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国,你等我。我一定回来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睫毛上挂着泪,却硬撑着不让它掉下来。
那是1981年冬天,口岸的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她穿着那件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开往苏联的货运班车旁边,用带着莫斯科腔的中文,一字一顿地把这句话说完,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的烟尘越来越淡,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塌了一块。
我叫李卫国,1975年,我是鸿雁县某国营机械配件厂的一名仓管员,每天打交道的不过是出入库单子、锈铁架子、食堂的白菜炖粉条,日子平得像一张摊开晾干的旧布,连褶子都没有。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耗下去了,直到1975年的秋天,厂里接了批对苏边境物资协作的调拨任务,我被指名去口岸核对清单,就在那个闷热的货仓门口,遇见了她——索菲娅,一个来自西伯利亚、会说几句带卷舌音的中文、笑起来能把整个仓库都照亮三分的苏联女兵。
那之后的事,快得像一场没有预兆的大雨。相识、相恋、顶着厂里一边倒的眼色扯了结婚证,我把她领回那间低矮的平房,就这么开始了旁人眼里那段"不知死活"的日子。
婚后的日子,她把我那摊死水一样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她学着包饺子,把馅料揉得稀烂,笑着说"我有劲";她跟着厂里的女工学绣花,把一朵红梅绣在旧军装袖口上,一针一线,密得不透风。那六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六年。
可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的时候,1981年秋天,一封加急电报从边境打过来——
"母病危,速回。"
她借走了我们攒了六年的全部积蓄——1300块,哭着跟我道别,说最多三个月,一定回来。
然后,她就消失了。
整整三年。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任何消息。
厂里的人都说我让人耍了,说苏联女人本就靠不住,钱拿走了人自然也就没影了。
我不信,又不得不信。我去过口岸,托过人,写过信,全都石沉大海。那1300块,像一块铁坨子压在胸口,压得我年年睡不踏实,又死活不肯把它从记忆里挪走。
直到1984年那个深秋,一辆挂着县委牌照的绿色北京吉普,扬着土尘停在我家门口。
走下来的,是县长本人。
他看见我那一瞬间,眼眶突然有点红,拍了拍我的肩膀,深吸一口气,说:"建华,今天专程来,是有两件天大的喜事要告诉你。"
喜事?
三年地狱一样的日子,哪来的喜事?
我的腿开始抖,手开始抖,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碎胸膛。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01
要说我李卫国这个人,在鸿雁县机械配件厂,从来就不是个能叫人多看两眼的角色。
个子不高不矮,长相不丑不俊,说话不快不慢,连脾气都是那种不软不硬、戳一下动一下的性子。厂里的老师傅们私底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白开水卫国"——不是骂人,就是说我这个人,淡,淡得没滋没味,但喝下去也不伤胃。
我娘是个直肠子的农村妇人,五十出头,腰板还硬朗,说话嗓门大得能把屋顶掀翻。她在厂子家属院住了二十多年,跟周围的老太太打成一片,谁家吃几碗饭她都门清。每回见着我,第一句话必定是——
"卫国,你今年几岁了?"
"娘,我都知道我几岁。"
"那你知道你还打算打多久光棍?"
我那时候二十五六岁,厂里同龄的小伙子,有娃的都能打酱油了,我连个能说话的姑娘都没有。不是我不想找,是真的没那个缘分。
我娘托了媒婆赵大嘴给我说过三个姑娘。第一个嫌我工资低,第二个嫌我话少,第三个相了亲没过三天就跟供销社的售货员跑了。
赵大嘴来我家喝茶,坐在炕沿上叹气,说:"卫国啊,你这人吧,往那一站,就是块木头,姑娘家看不上眼,也怪不着人家。"
我娘在旁边帮腔:"就是,你看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衣服皱成那样,像从腌菜缸里捞出来的。"
我端着搪瓷缸子喝了口白水,没说话。
木头就木头吧,木头也有木头的活法。
就这么着,我一直耗到1975年秋天,厂里接了个对苏边境物资协作的调拨任务,科长老魏点名让我去口岸清点清单。
"为啥是我?"我问。
老魏把烟屁股按灭在桌沿上,说:"因为你认字多,账算得准,又老实不会捞油水。去吧,来回三天。"
就这么着,我背着个帆布包,坐了半天闷罐车,到了边境口岸的货运仓库。
那天的仓库门口,太阳毒,热气从地皮上往上蒸,空气里混着柴油味和麻袋的霉味。我正蹲在地上核对装箱单,旁边突然响起一句话——
"你好,这个单子,是你管?"
