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老刘把辞退通知书拍在我桌上那天,公司账上只剩不到四十万。

那是去年年底,腊月二十三,外面下着冻雨。老刘指着报表上那行刺眼的支出,手都在抖:“老陈,你看看,这三年光给梁松发工资就发了一百二十万,加上他那个独立实验室买的设备、耗材,前前后后砸进去快三百万了。结果呢?一篇论文没有,一个专利没有,连张能直接拿去车间加工的图纸都没交出来!现在全厂五十号人等着发年终奖,你告诉我,这钱怎么出?”

我坐在办公椅上,没说话,只是把那张打印好的辞退通知书往旁边推了推。

说实话,我心里也打鼓。

我开了十几年机械加工厂,主要给国内几家大型工程机械厂做配套,生产精密液压阀里的核心阀芯。前几年行情好,只要肯吃苦,闭着眼睛都能赚钱。

可从五年前开始,行业洗牌,高端市场全被德国和日本的品牌垄断了。我们自己做的阀芯,装在机器上,高压高速运转不到五百个小时,就会因为微小的热变形卡死,只能卖最低端的便宜货,利润薄得像刀片。

为了活下去,四年前我咬牙决定搞研发,想把这道“卡脖子”的工艺啃下来。

梁松就是那时候招进来的。

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的博士,来面试的时候三十二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羽绒服,背着一个拉链坏了一半的双肩包。他原本在北方一家国企研究院待了两年,人太轴,不会拍马屁,也不肯在没验证过的数据上签字,最后待不下去辞了职。

我当时去人才市场转了半个月,好不容易经朋友介绍见着他。聊了两个小时,我发现他虽然话少、不善言辞,但一说到金属热处理和疲劳磨损,眼睛里是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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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场拍板:年薪四十万,外加单独隔出一间实验室,设备他随便挑。

那时候,连我合伙人老张都觉得我疯了。一个小私企,哪有这么养博士的?可我觉得,读书人讲体面,给足了钱和空间,总能出活。

结果,这活一等就是三年。

第一年,梁松几乎没碰过设计软件。他每天穿着沾满机油的工装,往车间最脏最热的淬火炉旁边一蹲就是半天。车间里的老师傅干活,他就在旁边拿着红外测温仪和秒表记数据,也不说话,记完了就捡一堆报废的铁疙瘩回实验室。

年底总结,老张问他进度,他推了推眼镜,老老实实地说:“以前的工艺底子太乱,我今年主要是在摸清咱们现有材料的脾气,还没法出方案。”

第二年,他找我要了八十万,买了一台二手的高频疲劳试验机和一台金相显微镜。从那以后,实验室里整天嗡嗡作响,废品箱里的钢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厂里的风言风语开始传开了。车间的王师傅私下里跟人说:“什么哈工大博士,我看就是个骗吃骗喝的‘梁大仙’,天天拿咱们的废铁当宝贝,这钱扔水里还能听个响呢。”

我把这些话压了下去,找梁松吃过两次饭。酒过三巡,我试探着问他,哪怕先出个过渡方案,把阀芯寿命从五百小时提到八百小时也行,好歹让大伙儿看见点盼头。

梁松放下筷子,很认真地看着我:“陈总,八百小时没意义。德国货能做到两千小时,咱们做八百小时,客户照样不买账,改模具、调产线还得白花钱。要做,就得一步到位,把晶相结构彻底稳住。”

我听不懂什么晶相结构,只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咬着牙又撑了一年。

到了第三年年底,大环境彻底冷了下来。下游客户压价压得狠,回款周期越拖越长。老张因为梁松的事,跟我大吵了一架,摔门前丢下一句话:“老陈,你要是还养着这个大爷,年后我就撤股,这厂你自己玩吧。”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拿着老刘打印的那份辞退通知书,走到了厂区最角落的实验室门口。

门没关严,里面亮着一盏惨白的日光灯。我透过门缝往里看,梁松正趴在满是划痕的铁桌子上,手里拿着一把游标卡尺,对着一个切开的金属截面反复测量。他手边放着一个早就凉透的肉夹馍,咬了两口,油渍渗进了旁边的草稿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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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三年时间,他两鬓已经白了一大片,头发稀疏得厉害,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哪还有半点名校博士的风光。

我攥着辞退通知书的手,终究还是松开了。

我推开门走进去,把通知书塞进了自己大衣口袋里。梁松听见动静抬起头,眼神有点恍惚,反应了两秒才站起来:“陈总,这么晚还没走?”

我把桌上那袋凉透的肉夹馍拿起来,放进旁边的微波炉里转了半分钟,然后递给他,在旁边的破木凳上坐了下来。

“小梁,跟你说句实话。”我点了一根烟,没看他,盯着地上堆得高高的实验记录本,“厂里快撑不住了。账上的钱,最多够发完这个月工资。老张要撤股,财务天天逼着我裁人。”

实验室里安静极了,只有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滋滋声。

梁松握着温热的肉夹馍,手指骨节捏得发白。他低着头,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轻声说:“陈总,对不住。这三年,让你受委屈了。”

“我不是来听你道歉的。”我吐出一口烟,“我就想问你一句实在话,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出来?如果真是一条死胡同,咱们趁早停手,我也好给你结清工资,你去别的大厂,凭你的学历,找份好工作不难。”

梁松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声音不大,却异常笃定:“能。我卡在最后一个回火温度区间上,已经排除了九成以上的错误路径。陈总,再给我三个月。如果开春还出不来,我不用你辞退,我自己走。”

那天晚上,我回去跟老张喝了一顿大酒,把我自己名下的一套小房子抵押给了银行,贷了一百万出来,硬是把厂子的年关扛了过去。

转眼就是第四年的开春。

三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发愁。银行的利息单刚发过来,两个老客户又打电话说要缩减订单。我正揉着太阳穴,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梁松走了进来。

他还是穿着那件旧夹克,胡子拉碴的,眼底挂着浓重的黑眼圈,整个人看着像是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他手里什么也没拿,只捏着一张对折起来的A4纸。

看见那张纸的一瞬间,我心里猛地往下一沉。

我想,那大概就是他的辞职信吧。

我勉强挤出一点笑:“老梁,坐吧。是不是太累了?不行就先歇两天。”

梁松没坐,走过来,把那张对折的A4纸平平地放在我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