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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思想与表达的夹层

作者 | 思想与表达的夹层,法学研究者

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较之具体事物之殊相,理论更能够总结提炼不同事物之间的共相。与此对应可以引到法学研究的三种选题。

PART.01

第一种选题:由殊相切入去挖掘共相

也就是由司法实践中某类问题的现实争议作为切入点,进入与之相关的理论展开分析。在知识产权法领域,这类选题往往以新技术或者产业形态所引发的法律适用争议作为切入点。

拿我个人最熟悉的著作权法来说(著作权法作为“技术之子”,本来也最典型),近年来引起热议的如下问题都是这一类的问题:

1.设置深层链接行为的著作权法定性问题;

2.内容识别比对技术的进步、短视频产业的兴起所引发的“平台责任”问题;

3.提供互联网点播终端服务的著作权法定性问题;

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当赋权、如果应当赋权那么赋予何种权利的问题;

5.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过程中,使用人类作品“训练”的著作权法定性问题;

6.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关的主体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的侵权责任问题;

7.网盘服务涉及的著作权侵权与否的认定问题……

这类选题是核心期刊最喜欢的,读者可试着统计,近10年特别是近5年里,核心期刊发表的著作权法论文中,以上述问题作为选题的文章占比如何。

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由这类选题方式所形成的文章,最容易制造出虚假问题乃至催生巨大的学术泡沫(但不是说前面列的这七个选题是泡沫,这些好歹是真的且有价值的问题)。且即便所研究的是真问题,学术价值也难免受到选题方式的限制,而难以达到后面所说的第二类选题方式的高度。

由于这一类选题的问题意识的落点是某类现实问题,因而其问题意识本质上关注的是殊相,而不是经过了充分抽象提炼的、与其他类型问题在理论深层上分享的共相,因而这类选题有这么几个特点:

1.选题所关注的往往是新现象。这很好理解,因为如果已经不是新现象,那么殊相之“殊”就会打折扣。

2.这类选题虽然最终需要诉诸规范分析、具有规范意义(如果没有规范意义,那么要么不法学,要么不是论文),但由于关注的是第一性现实中的“现象之新”,其问题意识之真就有如下前提:(1)规范分析层面的“问题之新”以事实判断上的“现实之新”是真实存在的作为前提;(2)事实判断上的“现实之新”能够传导到规范分析上的“问题之新”。

有鉴于此,选择这类选题的研究者本应当充分辨析这两点前提,如果这两点前提不成就,那么就放弃这个虚假选题。然而,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期刊发文关注引用量、下载量。对于“会火”的新现象、新问题来说,期刊发表研究这样问题的文章就会很“赚”,因为随后蜂拥而至的研究者在检索现有研究时,很容易检索到直接以此为选题的在先论文然后引用,这导致一堆“研究者”以期刊取向作为风向标,未经充分辨析上面两个前提就选择甚或是制造这类选题,随之制造在法学意义上选题虚假的文章。

3.假如这类选题中的某个问题确实基于实在的事实之新,这类选题的价值还会受限于其现实意义: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而言是否确实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是否具有现实紧迫的意义,很大程度关乎这类选题的价值。有些问题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不能说完全不真实,但是这些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的应用范围、于社会整体关系的重要性程度很弱。比如元宇宙、脑机接口,与之相关的产业和技术不能说完全是科幻,但这类事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十分罕见,这类问题引发现实法律争议的可能性也就更低,以此为法学论文选题的现实意义随之有限。

4.最后,即便这类选题之下的某个问题有扎实的“事实之新”依据,“事实之新”也能有效传导到规范分析上的新问题,这类选题自身的特点以及国内期刊所能给一篇文章提供的篇幅范围,也容易使其学术价值受限。这是因为,一个现实场景下的问题对应到规范分析上,可能牵涉到多个理论点,那么平均到每个理论点,在有限篇幅里和这类选题很强的现实导向之下,对每个理论节点的分析往往没有足够篇幅展开,特别是对于进入规范分析时所持“前见”的展开将十分有限,而实际上在理论上可能更进一步的空间也往往有限。

当然,在这类的问题意识之下,如果事实层面的“现象之新”扎实地存在,也对应着社会整体关系之中足够重要的利益,并且能传导到规范分析上的争议问题,那么这个选题的价值在现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和法学沾边的文章里,已经实属难得了。但值得思考的是,有没有相比于此,在学术研究的范式下,更具价值的问题意识?