中文说得磕磕绊绊,卷舌音重得像石头滚坡,我抬起头,愣了一下。
眼前站着个女兵,个子比我高出小半个头,身上是苏联制式军装,腰带扎得紧,肩膀宽而直,脸上是那种北方人才有的高颧骨,眼睛是浅灰绿色的,像冬天结冰前的河面。头发金棕色,整整齐齐盘在军帽下头,只在鬓角漏出一缕,被汗打湿了,贴在脸侧。
她手里拿着一份对方的货运清单,皱着眉头看我,等我回答。
我半天没吭声。
她又说了一遍,这次慢了些:"你好。这个单子,是你,管?"
"啊——对,是我。"我站起来,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接过她递来的单子,"你们这边的单子?我看看。"
她就站在旁边,不远不近,看我核对数字。我侧过脸偷偷瞄了她一眼,又赶紧收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索菲娅,是对方货运协作组的随队联络员,在西伯利亚一个叫维尔斯克的小城长大,十九岁参的军,今年二十四岁,比我小两岁。
那天下午,我们把两份清单对齐,发现有三件货物编号对不上。
"这三件,"她指着单子,"你们这边,有没有?"
"有,但是编号不一样,你看——"我把两张纸并排放,"这个字母,你们印的是V,我们对应的是W,可能是录入的时候出了差错。"
她盯着看了半天,突然抬头,用那双浅灰绿的眼睛直直看着我,问:"你,确定?"
"确定。"
她沉默了一秒,然后笑了。
那个笑,来得突然,整张脸一下子就活了,眼睛弯成两道细缝,嘴角往两边一扯,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我那天就是站在那里,被那个笑愣了整整三秒钟。
02
三天的口岸差事,我跟索菲娅对了两天半的账。
她的中文是自学的,说起来跌跌撞撞,遇到不会的词就用手比划,急了就夹几个俄语单词进来,然后自己又懊恼地皱眉头,嘀咕一句什么,再重新找中文词。
第二天晌午,我们在仓库外头的廊檐下歇脚,她从背包里掏出半块黑面包,掰开,递给我一半。
"你吃。"
"我不用,我带了干粮。"
"你吃。"她把那半块硬塞到我手里,语气不容商量,"我们维尔斯克,待客,要分吃的。不吃,是不礼貌。"
我只好接了,咬了一口,硬邦邦的,带点酸味,跟我们这边的白面馒头完全两个路数。
"好吃吗?"她问,眼睛亮亮地盯着我。
我实话实说不出口,含混说:"挺……挺特别的。"
她噗一声笑出来,说:"你不喜欢。我看出来了。"
"没有——"
"不用骗我,"她摆摆手,一点不在意,"我也不喜欢你们的白菜汤。太淡了,像喝水。但是我喝了,因为你们给我,是心意。"
她在旁边看了我一眼,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个好人。"
我差点把面包噎住,抬起头,"你怎么知道?"
"你核对账单,三次,每次都一样的答案。"她伸出三根手指,"认真的人,不会骗人。"
第三天,我要回去了。货运班车停在院子里,我背上帆布包,转身,冷不丁一回头,看见索菲娅站在仓库门口,靠着门框,手插在腰带里,就那么看着我。
我冲她点了个头,算是道别。
她没动,就盯着我看,然后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俄语,我一个字没听懂。
我问旁边的翻译小李:"她说啥?"
小李挠挠头,小声告诉我:"她说……下次见面,你请我喝中国的白开水。"
我愣了两秒,回过头,索菲娅已经转身进了仓库。
下次见面,来得比我想的快。
一个月后,厂里又派了一批调拨任务过去,科长老魏问谁去,我还没开口,自己的手就先举起来了。
老魏看我一眼,说:"白开水卫国,你平时最不爱出差的,今天这是转性了?"
