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四川广安,一场刑事审判正在进行。
这不是一起复杂的案子:一起发生在乡村的故意杀人案,凶手与被害人同村,动机荒唐得近乎滑稽,手段却残忍得毫无余地。按常理,这样的被告人走进法庭时,多半低着头,或者红着眼。
但王帮用不是。
法警把他带进法庭时,他抬着头,胸挺得很直,眼睛扫过法庭里的每一张脸,没有躲闪,也没有悔意。那种神情不属于一个即将接受审判的人,更像是来赴一场跟自己无关的约。他身上的囚服、手上的戒具,与他的姿态形成了刺眼的反差——一个被彻底剥夺了自由的人,摆出了一副主宰者的架势。
审判长敲下法槌,宣布开庭。
按照程序,第一项是核对被告人身份、告知诉讼权利。这些机械而严肃的环节,本该是让一个普通人迅速意识到"事情严重了"的时刻。王帮用却从这一刻起,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不好好回答。问一句,他扯三句;问姓名,他扯到"你们凭什么抓我";问年龄,他反问"你们自己不会算"。声音一声比一声高,语速越来越快,法庭里原本肃穆的空气被他搅得发燥。审判长几次提醒他注意法庭纪律,辩护人也侧过身低声劝他"冷静一点,好好说话"——这本来是句救他的话,毕竟在法庭上态度恶劣,对量刑没有任何好处。
他却把这句劝告当成了挑衅的入口。
他猛地抬下巴,冲着审判席的方向甩出一句:"你有本事拿枪来打我啊。"
这句话在安静的法庭里落下来,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旁听席上有人低低地"嘶"了一声。法警下意识往前半步。审判长没有再跟他纠缠——与一个存心撒泼的人辩论,只会让庭审沦为闹剧,也会让程序本身失去尊严。
法庭直接进入下一项:宣读起诉书。
书记员/公诉人开始念。那些打印在纸上的字,一句一句还原了几个月前那个雨夜发生的事:凌晨、木棒、头部、草木灰、窒息。读到关键处,声音会不自觉地放慢。
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帮用做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的动作——
他闭上了眼睛。
不是低头,不是垂目,是把眼睛闭得严严实实,头微微后靠,做出了一副睡着的姿态。在一片宣读命案的声浪里,他闭着眼装睡。
这一刻的荒诞感,几乎超过了案件本身。一个人在法庭上装睡,是在向所有人宣告:你们说的这些,与我无关;你们审判的这个人和我,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个无理、无知、又无畏的男人,究竟做了什么?
故事的起点,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伏龙乡。
岳池是川东一个典型的农业县,伏龙乡更是其中再普通不过的一处乡村。丘陵、水田、砖房、晒谷场,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里留下的是老人、孩子,和一些被时间留在原地的人。谁家有几口人、谁家儿子在外头打工、谁家老屋漏了雨,彼此都清楚。这种熟人社会有一个特点:信息流通极快,而观念更新极慢。
王帮用,1973年生,就是这里的村民。
关于他的前半生,可以用几个词概括:小学文化、单身、外出打工、没赚到钱。
只有小学文化,意味着他很早就离开了课堂,识字不多,读不懂复杂的东西,却对"道理"有一种近乎饥渴的执念——越是解释不了自己的处境,越需要一个说法。单身,意味着他在村里缺少一个能把他拉回日常轨道的人,没有人会在他耳边说"你别想这些没用的"。外出打工多年,干的都是出卖体力的活,收入不好不坏,攒不下钱,也回不去家。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是会开始给自己找解释的。
为什么别人娶了媳妇,我没有?为什么别人盖了新房,我还在外头漂?为什么我一年干到头,手里还是空的?
如果把这些归因于"我不够努力""我运气差点",那还好,人还能往前走。但王帮用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把这一切,归到了一个看不见的、却可以被"算"出来的东西上:命。
他笃信算命。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形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一旦把某种玄学当成世界运行的规律,他会比常人更虔诚,因为他没有别的工具可以用来解释世界。
有一次赶集,他在集上买了几本讲算命、讲八字的书。集市的旧书摊上,这类书永远不缺——封面印着太极图,纸张发黄,字大行稀,标着"祖传秘法""一掌定乾坤"。对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人来说,这类书最好读,因为它的逻辑不需要验证,只需要相信。
书看完了,他又把目光转向了手机。那时候网络上的"测命""排八字"工具已经很多,输入出生年月日时,几秒钟就能给你一段断语:五行属什么,命里缺什么,贵人在何方,忌什么方位。这些东西的成本极低,反馈极快——你输入什么,它就回应什么,永远不反驳你。
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确认":它不检验你的假设,只负责把你的假设说得更像真的。
王帮用就这样,一遍一遍地算自己的命。
算到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是水命。
水命,在他理解的世界里,本该是可以流动、可以滋养的。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变好。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既然是水命,为什么我活得这么差?
