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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玖歌

近日,以严苛选品著称的胖东来,因一款宣传“原装日本进口”“日本生发科技”的卡蓓诺洗发水陷入风波。

面对质疑,胖东来与品牌方迅速晒出报关单和日本工厂视频,并起诉质疑者,但舆论持续发酵,争议已从“产地真伪”转向“套牌洋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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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深挖揭开四重争议:其一,品牌历史存疑。产品主打“SINCE 1992”,其日本商标却由中国公司于2019年才注册。其二,日本本土“查无此牌”。当地主流口碑社区及松本清等药妆连锁均无记录,亚马逊日本站唯一链接也是今年9月才仓促上架。其三,定价反超日本名牌,每100毫升约24元,大幅贵过资生堂、珂润及老牌防脱产品不老林。

其四,日常功效宣传屡踩红线。风波期间,其抖音旗舰店因宣称“抑制马拉色菌”被判“涉医功效虚假”封播三天。目前在知乎等平台上也已经出现了对于该产品宣称“生发”功效是否符合日本《药机法》的质疑。

面对这场风波,舆论场中最常见的叹息莫过于“胖东来也变质了”、“唉,修了”。但正如标题所言,作为一个现实企业,胖东来将来或许会随市场周期起伏甚至倒闭,却谈不上什么突然“变质”。将高溢价的“套皮洋牌”摆上货架,并非它背叛了某种道德初心,而恰恰是其既有商业模式运转的自然结果。

笔者认为,借着假洋牌风波,我们应当再次客观评价胖东来模式:既不必搞批倒批烂批臭那一套,也不应该护犊子拉偏架,胖东来之所以能成为席卷舆论的风潮,不是河南老伙能量巨大善于脑控,而是当下社会症结的体现。不是它的出现凭空创造了什么,而是它凸显了群众在经验生活中的空缺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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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不妨放下道德滤镜,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问题讲透:这套高福利模式的利润基础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今天被指责为“割韭菜”的风波,恰恰是这套模式运转至今的必然产物?

高福利从哪来?——小共同体的外部成本

过去几年,在互联网持续的“造神”氛围中,舆论场逐渐勾勒出一个颇具理想色彩的“胖东来神话”。客观地说,胖东来确实是一个福利非常优秀的小共同体,远超同行的薪酬、充裕的休假以及对员工尊严的维护,都是实打实的。但许多旁观者由此生发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梦:仿佛只要老板足够有良心、舍得分钱,就能凭空激发“效率工资”的魔力,像当年福特推行5美元日薪那样,靠提高服务水准就自然跑通“员工拿高薪、企业赚大钱、顾客得实惠”的完美闭环。

这种想象之所以容易落空,是因为人们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企业内部的福利分配是否优秀,与它在市场上与其他经济单位的外部交往,其实是两码事。

早在两年前,笔者与新潮老作者飞剑客合写的《“你不能只在过得不好的时候才想起你爹”》一文中,我们就曾提出过这一观察:胖东来约30%的综合毛利率与优渥的员工福利,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在许昌、新乡等地的区域市场独占——依靠先发优势形成的区域掌控力、在供应商面前的定价权以及自营商品的经营优势,获取了高于行业均值的超额利润,再将其反哺给内部的福利体系。

如果把情绪放在一边、回到理论层面,我们会发现一个颇具共识的判断:无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家企业若想长期向员工支付超越市场均衡价格的工资与福利,大概率需要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垄断”或“价格歧视”之上。

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商品价格会向边际成本靠拢,企业通常只能获得正常利润。线下商超是高度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精细服务与口碑带来的高周转、高坪效和低获客成本,固然能压缩费用率、推高净利率,但门店承载终有物理天花板,更无法解释远超同行的30%综合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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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靠运营效率就能凭空变出如此丰厚的毛利,在高度内卷的中国零售业,同行早就一拥而上把作业抄平,超额利润也会迅速归零。劳动经济学中的“租金分享理论”也通过大量实证指出:只有手握某种市场势力、能够将定价维持在边际成本之上以攫取“垄断租金”的企业,才具备长期支付工资溢价的底气。

