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年间,长安城里有一位新科进士,刚刚登科,便带着题诗的红纸走进平康里。那里是长安著名的歌伎聚集之地,文人士大夫常来宴饮。这个人不是来避雨,也不是来寻访名士,而是专程让众人知道:自己中了状元。
他的名字叫裴思谦。
《唐摭言》等笔记记载,裴思谦出身富贵之家,家族中不乏做官的人。他本人喜欢诗文,也颇有功名心,只是文章才华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出众。唐武宗即位前后,朝廷大权长期被宦官把持,科举取士也难免受到权势和金钱影响。
当时最有势力的宦官之一,正是仇士良。
仇士良并非普通内臣。他掌握神策军,能够左右皇帝废立,在朝廷中拥有极重的分量。裴思谦看准了这一点,送上厚礼,终于得到仇士良的照应。关于具体钱数,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功名并不是单凭文章取得。
消息传出后,裴思谦没有选择低调藏身,反而把这件事当成了值得四处展示的资本。他写下一首《及第后宿平康里》,随后来到平康里,将诗作张贴或分送给人观看。
诗中有一句:“银缸斜背解鸣珰。”
文字不算高雅,甚至带着几分炫耀意味。所谓“及第”,是科举登科;“平康里”,则是长安城北与歌伎居处有关的街区。一个新科功名之人,刚刚取得身份上的跃升,便在这样的地方题诗留名,多少显得急切。
有意思的是,裴思谦并没有把诗写得含蓄深沉。他写的就是自己的得意:考中了,住进了平康里,还要让来往之人都知道。这样的文字,放在名篇如云的唐代,谈不上精工,却因为题材特殊,反而被后世反复提起。
这件事之所以能发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唐朝中后期,宦官势力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唐玄宗时期,高力士深受宠信,但高力士与后来掌控禁军、干预废立的宦官并非一回事。真正让宦官势力形成制度性影响的,是神策军长期由宦官统领。掌握禁军,便意味着他们不仅能传达诏令,还能左右皇帝身边的安全。
唐宪宗在位后期,宦官之间已经开始彼此争斗。宪宗于元和十五年,即820年去世,其死因在史籍中留下疑云,王守澄等人后来成为朝廷中的重要人物。唐敬宗即位后,沉迷游猎和击球,政局更加不稳。
宝历二年,也就是826年,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随后,王守澄拥立唐敬宗之弟李昂,是为唐文宗。皇帝竟死于宫廷内部,足以说明当时权力已经失去正常边界。
唐文宗并不甘心做一个受宦官控制的皇帝。他重用李训、郑注,准备削弱王守澄和仇士良等人的势力。李训、郑注表面上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盘算。二人先设法让王守澄失去兵权,随后王守澄病死,宦官集团内部的平衡被打破。
真正的决战发生在835年。
李训借甘露降临之名,诱使仇士良等宦官前往宫中查看,准备一举诛杀他们。可惜现场消息泄露,仇士良察觉异常后逃回神策军。禁军迅速反扑,李训、郑注以及众多官员遭到杀害,史称“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失败后,唐文宗彻底失去主动权。仇士良继续控制朝政,甚至能够决定皇帝的命运。裴思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功名,他的炫耀,并不只是个人性格张扬,也折射出当时功名与权势纠缠的现实。
然而,仇士良也没有真正笑到最后。唐武宗即位后,逐渐削弱他的权力。会昌年间,仇士良被罢免,后来死于家中,朝廷追削其官爵,并籍没家产。
裴思谦却没有因此受到严厉惩处,后来仍在仕途上任职,平安度过一生。那首写于平康里的诗,文章算不上绝妙,名声却因为这段特殊经历流传下来。唐代诗人很多,能把登科、青楼和炫耀功名写进同一首诗里的,裴思谦确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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