答案在书里、在网页上都有现成的——因为命里有克星。
有了"克星"这个概念,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时代不公,不是我性格有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在专门克我。所有的不顺,所有的落魄,所有说不出口的委屈,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位置。
接下来,他只需要把那个位置,填上一个人的名字。
他填的那个名字,是同村的蒋元文。
蒋元文在伏龙乡有个更响的名号——"蒋半仙"。
在乡村社会,"半仙"是一种很微妙的存在。他不是神,也不是骗子,他是一个能替人"看看"的人:谁家孩子夜里哭,谁家老人病不见好,谁家要盖房动土、要出门远行,都会有人去找他问一句。他看八字、看日子、说吉凶,收点钱,也收点人情。
这种身份在村里是有分量的。它不来自权力,也不来自财富,而来自"他好像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
而这恰恰是最要命的地方。
王帮用算来算去,把自己算成了水命,把克星算到了蒋元文头上。为什么是蒋元文?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论"道行",论"名气",论"谁最像那个能隔着几十米影响别人命运的人",只有蒋元文。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邻居,这是一个对手。而且是一个级别比自己高的对手——他认定蒋元文是火命,而且道行更深。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荒诞逻辑:他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敌人,然后又给这个敌人设定了自己打不过的属性。
一个正常人到这里就该停手了。可王帮用没有停,他反而更认真了。既然打不过,那就必须找"办法"。
他的办法,是"天时地利"。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起案件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杀人计划,然后像一个准备考试的人一样,开始等天气。
他关注天气预报。不是随手看看,是天天看,反复看。他要等的是一场雨,最好是一场足够大的雨。
为什么是雨?
按照他自己的推算,火命之人,遇水则弱;雨天属水,凌晨阴气最重;而在凌晨一点到三点这个时辰,一个人的"道行"最弱。
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在雨天的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动手,他才"有机会"。
这句话读起来像笑话,但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它不是一个疯子在说胡话,而是一个人把一整套自洽的、荒谬的、却足以支撑他行动的体系,认认真真地搭了起来。当一个杀人动机被包装成"天时地利"的时候,凶手就不再觉得自己是在杀人,他会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事"。
这就是迷信在犯罪中最致命的作用:它把"我不能杀"改写成"我必须杀",并且给这个改写盖了一个章。
那段时间里,王帮用在村里看起来大概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他照常走动,照常说话,甚至在别人眼里,他可能只是一个有点古怪、有点迷信、不太合群的中年单身汉。没有人知道,他每天晚上抬头看天的时候,看的是别的东西。
他在等雨。
那一夜,雨下了。
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村里的灯全灭了。雨声盖住了很多东西——脚步声、开门声、屋里的动静。这是乡村雨夜特有的掩护:你以为四周很安静,其实所有的声音都被雨吃掉了。
王帮用带着一根木棒,摸进了蒋元文的家。
关于他是怎么进的屋、蒋元文当时是否已经熟睡,公开报道没有更多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被害人是在床上被袭击的——这意味着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也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木棒落在了他的头上。不是一下,是多次。
一个在睡梦中被反复击打头部的人,会经历什么,不必细说。真正让这起案件从"故意杀人"变成"恶性"的,是接下来那一步——
蒋元文当时还有呼吸。
王帮用没有就此离开。他把还在呼吸的蒋元文,从床上拖到了地上。
然后他去找来了草木灰。
在农村,草木灰是最不起眼的东西:灶膛里烧完的柴草留下的灰,扫出来,堆在墙角,用来肥田、用来洗东西、用来盖住一些不想被人看见的痕迹。它廉价、随手可得、无人留意。
他把草木灰兑上水,和成糊状,然后,一堆一堆地,堆到了蒋元文的头上。
口鼻被这种湿灰糊住,人是无法呼吸的。这个过程不需要多久。蒋元文就这样,在自己的家里,在雨声里,被一堆灶灰闷死了。
这个细节之所以让人久久不能释怀,是因为它带着一种可怕的"仪式感"。用木棒打死一个人,是暴力;而把灰和水和好,堆到对方脸上,看着对方慢慢停止呼吸——这不是冲动,这是程序。他按着自己那套荒唐的"法事逻辑",一步一步走完了全程。
在他的脑子里,这大概不叫"杀人"。这叫"破克"。
案发之后,警方介入侦查。
乡村命案有一个天然优势:现场封闭、关系简单、口供与物证容易互相印证。蒋元文死在自己家里,死因明确,嫌疑人范围很快就收窄到了同村的王帮用。证据链一步步收紧,他被抓了。
抓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公开报道没有细说。但从后续在审讯室里的表现可以推想——他并不觉得自己"完了"。
面对民警,他开始了他的胡搅蛮缠。
他的手段有三样,反复轮换着用:
第一样,是诅咒。他口出狂言,用各种恶毒的话诅咒办案民警,语气不是哀求,也不是辩解,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你迟早要遭报应"。这种话从一个杀人嫌疑人嘴里说出来,荒唐得让人发笑,但民警没有笑。
第二样,是装疯。撒泼、打滚、胡言乱语,演技浮夸到一眼就能看穿。他大概以为,只要表现得"不正常",就能把自己从"故意杀人"里摘出去——不正常的人,怎么能算蓄意杀人呢?
