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人命,一辆只有交强险的货车,一笔四万块的丧葬费,和一个刚毕业就背上助学贷款的二十二岁姑娘。
这是西安李新银、钱顺凤夫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账本”。
车祸发生在清晨六点十分,天还没亮透,夫妻俩穿着工服骑着电动车往工地赶。
他们大概想着今天多干一点,月底能多拿几个钱。
可那辆重型货车没给他们这个机会。人送进红会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气息。
两个女儿从安康老家赶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赶上。
真正让这件事从“惨”变成“堵”的,是事后那一圈人转着圈说的话:找肇事者,找劳务,找分包,找总包。
每一扇门都开了一条缝,每一扇门后面都站着一个说“跟我没关系”的人。
小云三十岁,小萱二十二岁。
姐妹俩的老家在安康白河县冷水镇,父母都是农民,靠打零工供两个女儿读书。
父亲李新银在白桦林书香苑项目做外墙保温,干了二十来天。
把妻子钱顺凤也叫了过来,才干了十天。
十月二十一号那天早上,夫妻俩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出门。
元鼎路和明光路交叉口,一辆重型货车撞了上来。
肇事车没有停,开走了。路人打的110和120,等急救人员赶到,两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小云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还在安康。
她坐车往西安赶,八点多到红会医院,父母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
她后来拿到的那张急诊病历上写着,患者于三十分钟之前被路人发现丧失意识,呼之不应。
也就是说,撞完人之后,那辆货车连停都没停一下。
交警后来找到了车,控制了司机。
可司机家属在交警队协调下掏了四万块丧葬费之后,就再没露过面。那辆车,只有交强险。
处理完后事的第一轮奔波,是找工地。
她知道父亲是跟着一个陈姓工长干的活,工长把人带进场,工服是工地发的。
她去找陈工长,对方给订了一晚上宾馆,微信转了两千块钱,然后说自己也没办法。
她去找劳务公司的陈老板,对方在电话里说得很干脆:工人很自由,没人要求早上六点多来上班,你去找肇事者。
这句话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六点十分出现在去工地的路上,穿着工服,骑着电动车,这叫“自由”?
自由到连出了人命都可以用“没人强迫你早起”来切割。
可工地上的人都知道,外墙保温的活儿,天亮就干,天黑就收,工长一个电话,你就得准时到。
所谓“自由”,在用工方嘴里是一块随时可以抽掉的砖,砌墙的时候用你,塌了的时候先把自己摘出去。
小云后来把这条链子捋清楚了:总包是中建七局,外墙保温分包给陕西中天杰能,中天杰能又把劳务转包给陕西策越建筑劳务。
父亲是策越的陈老板手底下、经由陈工长介绍进的场。
她去找中天杰能,一个赵姓工作人员出面。
承认外墙保温确实是他们承包的,劳务确实是策越分包的。
但话锋一转:你们主要对接劳务公司吧。
活是我包的,人是你管的,钱是我赚的,责是你担的。
这条链子在挣钱的时候一环扣一环,在担责的时候每一环都成了断头路。
十一月十一号,记者陪着姐妹俩去了项目门口。
门卫登记完,人拦在外面。报警之后,中天杰能那个赵姓工作人员才出来说了上面那番话。
姐妹俩想的是让工地协助做一件事:证明她们的父母在这里上班,证明那天早上是去上工的。
就这么一件事,跑了一圈,没有人愿意落一个字。
小萱今年七月刚毕业,身上背着三万多的助学贷款。
父母没了,贷款不会没。肇事方掏了四万丧葬费,陈工长给了两千生活费,宾馆只订了一晚。
两个姑娘在西安没有家,没有房,没有能替她们跑腿的亲戚。
她们面对的是一个层层转包的用工结构,和一个只有交强险的肇事司机。
法律上她们有权利,现实中她们连工地大门都进不去。
律师赵良善点出的那个关键。
是这整件事里唯一一句让链条上的人没法再“自由”下去的话:建筑领域违法转包、分包。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必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书面劳动合同为前提。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们把活转来转去,可以。
但人出了事,谁有资质,谁就得兜底。
合同可以没有,工服、微信记录、工友证言、工长的转账,这些东西拼在一起,就是事实用工。
眼下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下来。
肇事司机逃逸,原则上推全责,但最终以交警的认定为准。
如果司机负主要或全部责任,两条人命,涉嫌交通肇事罪,家属可以提刑事附带民事。
可那辆车只有交强险,民事赔偿能拿到多少,是一个不需要算就知道答案的问题。
所以工亡认定这条路,不能等。律师的建议很直接:现在就去人社局递材料。
不要因为事故认定书没下来就干等着,申请时效不等人。
工亡认定看的不是谁跟谁签了纸,看的是人在那个时间、那条路上,是不是在去给某个人干活的路上。
策越陈老板那句“没人要求六点上班”,在事实面前其实站不住。
没人要求,但工地在那个方向,工服穿在身上,工长派了活,钱是按天算的。
一个做外墙保温的工人,不在工地出现,钱从哪里来?
这些不用律师讲,任何一个打过工的人都懂。
这件事让人堵得慌,不是因为车祸本身。
车祸是意外,是马路上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残酷。
真正让人喘不上气的,是车祸之后那一圈人转着圈说“你找别人”的样子。
总包推分包,分包推劳务,劳务推给肇事者,肇事者说我没钱。
从媒体人的视角看,这件事的新闻价值不在“惨”。
惨的故事太多了。
它的价值在于,它把建筑用工链条末端那个最脆弱的环节暴露了出来:一个工人,干了活,穿了工服,有人派工,有人转账,但没有一纸合同。
活着的时候,这种“灵活”是用工方嘴里的效率。
死了之后,这种“灵活”就成了家属面前的铜墙铁壁。
法律上有一条路是通的,但走这条路的人得有力气推开每一扇被关上的门。
两个失去了父母的姑娘,力气够不够,是这件事接下来最值得盯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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