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个从国外寄来的包裹,打乱了我们的全部安排。

寄件人叫努拉·哈立德·曼苏里。

那是我失联整整九年的前妻。

快递员让我签字,我没接笔,反而问他:“寄东西的人还活着吗?”

小伙子抬头看了我一眼。

“叔,这我哪儿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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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扶着餐桌想站起来,膝盖却使不上劲,整个人顺着桌腿瘫坐到了地上。

装修师傅赶紧过来扶我。

我摆了摆手,让他先别拆床。

随后,我给周慧玲打了个电话。

“慧玲,领证的事,恐怕得往后推一推。”

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

“你前妻有消息了?”

“嗯。”

“她要回来?”

“我不知道。”

我低头看着照片里的孩子,嘴唇动了几次,才把剩下的话说出来。

“她可能给我生了个儿子。”

周慧玲当天晚上就来了我家。

她没哭,也没跟我吵,只把包裹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看完,然后问我:“建明,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答不上来。

两年前,我通过法院判决解除了和努拉的婚姻关系。判决书还锁在卧室的抽屉里。

我和周慧玲认识四年了,她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女儿已经上了大学。我们都是过了年轻气盛那个年纪的人,谈婚论嫁之前,连以后各自父母的养老费用怎么承担都商量过。

我不想辜负她。

可我也没办法把那个孩子的照片重新塞进纸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周慧玲拿起那个信封。

里面有一张当年借款记录的复印件,还有一张折起来的汇款凭证,金额是两千元人民币。

“她当年借走的那两千块?”

我点了点头。

周慧玲把凭证放回去。

“九年不联系,突然还钱,又告诉你有个孩子。建明,这事情得查清楚。别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她没再说话,拿着枕头去了客厅。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小日历。

几天日期被她用红笔圈了起来。

我问那是什么意思。

她把日历收了起来,说是记录身体情况。

后来我陪她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她对怀孕这件事的焦虑已经到了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

医生告诉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怀孕刻意增加夫妻亲密行为的力度和深度,这么做并不能可靠地提高受孕概率,要是身体不舒服,还应该及时停下来。

从医院出来,我有些生气。

“你以前怎么不跟我说?”

她低着头,把检查单折了又折。

“我想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那你也不能把过日子弄成完成任务吧?”

她没有反驳。

我能理解她想要孩子,但我也希望她嫁给我,是因为想跟我生活,而不是急着证明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争执过不止一次。

婚后第二年,努拉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做机电设备出口的小公司当翻译助理。

老板知道她熟悉一些汽车零件,偶尔也让她跟采购人员核对货物。

她每月工资三千八,自己留一千,剩下的交给我还房贷。

第一次领工资那天,她给母亲买了一双布鞋,给我买了一把新的活动扳手。

扳手不贵,三十六块钱。

她把旧扳手和新扳手放在一起,说:“这个坏了,以后用新的。”

其实旧的还能用。

我没舍得扔,两把都保留了下来。

日子看着越来越稳定,努拉却越来越频繁地接到家里的电话。

她哥哥打来的时候,她很少当着我的面接。

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她站在阳台上讲了将近四十分钟,回来后眼睛是红的。

我问她出什么事了。

她说父亲病情反复。

我提出给她买机票,让她回去看看。

她摇头。

“现在不回。”

“为什么?你爸不是生病了吗?”

“再等。”

她不肯解释,我也不好追着问。

那段时间,我正准备和同事合伙盘下一间汽修铺,手头的钱全都计算好了。

我出技术和八万元启动资金,对方负责找客户和经营管理。

为了攒够这笔钱,我周末帮熟人修车,晚上接一些小活。

努拉知道后,把她自己攒的一万多块钱也拿了出来。

“你用。”

我说等铺子挣了钱,一半利润归她。

她听完笑了。

“我是你老婆,不是你的老板。”

可就在我们准备签租赁合同前一个月,努拉突然把护照和一些证件从抽屉里拿了出来。

她说父亲病得比较严重,妹妹希望她回去探亲。

她手里有哥哥替她订好的往返机票,想跟我借两千块钱备用。

我当时正在核算店铺设备的费用,没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