若切换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垄断价格”的剖析则更为透彻——在缺乏颠覆性技术革新(即无法产生短暂的“超额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垄断价格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社会总价值,它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转移,即通过高于生产价格的定价,将消费者剩余或上游产业链的利润转移到自身账本上。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与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更进一步指出,现代垄断企业厌恶惨烈的价格战,它们更倾向于通过“销售努力”,包括品牌叙事、包装营销、极致服务等等来维持高加价率,“高员工福利”也是这套叙事中真实、但没那么真实的招牌。这两者在商业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也正说明了小共同体的内部温情与对外定价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关联。

落回到具体的货架经营上,这套价格机制的运作方式其实并不复杂。在商超里,可乐、米面、粮油这类价格高度透明的“标品”很难产生高溢价,它们主要承担稳住价格敏感型客群、聚拢人气的引流作用。真正能够支撑30%综合毛利率和高昂人力成本的利润来源,往往集中在消费者难以直观比价的非标品上,除了生鲜烘焙和自营产品,日化、美妆、保健品、厨具与红酒都是典型的代表。

在这里,不得不提国内消费市场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假洋牌”现象。从此前引发争议的“香港美诚月饼”“澳洲优思益”,到线上线下常见的各类“德国厨具”“法国红酒”,再到卡蓓诺背后和麦贺达集团旗下的一系列进口日化矩阵,它们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靠的正是“非标品+船货崇拜”的组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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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品本身就存在较高的成分与成本信息差,当它叠加了消费心理中普遍存在的“船货崇拜”,即倾向于将外文包装、海外血统与历史叙事视作高品质的背书时,商品就更容易卖出较高的价格。对于运作方来说,走通“国内公司海外注册商标+境外正规工厂代工+合法报关入境”的流程,既不触碰法律红线,又省去了漫长的研发投入,便能顺理成章地享受到可观的品牌溢价。

对于胖东来而言,承认它是一个善待员工的优秀小共同体,与客观审视它的外部性并不矛盾。当一家企业背负着刚性的高福利支出,又面临传统零售的效率边界时,它在结构上就对高毛利单品有着持续的需求。在自营研发能力有限、选品速度受限的约束下,套皮洋牌是成本很低、见效极快的一步。顺理成章地引入这类手续合规、溢价空间充足的“专供洋牌”,并借助自身的选品口碑将其顺利售出,本就是维持内部高福利运转的一种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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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风波所折射的,与其说是某家企业的道德滑坡,不如说是既要局部高福利、又幻想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乌托邦幻梦,在真实市场规律面前的自然破灭。

围墙能守多久?——三段小共同体的兴衰史

如果把视野从一家商超的账本拉长到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史,就会发现,依靠某种壁垒维系内部高福利“小共同体”的实践并不鲜见。在展开类比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一个前提:不同时代、不同体制下的小共同体,所依托的壁垒形式各不相同,有的靠行政保护,有的靠制度赋权,有的靠技术代差,有的则靠区域先发与品牌声誉;

我们也完全不必否认,这些共同体在鼎盛时期,确实为身处其中的普通劳动者提供过宝贵的尊严、归属感与生活保障。但历史反复印证的一点在于,只要一个局部共同体的高福利需要靠对外设置壁垒或攫取高额溢价来维系,这条路在宏观上往往很难走通。

第一面镜子,是1992年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前,国内依托单位制与地方保护主义运转的各类地方国企与集体工厂。在那个年代,许多效益尚可的厂矿曾是一代人心目中温暖的避风港。由于企业承担了分房、托儿所、子弟学校与公费医疗等全方位的兜底职能,职工缺乏后顾之忧,呈现出鲜明的低预防性储蓄与高消费信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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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不少企业将留存收益优先转化为内部职工的奖金、实物福利与公款消费,直接催生了当时颇为突出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剩”现象。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至1987年间,全国社会集团购买力从约279亿元迅速攀升至553亿元,四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增速远超同期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增长;到1988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约665亿元。