PART.02

第二种选题:以理论节点为问题意识

发现更具价值的问题意识,需要首先重复一下一个说法:对于法学来说,较之只看某个具体事物式的研究,整体上可能更有价值的研究方式是通过提升光源的强度,让光源范围内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更亮,同时也能让很多原本在光源之外的东西进入光源的范围。

与之相对应的法学研究问题意识是:从多个真实存在的直面司法实践或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之中,找到能够统摄它们的那个理论节点,把这个理论节点的不足作为问题意识,猛攻这个理论节点,把学界对于这个理论节点的认识往前推进一步,让其“光源”强度变得足够使照射范围内的具体争议问题都清晰起来。

以体系化思维视之,体系化的重要特征是不断提取公因式,从多个东西里提取出的公因式往往储藏在表现为概念的思维节点里。概念的内涵较之外延,是共相较之殊相,共相就是被储藏在公因式中的东西。如果让某个法学理论体系里的基本概念变得更清楚,那么所有得以被涵摄于这个概念之下的类型化案件事实都将得到更清楚的规范评价。因此,一种具有较高价值的选题方式是找到法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以其模糊之处作为问题意识。

然而,这样最具价值的选题,核心期刊一般不喜欢。因为这样的问题意识所直接指向的是某个理论节点,而不是某个具体现实问题,它埋得太深,所能统摄的那些具体问题的直接研究者也就相对不容易检索到这样的文章,如果检索到了,由于这类选题与具体问题存在距离,引用以这类选题形成的文章的必要性也会相对“弱”。在以下载量和引用量为评价指标的体系下,这类文章在指标上非常吃亏。

况且,这类选题需要向前挖掘和展开的“前见”之路远比第一类选题要长,需要研究者静下心投入的思辨指数级大于前面那类期刊最喜欢的选题。在现在高校把更大数量的核心期刊发表、更短的考核期压给研究者的现状之下,这类成果的产出成本、容易导致研究者失业的风险也远大于前一类价值相对较低的选题。

PART.03

第三种选题:折中之道

那怎么办呢?如果既想相对提升法学研究选题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发表价值”),又不想那么容易在以学术为业的路上活不下去,就要采取法学经常采用的“甲说,乙说,我采折中说”的智慧,采取第三种选题方法:用一个第二类问题意识上的理论节点作为主问题意识,套着一个第一类问题意识上的具体问题,作为研究选题。

从形式上看,这其实就是把第一类选题的“谁切谁”倒个个儿,把“由殊相切共相”倒成“由共相切殊相”,只不过不像第二类选题那样充分发挥共相的价值去切多个殊相,而是随着点期刊和其他研究者的喜好,就切一个殊相,把这个殊相多说点。这样就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理论节点上集中深入的贡献、其他研究者容易检索并引用这篇文章的概率,以及期刊愿意发表这篇文章的概率。

这类选题最适合采取的标题表述方式是:《A(第二类问题意识下的问题)——以B(第一类问题意识下的问题)为例》。

由第一类选题进入第三类乃至第二类选题,在我看来是有志于读博并以学术为志业者必须完成的进阶。以学术为业的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分工来看,这样的进阶也更能实现法律共同体范围内投入于研究的合理分工:以学术为业的研究者关注于基础理论、方法论等较之具体问题分析而言的“前见”,而法律实务工作者中有学术偏好者带着前者贡献的“前见”与其从事法律实务所形成的对于规范、事实更熟悉的优势,展开具体的规范分析。在人工智能愈发深度介入社会的现下,这样的分工在理想状态下也更能突显高校研究的独立意义,我想这也是相对而言最不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法学研究。

当然,这些说的都只是选题层面的价值,而不是一篇文章完成后的实际价值。实际价值是由文章的完成质量决定的,而选题的价值只能决定文章可能具有的实际价值上限,但决定不了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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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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