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与作家萧军谈到入党和任职问题。萧军没有顺势答应,反而直截了当地摇头。他说自己性情太强,像一匹不受束缚的野马,恐怕难以适应严格的组织生活。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闲谈。毛泽东看重的,正是萧军身上那股敢说、敢批评、不绕弯子的劲头;而萧军拒绝的,也并非对革命事业冷淡,而是对自身性格有清醒判断。
萧军原名刘鸿霖,因小说《八月的乡村》成名。鲁迅曾给予他重要影响,左翼文学界也早已熟悉这个来自东北的作家。不过,萧军并不满足于只做一名书斋里的文人。抗战爆发后,他一度想凭借早年在东北讲武堂学习过的经历,去山西参加抗日游击队。
1938年3月21日,萧军辗转抵达延安。刚到陕甘宁边区招待所,他便遇见了旧友丁玲。萧军原本只把延安当作前往五台山的中转地,对这里的政治环境也并不熟悉,更没有主动拜访毛泽东的打算。
丁玲得知此事后劝他:“既然到了延安,为什么不见一面?”萧军起初仍然推辞,认为毛泽东公务繁忙,自己不该打扰。后来,毛泽东亲自来到招待所与他会面,事情才发生变化。
那次见面给萧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没有摆出领袖架子,而是主动握手,询问旅途情况,还邀请他一起吃饭。简陋的饭桌旁,双方谈得坦率,萧军也逐渐意识到,延安并不是一个只讲服从、不容讨论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萧军的了解,并不止于一部小说。1936年鲁迅逝世后,萧军和萧红整理过鲁迅写给他们的信件,并发表文章加以纪念。后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讲话中引用了其中内容。萧军得知后颇为震动,因为他看见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理解,也感受到对文学青年的重视。
萧军由此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决定留在延安,以写作和文艺工作参加抗战。此后,他先后参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工作,也曾到西安、兰州等地活动。道路阻隔时,他带着家人绕道重庆,直到1940年6月,才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方面的帮助下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萧军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他对文艺工作中的某些现象看不惯,遇到分歧时容易急躁,说话也常常不留情面。争论多了,他甚至产生过离开延安、到外地工作的念头。
毛泽东没有简单地把这些言行归结为“个人脾气”。萧军准备离开前,曾写信谈到文艺界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回信劝他,不要把问题看得过于绝对,要有耐心,也要主动检查自己的弱点,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萧军读完信后,当夜赶到毛泽东住处,两人长谈。谈到文章不能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毛泽东提醒他,既然已有《文艺月报》,就可以把文章刊登在那里。这个办法很实际,也让萧军从憋闷中缓过神来。
毛泽东还请他继续收集延安文艺界的意见。萧军没有被安排进某个固定岗位,却承担了一项颇重要的工作:把不同方面的声音带来,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这种信任,也说明毛泽东看中的不是一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提出问题的人。
于是,才有了那句“改行怎么样”。萧军问改什么,毛泽东回答:“入党、当官。”萧军连忙拒绝,说自己不是适合做党员、做干部的材料,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性太强,像野马一样,恐怕连自己都难以约束。
话说出口,他很快察觉到语气过重。萧军并非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他只是担心自己的脾气会同组织纪律发生冲突。毛泽东看出了这一层,没有责怪,只说:“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份处理方式颇有分寸。既表达了期待,又没有强行施压;既指出问题,也给人留下选择的余地。萧军后来多次回忆这段交往,真正使他信服的,正是这种平等而坦诚的态度。
同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开幕,毛泽东还提议让萧军第一个发言。会上,萧军果然提出了尖锐意见,并同一些代表展开争论。会后他又想离开,妻子王德芬提醒他,既然有意见,就应该坐下来谈,不能动不动便拂袖而去。
萧军想起毛泽东信中的劝告,压住了性子。5月23日,座谈会闭幕,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萧军的意见未必全部被采纳,但被听见、被讨论,也被放在了整体文艺工作的框架中衡量。
会后,萧军仍准备外出考察,请毛泽东帮忙办理通行手续。毛泽东没有挽留不放,只写信说明会与有关方面联系。朋友之间的信任,恰恰体现在这里:可以劝,可以争,可以不同意,但不必用身份替代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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