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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航展上有鸭式战机做飞行表演的时候,慢镜头里机头后方那对灵活偏转的鸭翼总会引来不少讨论。在聊起这类战机就绕不开“静不稳定”这个词,也就是故意放弃飞机天然的气动稳定,转而去依靠电传飞控计算机实时自动修正舵面来保持飞行姿态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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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着这个说法往下想,很多人都会觉得,既然飞机天生就不稳定,那机头后面的鸭翼在天上肯定是一刻不停地一直上下的摆动,而这种全靠飞控系统维持稳定的飞机,最怕的自然是飞控计算机突然失效了。但是翻开真实的试飞档案和事故调查报告就会发现,试飞员在天上亲眼看到的画面,以及真正让这类战机失控坠毁的原因,都和我们平时的常识和认知不太一样。

故事可以从美国试飞员库尔特·施罗德说起。他早年在格鲁曼公司参与过 F-14 战斗机的研发试飞。在他的印象里,当年执飞 F-14 除了低空高速等少数只要出严重意外就很难生还的测试点,大多数时候试飞员心里还是都有底,觉得如果遇上问题自己能处置,如果实在救不回飞机了,起码还能弃机跳伞,这样还能保住小命下次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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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X-29 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飞机。

X-29 是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研制的一架前掠翼技术验证机,纵向静不稳定程度创下了有人驾驶飞机的纪录。

NASA 试飞员罗杰斯·史密斯举过一个例子,在低速飞行最不利的状态下,如果飞控计算机全部离线,飞机俯仰姿态的偏差大约每 0.12 秒就会翻一倍。机头偏离配平位置 5 度,过 0.12 秒就变成 10 度,再过 0.12 秒就到了 20 度,我们人类的反应速度根本就跟不上。

施罗德自己也很清楚,只要飞控计算机停止更新舵面位置哪怕不到一秒钟,飞机就会猛烈翻滚失控,试飞员技术再好也无能为力,大概率连跳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带着这样的心理准备升空,施罗德往驾驶舱外看去,视线里唯一能看见的操纵面就是机头后方那对全动鸭翼。他原本以为飞机既然这么不稳定,哪怕只是维持平稳飞行,这对鸭翼也会不停地大幅偏转才能把机身稳住。

结果在平飞不做机动的时候,他盯着窗外的鸭翼看,只是完全看不出它在动。

一架离开电脑连一秒钟都撑不住的飞机,用来稳住它的舵面为什么一点动静都看不出来?

X-29 的静不稳定是从哪来的

射出去的箭,重心靠前,箭羽在后。飞行中如果箭头被阵风吹的微微上扬,尾部的箭羽迎着气流会产生向上的气动力,绕着重心把箭头压回原来的方向。这个放到飞机上也是一样,飞行中如果受到气流扰动、姿态偏离了原来的平衡位置,不需要飞行员动杆,飞机自身的气动力就会产生把姿态推回原位的趋势,这就叫纵向静稳定性。

如果在重心前面装一对产生升力的翼面,情况就容易反过来了。正常飞行时气流顺着翼面流动,机头只要轻微上抬,前翼的迎角跟着增大,升力随之增加,在重心前面继续把机头往上抬;机头抬得更高,前翼升力又进一步增加。微小的抬头趋势被气动力一步步放大,这种特性就叫纵向静不稳定性。

不过,我们光看水平翼面装在机头还是机尾,还不能直接判断一架飞机稳不稳。迎角在变化时,整架飞机新增升力的等效作用点称为全机焦点(也称中性点)。无论水平尾翼在后的常规布局,还是鸭翼在前的鸭式布局,只要调整重心与焦点的前后位置,都能设计成静稳定或静不稳定。

重心在焦点前面,飞机就静稳定;重心落在焦点后面,飞机就静不稳定。1903 年莱特兄弟那架前置升降舵的“飞行者一号”,后人通过风洞模型测算,重心大约在焦点后方 20% 弦长处,受扰动后姿态偏差大约每 0.5 秒翻一倍,纯靠飞行员手动操纵,已经是处在勉强能飞的边缘。