我说:"口岸那边的账我熟,换人还得重新交接,麻烦。"
老魏想了想,点头:"行,就你。"
这回索菲娅像是知道我要来一样,第一天早上就出现在仓库门口,手里端着两个搪瓷缸子,走过来,把其中一个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白开水。热的。
她一脸认真地说:"上次,你请我吃面包。这次,我请你喝水。扯平。"
我端着那搪瓷缸子,说不出话来,只好闷头喝了一口。
她看着我喝完,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去清点货物,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耳朵根子发烫,也不知道是热水烫的,还是怎么的。
就这样,你来我往,前前后后我又跑了四五趟口岸,账单核了一遍又一遍,白开水喝了一缸又一缸。
等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是第六趟回程的车上了。
我坐在闷罐车的角落里,膝盖上压着帆布包,外头天黑,车厢里只有两盏昏黄的灯,晃来晃去。同行的老张在旁边打呼噜,我却睡不着,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索菲娅那双浅灰绿的眼睛。
03
我娘是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人。
那是1975年入冬后,我从口岸回来,刚进门,我娘就从灶台后头伸出脑袋,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眯缝着眼睛说:"卫国,你脸色不对。"
"哪不对了?"
"红。"
"风吹的。"
"风吹的,"我娘把锅铲在锅沿上磕了两下,"风能把人眼睛吹亮?你那眼睛,亮得跟猫儿一样,你当我老眼昏花看不出来?"
我放下帆布包,在炕沿上坐下,说:"娘,我跟你说个事。"
我娘把火压小,擦了擦手,坐到我对面,正了正神色,"说。"
我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口岸那边,有个……苏联来的女同志,我们对了几次账,这个人……"
我娘没等我说完,眼睛就瞪圆了,"苏联的?!"
"嗯。"
"女的?"
"嗯。"
我娘盯着我,足足盯了有十秒钟,然后一拍大腿,炸了:"卫国!你可长点心吧!那是外国人!你脑子叫驴踢了?!"
"我就是跟你说说,还没——"
"还没啥?!你那眼神儿我还不认识?!你小时候看见谁家的小花猫,眼神就是那样!那是喜欢!"
我沉默了一下,说:"她人很好。"
"好!外国的月亮还圆呢!"我娘站起来,在地上转了两圈,又坐下来,压低嗓子,"卫国,娘跟你说,这种事,你不能往深了走,听见没有?门不当户不对,还是两个国家的人,能成什么事?弄不好,你连工都上不成!"
我没说话。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娘又盯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你这个闷葫芦,说了也是白说。"
她说对了,说了也是白说。
那之后,我又去了两趟口岸。
第八趟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坐在候车的木板凳上,等班车,索菲娅站在廊柱旁边,斜靠着,不说话,就陪着我等。
车快来的时候,她忽然开口,问我:"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啊?"
"喜欢的人,"她又说了一遍,"心里放着的那种。"
我的心跳漏了半拍,干巴巴地说:"没有。"
"没有?"她把头歪了一下,看着我,"那你每次过来,为什么主动申请?"
我的耳朵根子又开始热,硬撑着说:"因为账我熟。"
她"哦"了一声,不再说话,就盯着远处的路,等车。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也没有。"
"没有什么?"
"喜欢的人。"她顿了顿,"以前有。在维尔斯克,一个工程师,后来他去了别的地方,就没有了。"
我偷眼看她,她的侧脸平静,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班车来了,我站起来背包,她送我到车边,伸出手,"再见,李卫国。"
我们握了手,她的手掌宽而有力,比我想象的要暖。
她说:"下次,你还来吗?"
我站在车门口,回头看她,说:"来。"
她笑了,那个笑,跟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来得猛,来得亮,能把整个灰扑扑的口岸都点亮三分。
1975年冬,我第十次去口岸,当天晚上,我跟索菲娅在仓库外头的廊檐下,对着一堆烂账单坐到了后半夜。
那天风大,仓库的铁皮门被吹得咣咣响,只有一盏灯泡吊在廊檐上,昏黄的光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她突然把笔放下,抬起头,直接问我:"李卫国,你喜不喜欢我?"
