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4日,日本东京新宿御苑,裕仁天皇的葬礼正在举行。日本政府向许多国家发出邀请,希望各国派代表出席。中国也收到了邀请,但这份邀请送到北京时,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礼节安排。
裕仁这个名字,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很难只用“日本天皇”四个字概括。他在位时间很长,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华战争、战败投降和战后重建。对日本而言,他是国家象征;对中国而言,他又与那场造成深重灾难的战争紧密相连。
当时外交部门内部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说:“礼节可以有,立场不能丢。”也有人问:“参加葬礼,是否会被误解为淡化战争责任?”这几个问题,正是中国处理此事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裕仁出生于1901年4月29日,1926年12月25日即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已经是日本国家最高象征和宪制体系中的核心人物。日本关东军的行动虽由军部和地方势力具体推动,但并不能因此把天皇完全排除在战争决策之外。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事实不能靠一句“天皇亲自下令”简单概括。日本当时实行的是天皇制国家,军队名义上属于天皇,重大军事行动、宣战以及统帅体系,都与天皇的批准和认证有关。裕仁是否直接策划每一项侵略行动,学界仍有具体争论,但他在战争体制中的责任,不能被一句“没有实权”轻轻带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于1932年扶植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南京失守后,日军制造了大规模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裕仁对前线作战保持关注,曾通过军政系统了解战况。至于他对南京暴行知情到何种程度、是否下达过直接指令,材料与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最高统帅体系中的天皇,他至少无法与战争责任彻底切割。
战事扩大后,日本又把战争推进到亚洲和太平洋。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的战略判断并非裕仁一人作出,而是军部、内阁和天皇共同作用的结果。裕仁在关键阶段批准了开战方案,这一点在战后相关档案和研究中都有明确依据。
战争拖延多年,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亡,也把日本民众和亚洲多个国家拖进苦难。1945年,日本本土遭到猛烈打击,苏联对日作战,美国投下原子弹。8月15日,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
然而,战后对裕仁的处理并没有像许多受害国家期待的那样展开。美国占领当局出于维持日本社会秩序、推进占领政策等考虑,没有把裕仁作为战犯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追究了东条英机等人的责任,天皇本人则保留了政治象征地位。
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何不会把吊唁理解成单纯的人情往来。1989年,中国政府决定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为代表出席葬礼。这个安排既保留了国家间应有的外交礼节,也没有改变中国对日本侵华历史的基本立场。
中国代表参加的是葬礼,不是为裕仁的战争责任作辩护,更不是替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中日关系需要接触,但接触不能建立在遗忘历史的基础上。中国方面当时继续强调,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侵略历史,不能用天皇制度的象征性掩盖战争期间的国家责任。
有意思的是,裕仁生前曾努力把自己描述成“无权决定国家政策”的象征人物。这种说法在战后日本社会有一定影响,却无法解释他为何能够参与重大国策、接受军事报告,并在战争关键节点作出批准。天皇责任究竟应承担到什么程度,可以继续讨论;但把责任说成完全不存在,显然站不住脚。
因此,中国派代表出席,并不等于改变评价,也不等于接受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模糊处理。外交礼节有外交礼节的边界,历史判断有历史判断的尺度。1989年的这次选择,留下的正是两层清楚的含义:国家之间可以保持交往,对侵略战争的记忆和责任追问却不能被一并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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