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18 日凌晨,李在明抵达深圳宝安机场,几小时后,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正式迎来实质性完成。
这场历时 8 年 8 个月、总计 17 轮磋商的谈判,终于在 APEC 会议期间迎来关键节点,这份服务与投资领域的开放清单,成为本届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最扎实的成绩单。
要理解这场谈判的紧迫性,首先要看中韩贸易结构发生的结构性反转。过去三十余年,韩国长期依靠半导体、石化、面板等工业品,牢牢占据对华贸易顺差席位,制造业出口撑起韩国财阀产业链。
局面在 2023 年迎来拐点:当年韩国对华贸易首次出现年度逆差,这是 1992 年建交以来时隔 31 年的首次逆转。
贸易格局的变化,源于产业分工的迭代。国内高端零部件自主产能持续提升,大幅压缩韩国中间品对华出口空间;韩国动力电池、新能源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原材料进口。
一进一出之间,货物贸易顺差持续缩水。数据显示,2024 年中韩货物贸易总额约 2729 亿美元,韩国对华逆差收窄至 68.3 亿美元;2025 年逆差继续延续,但并未出现上百亿美元的扩张,贸易压力集中体现在传统制造业赛道增长见顶。
货物贸易红利逐步见顶,韩国只能将经贸增长的突破口转向服务贸易、投资与金融市场。这也是第二阶段谈判长期僵持的核心原因:货物贸易只是账面数字博弈,而服务贸易开放会触及国内存量利益,谈判阻力远大于货物贸易。
前一任期内,韩国外交重心向同盟安全议题倾斜,双边政治氛围趋冷,高层缺少推进谈判的政治意愿,多轮磋商只能原地踏步。李在明上台后,中韩元首接连会晤,双边关系重回务实轨道,谈判节奏才得以提速,八年僵局终于迎来破局窗口。
本次谈判落地的条款没有大额采购订单,全部集中在旅游、律所、零售门店、建筑工程、金融准入等服务业细则,看似琐碎,却为韩国企业打开长期经营的制度空间。
在市场准入层面,韩方旅行社获准在国内 11 座试点城市 + 12 个自贸试验区片区(合计 23 处片区),面向境内居民开展出境旅游业务;韩国律所合作执业范围从上海自贸试验区,拓展至天津、深圳前海、海南自贸港;
分量最重的条款集中在金融与投资规则。双方约定,金融服务适用未来最惠国待遇,今后中方与其他国家达成更高水平金融开放,韩国企业自动同步享受同等待遇。
协定把投资准入由正面清单全面转为负面清单,同时增设 “开放水平不倒退” 约束,禁止政策随意收紧。对跨国企业而言,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准入门槛,而是政策朝令夕改,这套防倒退机制,彻底稳住了长期跨境投资预期。
从贸易体量就能看清增量空间:2024 年中韩货物贸易规模接近 2730 亿美元,服务贸易仅 388 亿美元,二者相差一个数量级。货物贸易增长已经摸到天花板,未来双边经贸增量,几乎全部来自服务与投资领域。
同时这份开放是双向互惠,韩国同样承诺扩大对华法律服务、建筑租赁、影视放映等领域准入,互利对等才是协定长期落地的根基。
本次谈判收官选定深圳,也有现实考量。深圳集聚半导体、新能源、数字经济产业链,韩国经贸代表团借 APEC 参会契机,在当地对接产业链合作项目。
自贸谈判敲定制度规则,产业对接敲定落地项目,两件事同期举行,但二者相互独立,经贸合作并不会随协定签字自动兑现。
到谈判成果,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这份政绩能否真正兑现,还要跨过国内政治与外部地缘两道门槛。
韩国长期处在地缘两难之中:经济高度绑定中国市场,产业链离不开东亚供应链;安全层面又深度嵌入美韩同盟。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供应链脱钩、技术出口管制,不断压缩韩国企业的选择空间。
一边是最大贸易伙伴,一边是核心军事盟友,韩国始终要在经济利益与同盟安全之间寻找平衡。中方在会谈中重申,希望韩方坚持战略自主;李在明再度明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边都清楚,经贸合作始终离不开政治互信的支撑。
必须客观看待两届政府的政策差异:尹锡悦执政时期,恰逢亚太地缘冲突加剧,外部同盟约束显著增强,对华经贸谈判缺少宽松的外部环境;李在明任期内,中韩高层沟通渠道持续畅通,外部环境有所缓和,才得以推进谈判收尾。
不能简单把谈判推进完全归结为个人治理能力,外部地缘环境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从流程上看,实质性完成不等于正式生效。协定还要经过法律审核、双边签署、国内议会审批等环节,韩国保守派大概率会借助安全议题对协定内容提出质疑,后续博弈依然存在。
李在明想要把谈判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就业与贸易数据,只能持续依靠经济收益争取民意支持。
这份自贸升级协定,无法彻底消除韩国的外交站队难题,只能把跨境经营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低。
李在明在深圳拿下的,不是现成的贸易增长红利,而是一套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框架。能不能把纸面条款变成实实在在的经贸增量,才是留给本届政府真正的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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