我的笔尖停在单子上,半天没动。
"你不用绕弯子,"她说,"我们维尔斯克的人,不绕弯子。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放下笔,看着她,说:"喜欢。"
她"嗯"了一声,然后说:"我也喜欢你。"
就这样,像两个人在核对账单一样,把这件事给确认了。
04
我跟索菲娅的事,在厂里炸开来的时候,我娘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
厂里的人,说什么的都有。背地里戳脊梁骨的,当面阴阳怪气的,还有几个好心的老师傅,把我拉到角落里苦口婆心地劝,说这条路走不通,劝我趁早收手。
说得最难听的,是我们车间的老孙头,一个五十多岁的倔老头,把我叫到仓库角落里,压着嗓子,一脸恨铁不成钢:"卫国,你小子是不是脑子叫猪油糊了?你知道这叫什么?苏联女人,那是好招惹的?人家能看上你,图啥?你有钱还是有势?"
我说:"老孙叔,你说话注意点,她不是那种人。"
老孙头把烟杆子往地上戳了一下,"我注意点?!我是为你好!你看看你,工资四十八块,住着漏风的平房,你娘还跟着你过,你拿什么养个外国女人?!"
"我们的事,不用你管。"
老孙头气得胡子都在抖,指着我说:"好,你硬气!等你哭的时候,别来找我!"
然后甩手走了,仓库里只剩我一个人,对着一排铁架子站了半天。
说不委屈,是假的。可那时候,我就是认定了这件事,谁来说都没用。
我娘最终还是妥协了。
那天她把我叫到屋里,把门带上,一脸严肃地坐到炕边,沉默了很长时间,才开口:"卫国,你是铁了心了?"
"嗯。"
"她愿意跟你在这边过?"
"问过了,愿意。"
我娘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把人领回来,我看看。"
我抬起头,"娘——"
"看看,"她摆摆手,语气硬里带软,"不看,我不放心。"
我把索菲娅带回来的那天,是1975年的年底,天刚冷透,院子里的老槐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顶着灰天,院子里冷清得很。
索菲娅穿着她那件军装,头发编了两股辫子盘在脑后,手里提着一包用报纸裹着的东西,站在院门口,低头冲我娘说了一句中文,每个字都咬得很用力:"阿姨,你好。我是索菲娅,我来,拜访你。"
然后,她把手里那包东西递过去,报纸打开,是一块腌制的熏鱼。
我娘接了,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抬起头,把索菲娅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最终叹了口气,说:"长得倒是周正……就是高了点,跟卫国站一起,显他矮。"
索菲娅没听懂,转过头问我:"她说什么?"
我说:"她说你长得好看。"
索菲娅冲我娘笑了一下,我娘被那个笑弄得怔了一瞬,扭过头,嘟囔了一句:"进来吧,都站门口干啥。"
那一年春节前,我们扯了结婚证。
厂里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我一个字没往心里去。结婚证是两个人的事,管旁人说什么。
婚后,我们就住在那间低矮的平房里,里外两间,外间搁杂物,里间是卧室,另外隔了个小灶台。
索菲娅这个人,在口岸时看着雷厉风行,到了家里,才知道她有多认死理。
头一天进厨房,她就要接管灶台,把我和我娘全轰了出去,然后在里头叮叮咣咣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端出来一盘子说不清是炒还是炖的菜,表面上看着是白菜,但颜色和气味,完全不像白菜该有的样子。
我娘坐在桌边,看着那盘菜,沉默了很长时间,才问:"这是……你们那边的做法?"
"是,"索菲娅点头,很认真地介绍,"我加了我们的调料,还有红莓酱。"
我娘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咀嚼了半天,表情极其复杂,最终把那口菜咽下去,说:"嗯……挺特别的。"
这是我娘这辈子说过的最外交辞令的一句话。
我夹了一口,酸、咸、甜、一股子怪味,全撞在一起,往舌头上一落,眼泪差点没下来。
索菲娅期待地看着我,"好吃吗?"