第三样,是沉默的对抗。问到关键处,他干脆不说话了,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问你的,我睡我的。
这三样东西,本质上是一件事:他在赌。赌警察拿他没办法,赌只要自己什么都不认,这案子就定不下来。
这套赌法,在很多案子里确实能拖住一段时间。但它有一个前提——嫌疑人得真的"什么都不在乎"。而王帮用不是。他心里有一个东西,是他在乎的,而且在乎得要命。
那就是他自己那套迷信。
民警看出来了。
一个在审讯室里什么都不怕的人,怕的东西一定在别的地方。他们转过头去审视这个人:小学文化,笃信算命,靠八字给自己定命,靠"克星"给自己找解释,连杀人时辰都要挑"火命最弱"的时候——
这个人的整个世界,是建在那套东西上的。
那么,如果让他去面对被他"破"掉的那个人呢?
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去现场,去蒋元文的尸体前,把你做的事,对着他说一遍。
这一招,正中要害。
王帮用的反应,和他之前所有的嚣张都不一样。他开始退。找理由,绕弯子,说些不相关的话,就是不肯往那个方向走。
他不敢。
不是因为怕尸体。一个能把湿灰堆到活人脸上、看着对方停止呼吸的人,不会怕一具尸体。他怕的是另一件事:在他的逻辑里,他杀的是一个"道行高深"的火命之人。他靠"天时地利"才勉强得手。那么在尸体面前,那个被他压制住的东西,会不会反过来找他?
这就是迷信最讽刺的地方:它给了你杀人的理由,却不给你杀完人之后的安心。你信它,就得连它的后果一起信。
他最终垮了。
在尸体前,在那种他自己构建出来的恐惧里,他那套"我什么都不怕"的壳裂开了。他交代了杀害蒋元文的全部事实经过——怎么算的命,怎么定的时辰,怎么等的雨,怎么进的屋,怎么动的手,怎么和的灰。
一套荒唐到近乎滑稽的杀人逻辑,就这样被完整地吐了出来。而这份口供,也成了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块石头。
案子办结了,人也被押上了法庭。于是我们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2019年9月29日,法庭。
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几乎是审讯室里那套的升级版:不配合、不回答、胡搅蛮缠、气焰嚣张。审判长和辩护人让他冷静,他回一句"你有本事拿枪来打我啊"。宣读起诉书时,他闭上眼睛装睡。
他大概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横",法庭就只是一个他表演的舞台;只要自己不承认这一切的严肃性,这一切就不算真的。
但法庭不是舞台。法庭是一个把所有东西都换算成条文、证据和后果的地方。它不跟人吵架,它只做一件事:把发生过的事,一条一条地对上法律。
宣读、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程序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表演一点一点失去观众。没有人再跟他争,没有人再劝他冷静。那种"我说什么你们都拿我没办法"的快感,在庄严的程序面前,一寸一寸地冷下去。
然后,到了宣判。
审判长站起来,宣读判决。
死刑。
这两个字落下来的时候,王帮用不再嚣张了。
他不再撒泼,不再耍无赖,不再闭眼装睡,也不再喊那句"你有本事拿枪来打我"。那个在审讯室里诅咒民警、在法庭上装睡的人,在听到"死刑"的一瞬间,彻底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面对死亡、恐惧的普通中年男人。
面对死亡,毫无疑问他是恐惧的。
这种恐惧本身,构成了这起案件最后一个、也是最锋利的一个反差:他可以毫无障碍地夺走另一个人的命,却完全无法接受自己的命被拿走。在他的世界观里,别人的生死是可以被"算"、被"破"、被"处理"的;而自己的生死,是不能的。
不知道他在杀人那一刻,有没有想到被害人的心理又是怎样的。
蒋元文在那个雨夜被木棒击打头部、被从床上拖到地上、被湿灰糊住口鼻的时候,他的恐惧,和他后来在法庭上听到"死刑"时的恐惧,是同一种东西。
区别只在于:蒋元文的恐惧,没有人替他喊出来。
这起案子在卷宗里只占几页纸:一起乡村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作案动机源于迷信,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但它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不在那根木棒,也不在那堆草木灰。
而在于:这一切的起点,是赶集时买的那几本书,和手机上几秒钟就能生成的一段断语。
王帮用不是天生凶残的人。他是一个小学文化、单身、在外打工多年、没赚到钱的农村中年男人。他的处境里有真实的失意,有真实的无力感,也有真实的、没人倾听的委屈。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在现实层面被处理的——学一门手艺、换个地方、找个人说说话、甚至只是承认"我这辈子确实过得不容易"。
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失意交给一套不需要验证的解释,把解释交给一个具体的人,然后把那个人从"邻居"改写成了"克星"。
当一个人把命运的责任外包给玄学,玄学迟早会给他派一个敌人。
他视蒋元文为命中克星,就把蒋元文杀了。而他也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不是"报应",是法律。这一点上,因果非常清楚:他欠下的,是刑法上一条清清楚楚的人命账。
雨夜会过去,草木灰会被扫掉,村里的老屋还在那里。而一个人的命,和另一个人的余生,都停在了那个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辰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