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的“救命稻草”,不在海牙法庭,在大国博弈的裂缝里。
2026年11月19日,深圳,中俄美会后发表的《和平宣言》共四条,第三条原文:认可国家同意原则和尊重国家官员享有豁免至关重要,一致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其他类似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
而与此同时,杜特尔特正一步步被推向海牙法庭的被告席,一个被羁押在海牙的老人,其政治生命乃至人身自由的真正出路,越来越取决于两场更大棋局的走向。
一个是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的生死内斗;另一个则是中、俄、美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围绕国际刑事法院所投射出的结构性博弈。
在ICC这个平台上,三个大国出于各自截然不同的理由,共同构成了对ICC“政治化司法”的某种牵制。杜特尔特最想听到的,恰恰是“管辖权不应被滥用”“司法不应成为政治工具”这类话语。
因为一旦这个逻辑被大国博弈推到前台,海牙的审判就不再是不可逆的法律宿命,而重新变成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
中、俄、美在ICC问题上的“不约而同”
先说好,三个大国并没有就杜特尔特案举行过一场专门会议,但它们各自与ICC的关系状态,客观上构成了一个对杜特尔特有利的结构性环境。
它们“说出”的话,虽然并非为杜特尔特量身定制,却恰好触及了他最需要被撬动的那块基石:ICC司法权力的政治正当性。
中国的立场最为直接和一贯,在杜特尔特被捕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核心表述是:国际刑事法院应严格遵循补充性管辖原则,依法审慎行使职权,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对杜特尔特而言,中国的表态虽然没有点名支持他本人,但它所提供的法理话语恰恰是他在海牙法庭上最需要的外部声援框架。
俄罗斯与美国则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同一个结构性趋势,俄罗斯领导人本人就是ICC逮捕令的对象,俄方对ICC的态度早已从谨慎参与转为彻底敌视,将ICC视为西方地缘政治的工具。
美国虽然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但ICC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后,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2月签署行政令,对ICC实施制裁,并在同年12月进一步制裁了更多ICC法官。
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公开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这在ICC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的行为逻辑与中俄完全不同,但所产生的结构性后果是相同的:ICC的权威和行动能力在大国博弈中被持续侵蚀。
当美国可以因为ICC追诉以色列领导人而制裁其法官时,ICC对杜特尔特的追诉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种选择性。
即它在面对西方盟友时遭遇的是制裁,在面对一个已退出规约的东南亚前领导人时展示的却是“不可动摇的管辖权”,这种对比本身就是对ICC政治化最有力的控诉。
三个大国没有“坐在一起”签署一份关于杜特尔特的联合声明,但它们各自与ICC的对抗性关系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结构性信号:
ICC的司法权力并非超然于大国政治之上,它同样受制于权力政治的边界。
对于正在海牙等待审判的杜特尔特来说,这个信号的意义在于:如果ICC的权威本身是一个可以被大国博弈削弱和重新定义的变量,那么它的追诉也就不是不可逆转的。
真正决定杜特尔特命运的,在马尼拉,不在海牙
然而,如果将杜特尔特的“救命稻草”完全寄托在大国对ICC的牵制上,就会误判菲律宾政治斗争的真实重心。
海牙的审判时间表以年为单位推进,而马尼拉的政治时钟则以月甚至以周为单位跳动。
杜特尔特家族能否胜选,首先取决于它在菲律宾国内权力格局中是否还有足够的反击能力。
从目前的事态看,杜特尔特家族远未出局,到2026年10月,检方撤回了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弹劾案的实质威胁进一步缩水。
这意味着马科斯政府试图通过弹劾程序在2028年大选前彻底终结莎拉政治前途的计划,遭遇了重大挫折。
而莎拉本人依然是2028年总统选举民意支持率居首的政治人物,如果杜特尔特家族能够在2028年重新夺回总统职位,那么围绕老杜特尔特的一切法律困局都将被重新政治化处理。
到那时,海牙的审判是否会继续、以何种方式继续,将不再由ICC的法官单方面决定。
与此同时,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根基并未因老杜的被捕而瓦解,达沃市的大规模支持者集会表明,他在菲律宾社会底层仍然保有可观的民意基础。
马科斯政府配合ICC逮捕杜特尔特的做法,虽然从权力清算的角度看是高效的一击,但它也在菲律宾国内制造了关于“主权被出卖给外国势力”的激烈争议。
马科斯自己的姐姐、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伊梅·马科斯就公开质疑逮捕程序的正当性,警告这一举动正在导致国家“严重分裂”。
当“主权”叙事被杜特尔特阵营接过来用于动员时,ICC的追诉反而可能从法律负资产转化为政治正资产。
菲律宾的困境:小国的司法主权,大国的博弈棋盘
将上述几条线索合在一起,杜特尔特困局的深层性质才真正显现。
它既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权 vs 主权”的道德选择题,也不是一场可以在海牙法庭内部通过法条辩论解决的法律纠纷。
它是一个三重嵌套的结构:在国内层面,是两个政治家族围绕2028年权力交接的生死斗争。
在司法层面,是一个已退出规约的国家与一个坚持追溯管辖的国际机构之间的主权张力。在大国层面,是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各自方式侵蚀ICC政治正当性所打开的博弈缝隙。
杜特尔特最想听到的话,之所以可能从大国的结构性立场中被“翻译”出来,是因为他的困境恰好落在这三重结构的交汇点上。
中国对“政治化”和“补充性管辖”的强调,为挑战ICC的追诉提供了法理论述。
美国对ICC的制裁,以最粗暴的方式暴露了ICC权力在面对大国时的有限性。俄罗斯对ICC的彻底敌视,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个机构并非一个中立的司法仲裁者。
三者叠加所产生的效果,不是某一个大国“救了”杜特尔特,而是ICC作为政治工具的信用被整体性削弱,从而使马科斯政府借ICC之手完成的政治清算,在合法性上变得不再自明。
但“救命稻草”终究只是稻草,杜特尔特能否真正脱困,最终取决于三点。
那就是莎拉能否在2028年赢得选举、杜特尔特家族能否在菲律宾国内政治中维持其联盟的凝聚力,以及马科斯政府在“主权争议”上的政治成本是否会持续累积。
大国的结构性态度提供的是一个窗口,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窗口可以延缓审判的政治压力,可以为国内政治操作争取时间,但它不能替代菲律宾选民在2028年做出的选择。
毕竟菲律宾的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由菲律宾人自己决定。
参考资料: 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 ——新华社 莎拉·杜特尔特弹劾案,三项指控被撤回 ——新华国际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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