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一女子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36岁,令人惋惜。
我叫李桂芬,是王秀兰二十年的邻居加闺蜜。今早七点,殡仪馆的车把她拉走了。她那间向阳的小屋里,窗台上还摆着没来得及浇的绿萝,床头柜上放着半瓶没喝完的止咳糖浆,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写了“拆迁款”三个字的纸条。
秀兰走得时候,脸是肿的,眼睛闭不严实,像是还惦记着什么放不下的事。我握着她冰凉的手,心里跟刀割似的。这女人一辈子,把自己活成了一根蜡烛,烧得劈啪作响,周围的人都说她暖,可谁也没真正把自己的火苗匀给她点。
她三十六,属龙的。是我们这条街上有名的“铁人”。
要说秀兰,得从十五年前说起。那时候她刚从农村嫁到城里来,男人叫建国,在建材市场跑业务,嘴上抹了蜜,裤兜比脸还干净。秀兰在街角支了个早点摊,炸油条、磨豆浆,凌晨三点半就起来和面,寒冬腊月,手泡在冰水里,裂得跟老树皮似的。那个年代,这块儿还没开发,街坊邻居都是熟脸,我看着她一个白白净净的姑娘,硬是把自己熬成了一个糙老娘们儿。
建国家里穷,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娘。秀兰进门那天起,就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攒下的钱全给老太太买药、买营养品。老太太卧床四年,她端屎端尿,没皱过一次眉头。四年后老太太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比亲闺女还惨。那会儿我跟她说,“兰儿,你该为自己活活了。”她抹抹眼泪,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嫂子,建国他哥俩都忙,我不伺候谁伺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可她那个“一家人”,从来就没把她当人看。
建国跑业务,认识了外面花花世界的人,开始夜不归宿。秀兰问一句,他就吼:“我他妈在外面拼死拼活挣钱,你在家享清福还不知足?”她那叫享清福吗?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哪一样不是她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后来建国在城里买了房,搬出去住了,没带上她,理由是“那边离孩子学校近,你在这儿顾着摊子,方便”。她竟然也认了,还把攒了好几年的八万块钱,全掏出来给建国凑了首付。
八万呐!那是她每天蹲在地上,一根一根炸油条攒出来的血汗钱。换回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秀兰什么都不要,只要那个摊子。签完字那天晚上,她端着一碗白水,坐在我用石头垒的台阶上,说:“嫂子,我不怨。我成全他。”
她那叫成全吗?她那叫认命。
去年,咱们这儿赶上旧城改造,她那个早点摊子和后面那间老平房,正好在拆迁红线里。少说能赔一百多万。消息刚传出来那天,消失了三年的建国突然出现了,往秀兰那个破摊子上一坐,皮笑肉不笑地说:“兰儿,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的名字吧?当年离婚的时候,房子我是没要,但地上附着物和商誉,可是夫妻共同财产。”
她没吵,没闹,就看着建国口沫横飞地把那些字眼儿嚼得稀碎。等她开口,声音平静得让人害怕:“建国,房本写你名儿,是因为你当年说你公司贷款要用。这摊子是我起的,执照是我的。你要有本事,就拿去。”
她说完这话,就低头继续揉手里那块面,眼皮子都没抬。建国骂骂咧咧地走了,撂下一句狠话:“你等着!”
这事儿还没完,秀兰的身体就垮了。先是咳,后来说是肺上长了个东西,良性的,但拖久了,也压得她喘不上气。她谁也没告诉,包括我。她怕街坊们为她花钱,怕人家说她装病博同情。她那股子劲儿,又上来了。硬扛着,每天照样出摊,收摊,晚上回去灯亮到很晚,街坊们都以为她在算账,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发抖。
前阵儿拆迁办正式下了通知,补偿款下来了。她没等来建国,等来了一纸法院传票。她没应诉。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嫂子,我累了,想回乡下歇两天。”我以为她想通了,给她收拾了几件衣裳,送她上了大巴。
昨晚十一点多,她给我发微信语音:“嫂子,拆迁款你帮我看着,分成三份,一份给我弟,他孩子要上学,一份存成定期,留着给我妈养老。还有一份……替我谢谢这些年,早上来摊子上吃早饭不砍价的老哥老姐。”语音最后,是咳嗽声,还有人叫“药”,然后就断了。
我打电话,没人接。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夜打车去了她乡下的老宅。门没锁,里屋灯亮着,她就躺在土炕上,脸上带着干涸的泪痕,嘴角却微微翘着。凉了。桌上放着一堆药盒,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厚厚一沓钱,用皮筋扎着。旁边压着一张字条,字迹歪歪扭扭:“嫂子,我不会等法院的,我活腻了。闹腾了一辈子,体面了一辈子,最后想干干净净地走。见了建国,告诉他,房子,地,都给他。我就是想问问……”字迹到这儿,被一滴洇开的墨水糊住了,“我心里空的那个洞,他拿什么填?”
殡仪馆的车开走的时候,我听见后院传来拆迁办的喇叭声:“……请各住户抓紧办理交房手续……”
秀兰的绿萝还在滴水。街角那根老电线杆子上,还贴着“王记早点”的褪色红纸。
她走了,带走了所有的遗憾和不舍。可她那句话,却像根钉子,钉在我心口:一个人,把光全给了别人,最后自己的天,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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