为遏制这种以单位小共同体为本位的消费膨胀,国务院不得不在1988年接连下发《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的紧急通知》与《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严控公款购置专控商品与滥发实物。

然而,这种内部温情与消费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诸侯经济”式的市场割裂之上。各地为了保住本地税源与厂内福利,常以行政手段限制外地烟酒、家电乃至原材料流入。画地为牢的保护虽然暂时护住了厂内的铁饭碗,代价却是产品迭代缓慢、质量参差不齐,以及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滑坡。

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明面亏损面已超过三分之一,1991年企业间互相拖欠的“三角债”规模突破3000亿元。当全国统一市场的浪潮拍来,靠围墙护住的厂办社会终究无力为继,那一代职工在转轨中承受的阵痛,至今令人唏嘘。

第二面镜子,是东欧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它们更直观地展现了“画地为牢、只关心小共同体”所带来的系统性困局。1968年匈牙利推行“新经济机制”后,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经营与分配自主权。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在《短缺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体制》中对此有过冷静的解剖:在“预算软约束”与父爱主义体制下,企业天然只关心自身小共同体的切身利益,倾向于将收益优先转化为职工的工资与福利(即“工资膨胀”),而把投资风险、产品短缺与通胀压力推给国家财政与外部社会。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实践则把这种小共同体逻辑推向了更深的境地。自1950年代起,尤其是1974年宪法确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后,工厂在法律上成为由职工自主管理、共享利润的封闭单元。经济学家本杰明·沃德早在1958年就通过“伊利里亚企业模型”指出过其中的内生矛盾:当决策权完全归属在职员工时,大家出于理性,往往只关心如何提高现有小共同体内部的人均分红与福利,既不愿将利润用于面向未来的长远技术投入,更不愿吸纳外部失业者来稀释人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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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演进印证了这一预判:到了1980年代,南斯拉夫的工厂与各共和国纷纷画地为牢,演变为彼此隔绝的地方与部门利益共同体,全国市场被严重切碎,陷入长期恶性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泥潭,国内官方失业率一度常年徘徊在14%以上,大批被挡在“小共同体”围墙之外的年轻人被迫远赴西欧打工。围墙之内有自治与温情,围墙之外却是排斥、割裂与整体经济的失血。

第三面镜子,离今天的消费者更近,便是本世纪初至2010年代那些凭借超额利润发放优渥福利的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它们凭借国企合资带来的行政保护、技术代差、品牌光环与市场准入壁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获取了丰厚的垄断租金,并在企业内部养出了薪资优厚、保障完善的员工群体。

这里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马克思指出,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天然具有追逐高额利润的本能;只要某个领域因为垄断或溢价形成了过高的利润落差,其他社会资本与利益主体就必然会循着利润的指引蜂拥而至,通过激烈的竞争去摊平这部分超额利润。当年的合资车企与外资巨头,多赚的每一分超额利润,本质上都是从中国消费者支付的高额溢价以及本土产业链的利润让渡中扣除的。

这里我们还只提到了正常超额利润,甚至都没有提到在A柱弯折、B柱侵入、断轴脱轴、机油乳化、狂烧机油,乃至铝换钢、黑心棉、泡沫防撞梁等一连串“中国特供减配”丑闻之下,依然加价提车、遥遥领先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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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块蛋糕过于丰厚、利润差距过于悬殊,它反而成了最强的催化剂,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本土资本、技术人才与产业链力量向这一赛道全力突围。随着中国统一大市场日益成熟以及国产新能源产业链的崛起,激烈的市场竞争迅速摊平了昔日的品牌溢价:主流合资品牌在华乘用车市场份额从巅峰期的近七成收缩至2026年10月的不足两成,曾经稳固的高福利小共同体,恰恰是被自己当年享受的过分超额利润所引来的竞争浪潮冲散,不得不面对降薪、裁员与产能出清的现实。