我想起第一次在口岸,她把黑面包塞给我,然后说"我也不喜欢你们的白菜汤,但我喝了,因为那是心意",就咬咬牙,把整碗饭扒拉进去,说:"好吃。"
她眼睛一亮,说:"那下次我再做!"
我娘在旁边,把脸转向窗户,悄悄咽了口唾沫。
就这么着,索菲娅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嵌进了这个低矮的平房里。
她跟着厂里的女工学绣花,学了三周,把一朵红梅绣在了旧军装的袖口,针脚密实,颜色鲜亮,把几个一起绣花的老大姐都看直了眼。王大姐凑过来,捏着袖口翻来覆去看,说:"这手艺,比我绣了二十年的还扎实,你这是哪里学的?"
索菲娅认真回答:"我跟你们学的。"
王大姐说:"我教你的时候,你才学了几天啊!"
索菲娅说:"我用劲儿了。"
她做什么都这样,不到弄明白不撒手。学饺子,学了十几次,最后把馅料揉得稀烂,皮子捏得歪歪扭扭,往锅里一下,全破了,满锅面糊汤,她捞着碗里往嘴里送,说:"味道对了,形状再练。"
我娘坐在旁边,看着那碗乱炖,实在忍不住,说:"闺女,你这包的叫饺子馅汤。"
索菲娅完全不介意,说:"那也是我包的,心意一样。"
我娘没法说她,只好叹气。
那六年,说起来不长,可在我这里,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分量。她闹过,笑过,哭过,跟我在灶台边上拌过嘴,在被窝里和好,在下雪天的院子里一起推了辆漏气的自行车去修,在厂里分了三斤糖果,她把那袋糖藏在柜子最深处,每次就拿一颗,说要"省着甜"。
那六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不平的六年,也是最踏实的六年。
05
1981年的秋天,那封电报来了。
那天我还在仓库里清点出库单,跑腿的小徐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把一张电报纸塞到我手里,说:"卫国哥,你家的,口岸那边转过来的。"
我接过来一看,电报是从苏联边境发来的,经过几道转手,纸边已经皱了,上头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汉字——
"母病危,速回。"
就这五个字。
我拿着那张纸,在仓库里站了半天,然后把出库单往架子上一搁,转身往家跑。
索菲娅那时候正在灶台边切菜,听见动静回过头,看见我的脸色,手里的刀放下了,说:"怎么了?"
我把电报递给她。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整个人的脸色就变了,刷一下白了,把那两个字念出来,声音很低:"娘……病危……我要回去。"
"嗯,"我说,"我托人问问,看口岸那边怎么安排。"
"我现在就要走,"她把电报纸握在手心里,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头出现了我没见过的东西,不是哭,是那种忍着的慌,"卫国,我娘……她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那一夜,我们把家里的积蓄翻了出来,六年,一分一分攒下来的,1300块。
索菲娅看着那叠钱,说:"卫国,我借。我回去,把娘的事处理好,就回来,不会超过三个月,钱我还你。"
"还什么还,这是咱们的钱,你拿去用。"
"不行,"她摇头,"这是你和娘攒的,我借,我还。"
她就是这种人,非要说借,非要说还,软硬不吃,只认自己那套理儿。
我没再说什么,把钱点了点,装进她的包里。
走的那天是冬天,风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索菲娅穿着那件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袖口上那朵红梅的颜色还是鲜的。她站在货运班车旁边,冲我娘鞠了一躬,说:"阿姨,我去去就回,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乱吃饭,他一个人做饭,放盐不知道轻重。"
我娘眼眶红着,扭过头去,说:"知道了,快走吧。"
然后索菲娅转过来,站在我面前,抬手,把我的领子往上扳了扳,低头看了我一眼,用那双浅灰绿的眼睛,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像是在记什么。
"李卫国,你等我。我一定回来的。"
然后她上了车,头也不回。
三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
六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
我托了人,托了又托,往口岸那边问,往上头问,全都没有回音。
厂里的人开始说闲话了。
有一天,老孙头在食堂找到我旁边坐下,压低嗓子说:"卫国,早跟你说过,这条路走不通。现在呢?人和钱,全没了。1300块,那是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我跟你说,那钱,你就别想要回来了。"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端着碗,换了个位子。
老孙头在后头叫:"你别不服气,我是好意!"