到了 X-29 上,拿机翼前后方向的参考弦长(专业上叫平均气动弦长)做尺子来比划,亚音速飞行时它的重心落在全机焦点后方约 35% 的位置。

两位试飞员打过比方,如果不改气动外形,想让亚音速飞行的 X-29 回到既不自动回正、也不继续发散的中立稳定状态,差不多相当于要在机头空速管上挂一辆大众轿车。

不过造成这么强烈静不稳定的也并不是 X-29 身上那对显眼的前掠主翼。在 X-29 之前,航空史上早就有过纯靠机械操纵正常飞行的前掠翼飞机。

单纯看 X-29 的前掠机翼和机身,这套翼身组合体接近中立稳定;整架飞机的静不稳定是机头后方那对鸭翼造成的,同时又靠这对鸭翼来控制。

这样布局有两层实际考量,一是鸭翼所需的偏转速率不会超出当时的技术水平,二是万一飞行中鸭翼失速,后方其余操纵面需要应对的,也只是原本就接近中立稳定的机身和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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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机身和主翼本来接近稳定,装上鸭翼反而让飞机一刻也离不开飞控计算机,设计师为什么要给自己添这个乱?

为了减阻装上鸭翼,拉杆时它为什么反而往下偏

把一架本来接近稳定的飞机改成静不稳定,图的是减小飞行中的配平阻力。

拿 NASA 对比过的 F-15 和 X-29 来说,静稳定的常规布局战斗机在平飞时,主翼升力通常会产生低头力矩,需要水平尾翼产生向下的负升力压住机尾来保持平衡。

主翼除了托起整架飞机的重量,还要额外多产生一部分升力去抵消尾翼向下的负升力,由此多出了一份配平阻力。

放宽静稳定性的 X-29 换了一种配平方式,前方的鸭翼和后方的主翼一起产生向上的升力,再配合主翼后缘可变弯度的襟副翼,以及机身尾部延伸出去的后体边条襟翼,让整架飞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都能以阻力更小的姿态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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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这类鸭式战机的实拍画面时,鸭翼的动作常常跟我们的直觉对不上。有人把“阵风”战斗机低速着舰和高速大过载拉起的视频放在一起比对,好奇既然同样是在抬头拉起,为什么低速时鸭翼翘得很高,高速拉起时鸭翼的角度却大不相同?

再来看 NASA 拍下的 X-29 二号机大迎角试飞照片,飞机正处于大迎角飞行状态,机头后方的全动鸭翼前缘反而相对机身大幅度向下偏转(它的机械行程允许前缘向上偏 30 度、向下偏 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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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就先要分清参照物。大迎角飞行时,迎面气流是从机身斜下方吹过来的;就算全动鸭翼的前缘相对机身往下偏,它相对实际来流的迎角仍可能是正值,产生的升力也照样朝上。

更关键的原因在于静不稳定飞机做拉起动作时,舵面并不是朝一个方向偏转过去就不动了。

美国空军项目试飞员特德·维尔兹巴诺夫斯基拿当时的街机游戏“吃豆人”(Pac-Man)来代指 X-29 的飞控计算机。当他向后拉杆想让飞机拉起时,飞控计算机不需要像操纵传统稳定飞机那样,一直偏转舵面去对抗飞机的回正力矩;它只要先让鸭翼稍微偏转一下,顺着飞机自身的静不稳定特性把机头带起来,机身就会接着往上仰。

机头仰起来之后,静不稳定的机身本来会越仰越猛,但是飞控计算机实时监控的传感器数据,等机头快要到达飞行员指令要求的幅度时,就会立刻驱动鸭翼往反方向偏转,把上仰势头刹住,重新稳住平衡。随后计算机再根据当前的高度、空速和过载查表,把鸭翼、全展长襟副翼和后体边条襟翼这三组俯仰操纵面一起调到阻力最小的位置。

在大迎角范围以外,X-29 的鸭翼触发俯仰动作后很快就会回到接近零度偏角的位置参与配平,因为处于这个角度附近时,它为整架飞机分担升力的效率最高。

现在回头再看前面提到的画面疑问,至少有两层因素会影响肉眼的判断。

一层是飞行速度,飞机在高速飞行时气流动压比低速时大得多,舵面只需要偏转很小的角度就能产生足够的气动力。

另一层就像 X-29 展示的那样,不同机型的飞控算法(航空上叫控制律)虽各有设计,但在一个完整的俯仰过程里,舵面可能先后承担启动、反向制动或重新配平的任务,单看某一刻的外观角度,并不足以反推飞机当时的控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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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发得出指令,舵面未必转得过来