回望这三段跨越不同年代与体制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问题并不在于身处其中的管理者是否善良、员工是否勤勉。无论初衷多么美好,只要一个小共同体的优渥待遇依赖于画地为牢的局部壁垒或过高的外部溢价,它在温暖内部成员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向外部世界转嫁了成本;而悬殊的利润落差与外部累积的不满,又终究会催生出打破壁垒、摊平超额利润的竞争力量。历史从没有过终结,矛盾的运动推动着它不断前进。

而今天的胖东来,就是第四面镜子。它没有行政护城河,它的墙是二十年口碑垒起来的;虽然和前三面镜子的材质不同,墙外却是同一个正在流动的世界。

锁链上的花朵——市民社会里为何有造神运动?

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这样的胖东来,还让人们拥护,为什么大家其实都知道胖东来的东西不便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喜爱它?要理解这种社会心理,不能只看经济账,而要看到当下社会共同体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深层分裂。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曾直指现代社会的这种内在撕裂:资本主义将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分为二,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共环节被抽离为高悬于日常之上的“政治国家”,而人们每天置身其中的生产与生活,则被压缩为纯粹私利主导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就是个人私利的环节,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写下了极为透彻的判断:

“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对照当下普通人的劳动体验,这种撕裂随处可见:在抽象的公共叙事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与社会建设者;可一旦推开写字楼的玻璃门、走上流水线或是汇入外卖车流,普遍性便迅速退场,人被还原为孤立的私利主体与随时可替换的成本项,面对着冷冰冰的绩效博弈与彼此倾轧。

正是这种深刻的双重生活与身份落差,让胖东来呈现出一种近乎异质的对照:当现实职场充斥着无休止的加班与压榨时,胖东来每周二雷打不动闭店,把完整的休息还给员工;当无数打工人习惯了在客户刁难与上级甩锅间忍气吞声、把尊严折算进微薄绩效时,胖东来设立“委屈奖”,替劳动者撑起人格底线;当合同到期、随时“优化”、劳务派遣、“输送人才”与“35岁危机”让可预期的生活愈发稀缺时,胖东来用优渥的薪酬与充裕的年假,托起了一份体面而安稳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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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大家评价甚至维护胖东来时,并非在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实体,而是下意识地将其视作“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来寄托期盼,渴望它代表的经济保障、人格尊重与单位温情,这些恰恰是人天然希望在经验生活中得到肯定的东西。

我们当然承认,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对胖东来的“造星”带有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平心而论,相比于弱肉强食、一切皆可物化的纯粹资本主义伦理,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是更加进步的。我们无需贬损这份朴素的善意,胖东来本身也确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极致。问题只在于,局部的温情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庞大而复杂的实际问题,也难以在现代市场中独善其身。

有些人带着几分讥讽说:“又造了一个胖东来神。”对此,我们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甚至还要说重一万倍——就是造了神!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需要造神?正因为普通人在日常经验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劳动处于异化状态,才不得不将本属于自身的本质力量,悉数寄托到一家普通的超市上。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写: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

指出胖东来模式的局限,不是为了打碎幻梦后,再劝普通人转头去拥抱冰冷残酷的现实;恰恰相反,认清局部慰藉难以长久,正是为了让我们共同去拥抱真正扎根于大地的“现实的花”。现实正在呼唤一场新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只能立足于今天中国全新的现实土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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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现实的花——中国向何处去?

