斯顿,成为自1988年以来首位在得州赢得联邦参议员选举的民主党人。

一个长期难以突破的选区突然换了颜色,也让共和党看到,特朗普的背书在这场选举里能发挥多大作用,最终还得由选民决定。

得州也只是其中一席。随着阿拉斯加州的选情明朗,民主党翻转的共和党参议员席位增至九个,新一届参议院预计由民主党阵营以56比44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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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方面,截至11月17日,民主党已有256席被判定胜出,超过218席的过半门槛。

我之所以把这些数字摆在前面,是因为它们解释了这轮接触为什么受到关注:过去民主党可以批评特朗普的政策,接下来还可以决定让哪些议题进入国会审议。

不过,说到谁来“交底”,可以拿2025年9月那次访问作个参照。当时,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率美国两党议员代表团访华,中美双方都公布了会见信息,美方还列出了贸易壁垒、关键矿产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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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是谁带队、以什么身份见了谁,都有公开记录可查。这一次,杨洁勉在香港提到民主党方面人士来华交流,却没有公开点名。11月16日是他谈起这件事的日期,来访时间、具体会谈对象和授权情况仍待确认。

我把这次接触的意义,放在已经看得见的权力变化上理解。国会议员和中国交流早有先例,民主党这回带来的新情况,是本党即将掌握两院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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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来交流的人想说明选举结果有多重要,这就是最实在的背景。至于他们有没有代表全党提出某项主张,或者中方有没有收到什么承诺,还得等后续公开信息。

中期选举最容易让人忽略的是,选举揭晓和权力交接之间隔了两个月。按美国宪法,新一届国会任期从2027年1月3日开始。

特朗普11月18日抵达深圳,公开日程安排中美元首于19日会晤,这件事仍由两国政府推进。

我因此更愿意把11月的接触看作一次了解彼此立场的机会,真正能用来检验民主党影响力的,是明年国会开门后它把什么摆上桌。

拿听证会来说,新多数党可以推动有关委员会要求行政官员说明,一项限制为什么出台、有没有达到目标、企业为此承担了什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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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公开追问会让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得把理由讲清楚。国会还可以推动立法,或者在拨款法案里为特定支出设置条件。

我看这些工具,最在意的是它们各能走到哪一步:一次听证会可以把争议摆到台面上,改变一项法定授权则要走完立法程序。

真正的冲突也就在这里。两院通过同一份法案之后,特朗普仍可以行使否决权。要推翻否决,参众两院都得各自达到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参议院如果全员投票,需要67票。

民主党阵营预计拿到56席,足以让自己的议题得到更多审议机会,但碰上总统否决,仍需要跨党派支持。我判断,接下来最有看头的是哪一项政策能让部分共和党议员也愿意投赞成票。

为什么我会先盯关税?选后调查显示,约九成受访选民把生活成本视为自己投票选国会议员的关键或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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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回看2018年至2021年的数据也发现,在它研究的关税措施中,美国进口商平均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关税成本。

进口商可以压自己的利润,可以和供应商谈价,也可以把一部分成本转到零售端。

所以,民主党议员追问关税时,首先回应的是美国国内的物价压力。至于某项税撤掉以后商品能便宜多少,要看这笔成本原来是怎么分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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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记录显示,法案提交后被转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法案写明了退的是哪些税、退给谁,这让我看到了民主党部分议员准备动哪几项措施,也看到了提案离企业真正收到退款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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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的新一批措施也用到了第301条,但出自另一项调查。对一家向美国卖设备的中国企业来说,两笔税可能出现在同一张成本表上。

就算其中一笔后来取消,重新报价前也得对一遍商品税号、原产地和适用日期,看看剩下的成本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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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今年的做法,也给了我一个判断后续的参照。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关税。

特朗普政府随后动用了其他贸易法律,先采用第122条的临时授权,后来又依据第301条等工具采取措施。

今后如果民主党说要约束总统加税,我会看它是准备撤掉一批已经征收的税,还是要修改总统今后能调用的某项授权。前者直接影响眼下的货款,后者可能改变下一轮关税争议的走向。

把两家中国企业放在一起想。一家在算设备卖到美国后还剩多少利润,另一家在等美国供应商确认先进芯片能不能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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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上的变化尤其适合拿具体例子说。2022年,拜登政府对面向中国的部分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推出出口限制。

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部分审查政策,英伟达H200、超威半导体MI325X等满足条件的产品,可以进入逐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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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规则同时要求产品通过规定的测试,并对买方合规作出要求。落到一份采购合同上,能提出申请、拿到许可、确认交货,是三个先后发生的步骤,企业得据此安排项目。

国会制定出口管制的法律框架,可以监督执行,也可以推动修法。商务部依据现有授权制定具体规则,对许可申请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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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会开了听证会,听议员对哪些交易提出疑问。如果商务部发布了新规则,会翻到真正影响订单的条款,看看适用哪些产品、什么时候生效。这样才能判断争议是停留在辩论阶段,还是已经传到了企业的采购单上。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愿意认真了解美国民主党方面在想什么,也会追问他们能推动什么。和美国政府谈,可以了解行政部门准备采取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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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会议员谈,可以把问题问到法案上:谁愿意共同发起,哪一条能争取两党支持,过了两院又能不能经得住总统否决。

多一条沟通渠道的价值,就在于能早点弄清楚一项政策卡在哪儿,以及接下来该同谁继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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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关单上有没有少一笔税,一份芯片许可上有没有改变一个条件。中国把这类变化看准,再按自己的产业和经贸需要安排谈判、采购和投资,主动权就更容易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