我一个字没回。
我娘那段时间,不知从哪打听来,说附近有个寡妇,二十八九岁,带个孩子,人老实,愿意说亲,让我见一面。
那天晚上,我娘把这话跟我说了,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我放下手里的书,说:"娘,不用。"
"卫国——"
"娘,不用,"我重复了一遍,"我等她。"
我娘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眼眶红了,扭过头,对着墙说:"你等,你等,等一个没影儿的人,等到什么时候?"
"等她回来。"
我娘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不再说话了。
一年,两年,三年。
那1300块,像一块石头,压着我,也压着这间低矮的平房。
我写过信,往口岸那边转,往她说过的维尔斯克那个地址寄,全都没有回音。我跑过口岸,托过当时协作组的人打听,对方只说不知道,联络渠道也断了。
那三年,我没找过任何人,没相过任何亲,每天仓库、食堂、平房,三点一线,日子又回到那种死水一样的平,只是这次,连褶子都是疼的。
第三年入秋的时候,我娘病了一场,发了半个月的高烧,把人烧得脱了相,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卫国……娘不怪你等……就是怕你,等白了……"
我握着她那只枯瘦的手,说:"娘,你别说了,好好养着。"
"你跟娘说实话,"她喘了口气,"你还信她回来吗?"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风把枯叶刮得哗哗响,屋里的灯光昏黄,把我娘的脸照得又老又薄。
我最终说:"信。"
我娘闭上眼睛,没再说话,两行泪从眼角淌下去,滑进枕头里,不见了。
就这么着,熬到了1984年那个深秋。
那天是个阴天,风把院子里的枯叶刮得到处跑,我娘在院子里扫叶子,我坐在里屋的窗边,对着一份出库单发呆,手里的笔已经停了很久,墨水在纸角洇出一个小黑点,越晕越大,我都没发觉。
外头突然传来动静,是轮胎压过枯叶的声音,然后是我娘拔高了的声音:"哎——这是……"
然后是一个沉稳的男声:"大娘,你好,请问李卫国同志在家吗?"
我放下单子,起身出去,推开院门,就看见一辆挂着县委牌照的绿色北京吉普停在门口,尘土还没落定。
从车上下来的,是县长本人。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年纪五十出头,我认识他——钟明远,前两年上任的县长,据说是个实在人。
他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往前走了两步,拍了拍我的肩膀,深吸一口气,说——
"卫国,今天专程来,是有两件天大的喜事要告诉你。"
喜事?
三年地狱一样的日子,哪来的喜事?
我的腿开始抖,手开始抖,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碎胸膛。
我娘扫叶子的扫帚掉在地上,也不捡,双手攥住门框,两眼直直盯着钟县长,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钟县长把我和我娘让进屋,自己在桌边坐下,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面上,两手按着,看向我,说:"卫国,先稳住。"
我站在桌边,腿还在抖,说:"县长,你说。"
他看了我一眼,把那个信封往我这边推了推,说:"这封信,是通过边境渠道辗转送过来的,送信的人说,这是你爱人托人带来的,让我亲手交给你。"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说不出来。
我娘在旁边,已经捂住了嘴,肩膀在抖。
县长点了点头,把信封递到我手里,沉声说:"打开看。"
我低头撕封口,手抖得像风里的叶子,撕了三回才开了口子。
里头滑出来几样东西,最上头是一张对折的信纸。
我展开一道缝,就看见了那笔迹——横不平竖不直,是她攥着钢笔一笔一划硬憋出来的汉字,歪歪扭扭的,可我每一笔都认得清清楚楚。那是索菲娅的字。
我娘凑过来,喉咙里像卡了根鸡毛,声音发抖:"儿啊……上头写的啥?"
我把信纸整个展开,眼睛扫过头几行,整个人一下僵住了。
我娘感觉到了不对,揪着我袖口的手猛地又紧了紧:"卫国……写的啥?"
我一个字也答不上来,只是慢腾腾地抬起头,望向对面坐着的县长,嗓子哑得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县长……这上头写的……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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