既然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依托局部壁垒维持的“小共同体”难以长久,那么,走出困局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演进与“普遍交往”的经典论述中寻找坐标。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深刻剖析过共同体形态与市场交换之间的消长关系。他写道:

“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

“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这段论断精准地道出了传统小共同体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过去的家长制关系、行会制度乃至带有浓厚人情色彩的封闭单位,之所以能够维系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恰恰是因为当时的交换范围狭小、地域彼此隔绝。一旦现代商业与交换价值席卷全国,这些靠围墙护住的旧式共同体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但马克思并未因此滑向对市场扩张的悲观或怀旧,紧接着,他在同一部手稿中勾勒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三大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旧的家长制共同体固然随着大市场的发展而没落,但更高形态的现代社会共同体,绝不是通过开历史倒车、退回“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阶段来寻回的;恰恰相反,它只能在第二阶段所开辟的普遍交往、普遍物质变换与全面联系中孕育并生长出来。

将这一历史坐标投射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应当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足够的清醒与自信。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中国已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统一大市场,商品、资本、劳动力与信息的流动在人类任何历史时期都不曾如此畅通无阻。

在这一宏大的普遍交往格局之下,中国亿万工农群众的命运早已不再彼此孤立,而是被紧密地焊在了一起,真正休戚与共。东南沿海出口订单的冷暖与工厂产线的起落,直接牵动着河南、四川、贵州等内陆省份的劳动力流动与当地工价;长三角、珠三角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链的每一次产能波动,都会迅速传导至中西部上游矿区、零部件配套厂乃至穿梭于全国干线的货车司机群体;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预期与电商物流的运转效率,同样直接决定着西北果农与西南山货种植户一年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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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大势无可阻挡。在这样一片广袤而高度联通的汪洋大海里,任何试图靠地域壁垒、品牌光环或法团式封闭管理来圈出一块“高福利自留地”的尝试,都无异于在大海中划独木舟,无论船身造得多么精致、船桨划得多么卖力,都终究无法隔绝大市场的潮汐。

在劳动力普遍流动、资本自由流动与生产资料自由流动的今天,靠筑起高墙来独善其身地维护个别群体、个别企业的利益,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在逻辑上也是本末倒置。恰恰相反,今天只有切实守住了总体劳动者的普遍利益,个别地区、个别企业劳动者的体面才能得到真正稳固的保障。

在今天,无底线的血汗压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唾弃,在一个要素高度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里,如果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行业为了短期产值而默许无底线的超时加班、克扣社保与压低底薪,这种不公不义绝不仅仅是当地几家工厂的孤立丑闻。它会借由全国性的资本逐利与商品比价机制,被人为压低的劳动力成本会迅速化作一把价格屠刀,反过来向全社会传导,逼迫那些原本遵守劳动法、善待员工的企业陷入恶性内卷,最终拉低全社会普通劳动者的薪资底线与生存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大市场中任何一个角落的不公不义,都是在实质性地损害我们全体民族同胞的共同利益。

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普遍法则:现代劳动者所在的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它“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中国的总体问题,只能通过总体方案来解决;在普遍交往的时代,每个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个别痛苦,不可能靠某一家企业的道德自律去独自消化,更无法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式的局部溢价来永久转移,只能在普遍的制度安排中得到真正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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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章最初的判断:胖东来作为一家商业企业,将来或许会在市场周期的起伏与大市场的冲刷中面临转型甚至倒闭,但它从未“变质”,它只是走完了特定市场结构下“小共同体”必然要走的路。我们对它既不必盲目造神,也无需苛责毁神。

真正需要我们直面的,是如何在承认大市场历史大势的前提下,去采摘那朵真正扎根于大地的“现实的花”,从制度与规则的各个维度真正重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将体制内外、劳资双方真正视为休戚与共的一家人,立明规矩、守牢底线,不再“吹黑哨、拉偏架”。

唯有当普遍的公平与尊严不再是某座孤岛上的稀缺品,而是这片广袤大市场的底色时,我们才能真正告别对“小共同体”的苦苦追寻,为全体民族同胞开拓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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