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父亲211妻子孩子没考上高中” 登上热搜,为了证明孩子是不是亲生的,甚至去做了亲子鉴定,本文就来聊聊亲子鉴定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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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亲子鉴定?法律解读

亲子鉴定,在诉讼语境下通常指向一个程序性问题:如何通过科学鉴定手段,确认或否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亲子关系异议缺乏明确的实体法依据,直至2021年《民法典》第1073条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制度,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

然而,实体权利的赋予仅是起点,真正决定当事人能否获得司法救济的,是鉴定的启动条件、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拒绝鉴定的法律后果等一系列程序规则。本文对亲子鉴定的法律程序作系统分析。

一、法律依据与诉讼程序

(一)实体法基础:民法典第1073条

《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该条从立法层面首次对亲子关系的确认和否认作出规定,直接体现了婚姻家庭编中贯穿的人伦正义与人本秩序等核心法理思想。

从诉讼构造看,该条确立了两种诉讼类型:确认之诉与否认之诉。否认之诉的适格原告限于“父或母”,此处的“父”应理解为婚姻关系中孩子的名义父亲,即法律父亲,而非生物学父亲。生物学父亲无权直接提起否认之诉,这一限定体现了法律对身份关系安定性的优先保护。确认之诉的适格原告则包括父、母以及成年子女,范围相对宽泛。

(二)程序细化:司法解释第3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对亲子关系异议之诉中的证据推定规则作出了细化。该条规定,父或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反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这一推定规则在继承案件中面临更为复杂的适用难题:被继承人已经去世,无法提取生物样本进行直接比对,亲子关系认定的证明标准以及与拒绝鉴定不利推定规则的衔接等问题仍存在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

二、亲子鉴定的启动程序

(一)申请与审查

亲子鉴定并非当事人可以单方启动的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若希望进行亲子鉴定,须向审理法院提交书面《司法鉴定申请书》,并附初步证据证明“确有鉴定必要”。法官在审查鉴定申请时,通常从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鉴定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对方配合度以及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一审查标准意味着,当事人仅凭主观怀疑不足以启动鉴定程序。法院在无相关证据而仅提出质疑的情形下,不应随意准许启动亲子鉴定,以避免对配偶和子女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二)鉴定机构的选定与采样规范

法院准许鉴定申请后,鉴定机构的选择原则上由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通常由法院通过摇号方式确定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应当同时持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和“法医物证鉴定”业务范围,且许可证需在有效期内。

采样程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要求。被鉴定人须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亲自到达鉴定中心现场,由专业采样人员提取检材。采样过程需拍照留存,被鉴定人须如实填写委托鉴定书、鉴定协议及检材登记表,并亲自签字按指纹。司法部有关亲子鉴定采样规范明确要求当事人本人到机构提取检材,确有困难的由机构指派人员现场提取,并禁止以邮寄方式替代现场采样。

(三)鉴定意见的质证与重新鉴定

鉴定机构完成检测后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须经法庭质证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申请鉴定人出庭进行解释说明,或申请重新鉴定。

重新鉴定的申请需满足法定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0条,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进行,以确保鉴定结论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三、举证责任与拒绝鉴定的法律后果

(一)“必要证据”的证明标准

亲子关系异议之诉中,提出鉴定主张的一方负有初步举证责任。所谓“必要证据”,并非要求原告直接提供亲子鉴定报告,而是指能够使法官对亲子关系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必要证据”应理解为足以使法官对亲子关系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而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在实践中,确认亲子关系一方通常可提交载明父母姓名的子女出生证明、双方微信聊天中讨论孩子的记录、一家三口的合照等;否认亲子关系一方通常可提交对方与他人在特定时段同居的证据、子女血型不符的医学报告等。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与推定规则

一旦原告提供了“必要证据”,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此时,对方当事人若否认原告主张,应主动配合进行亲子鉴定。若其无正当理由拒绝鉴定,法院可依据推定规则认定原告的主张成立。这一推定规则的实质是对举证妨碍行为的法律制裁——拒绝配合鉴定的一方,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适用推定规则时通常需严格把握以下条件: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且亟需抚养和教育;提出申请的一方已完成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被申请人提供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被申请人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

(三)不得强制鉴定原则

必须强调的是,亲子鉴定涉及人身权利,法院不得强制任何一方配合鉴定。民事诉讼中,亲子鉴定需要当事人自愿配合,法院不能强制采集人身样本进行鉴定。推定规则的适用,恰恰是在无法强制鉴定的前提下,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破解事实真伪不明的僵局。

四、单方委托鉴定的证据效力

实践中,当事人常常在诉讼前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此类单方鉴定报告的效力问题,是诉讼中的常见争点。

从司法实践看,未经对方确认、私下采样的鉴定报告,因检材来源无法溯源,法院通常视为“来历不明的证据”而不予认可。即便单方鉴定报告在技术上具有可靠性,若缺乏检材来源真实、机构权威、程序合法等基本要素,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供必要证据”这一推定前提。

然而,单方鉴定报告并非毫无意义。在原告提交单方鉴定报告并申请司法鉴定、对方无相反证据又拒绝配合鉴定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将单方鉴定报告作为“必要证据”之一,结合其他证据适用推定规则。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提交了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其与婚生子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被告不认可该报告但拒绝配合鉴定,法院最终认定原告关于不存在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

五、特殊情形与程序难点

(一)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

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可能成为阻却亲子鉴定的重要因素。法院会优先考虑鉴定行为是否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在个案中,若孩子年龄较小,频繁参与诉讼及鉴定可能对其心理造成创伤,或孩子患有中度或重度抑郁伴有自杀倾向,且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的,法院可能不准许鉴定申请。

对于未成年人参与鉴定程序,法律规定必须由其监护人陪同到场,全程参与核验与采样程序,鉴定前还需经监护人书面同意。若一方成年人明确拒绝配合,鉴定机构并无任何强制采样的权力。

(二)继承案件中的特殊难题

继承案件中,亲子关系的认定面临独特的程序困境。由于被继承人已经去世,无法在诉讼中提取其生物样本进行直接比对,亲子关系认定的证据基础较为薄弱。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鉴定报告主要包括非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亲子鉴定报告、非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亲缘鉴定报告以及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亲缘鉴定报告三类,能否据此直接认定自然血缘关系存在疑义。

此外,继承案件中非亲子关系主体的当事人是否有权提出亲子关系异议、亲子关系的变更是否以亲子关系异议之诉为必要前置程序等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三)欺诈性抚养的法律救济

当亲子鉴定结论证明子女非亲生时,受欺骗方除了可以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外,还可主张欺诈性抚养的损害赔偿。司法实践普遍将婚内出轨并生育他人子女的行为归入《民法典》第1091条离婚损害赔偿的“有其他重大过错”兜底情形,受害方亦可依据《民法典》第1183条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范围通常包括已支出的抚养费返还和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综合考量过错程度、抚养年限、当事人收入水平及精神状态等因素。

法律小结

亲子鉴定的法律程序,本质上是在血缘真实、身份安定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三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制度安排。《民法典》第1073条与司法解释第39条共同构建了“必要证据—拒绝鉴定—不利推定”的程序框架,既保障了当事人对亲子关系提出异议的诉讼权利,又通过严格的启动条件和举证责任分配防止了鉴定程序的滥用。然而,在继承案件中被继承人死亡后的鉴定难题、诉讼时效规则的缺失、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边界等问题上,现行制度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准确把握鉴定启动的证明标准、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充分评估未成年人利益因素,是代理此类案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