再看开头施罗德在平飞时遇到的怪事。他在回忆里解释过,平飞不做机动的时候,飞控计算机每秒钟会把鸭翼位置更新 40 次,只是每次修正的幅度太小,我们人的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更新虽然幅度很小,但是非常重要。

格鲁曼公司的副项目经理格伦·斯帕赫特把这比作手掌心上倒立着顶一把雨伞。雨伞还立在掌心正上方的时候,手掌只要不停地做几毫米的细微移动就能扶稳,外人几乎看不出手在动;可如果要是突然刮来一阵风,或者你想推着雨伞快速做个大动作,手掌追赶伞尖的速度只要慢半拍,雨伞倒下去的势头就会超过手臂跟得上的极限。

这套微调要能奏效,离不开“舵面一动、机身就跟着回应”的闭环时刻咬合。

1984 年 X-29 首飞前在纽约长岛卡尔弗顿试验场做高速滑行测试时,斯帕赫特就在地面上撞见过闭环接不上的怪象。

在滑跑途中,机轮碾过水泥道面的接缝,颠簸震动传进传感器,飞控计算机以为机身姿态偏了,立刻驱动鸭翼去抵消,但是飞机这时还压在起落架上,受地面约束无法像后来在空中那样做出俯仰回应,飞控系统等不到预期的机身反馈,便驱动鸭翼在机头上不停地上下摆动。

为了看清接近起飞速度滑跑时鸭翼到底在怎么动,现场没有伴飞飞机,斯帕赫特干脆自己开上那辆金色雪佛兰科尔维特跑车,拉着公司摄影师在跑道上与 X-29 一号机并排追拍,车速最高跑到约 216 km/h,上演了一场真实版速度与激情。

到了天上实际飞行的时候,除了传感器测量和飞控计算机的运算,最后决定这把“雨伞”能不能扶住的全看液压作动器推动舵面偏转的速度够不够快。

格鲁曼公司最初设计 X-29 时,本来只打算留约 −20% 的负静稳定裕度,当时配的鸭翼面积占主翼面积的 15%。但是呢,工程团队核算跨音速机动时发现,15% 面积的鸭翼控制力矩不够大,要想在跨音速机动中稳住并操纵飞机,所需的鸭翼偏转角速度超出了当时现成液压作动器的能力。

为了匹配现有作动器的性能上限,设计师只好把鸭翼面积扩大到主翼面积的 20%。鸭翼在加大以后,每偏转一度产生的俯仰力矩变大了,对舵面偏转速率的要求降了下来;但是机头前面这片升力面一加大,又把全机焦点往机头方向拉了一大截,亚音速下的负静稳定裕度跟着从 −20% 扩大到了 −35%。

后来 X-29 安全飞了八年,共完成 434 次飞行(包含 422 次科研试飞),不少人因此以为静不稳定度做得越大,那战斗机就越灵活。

美国空军试飞中心的飞控工程师弗雷德·韦伯斯特在项目结束后直接反驳过这种印象,他说像 F-16 那样带一点小幅度的静不稳定确实有帮助,但有一点好处,绝不等于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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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试飞中,过大的静不稳定度和有限的舵面偏转速率叠加在一起,反而会限制了 X-29 的最大俯仰角速度;在低速飞行时,它要想达到和 F/A-18 战斗机相当的最大俯仰角速度,作动器的驱动速度至少还要提高 50%。

当初寄予厚望的整体气动减阻,最后也没能达到早期研究的预期。平缓机动时它的升阻比确实很漂亮,可只要一进入快速、大幅度的机动,机翼后缘的自动弯度控制系统就来不及跟着飞行状态调整翼型,气动阻力随之上升。

为了省下新研作动器的经费,X-29 直接沿用了现成的 F-16 作动器;加上为了确保这架静不稳定度高达 −35% 的飞机安全飞行,飞控控制律也设计得偏保守。作动器能提供的偏转速度就那么多,系统必须优先保住飞机不发散失控,调整机翼弯度减小阻力自然就排到了后面。

X-29 终归是一架在地面遥测监控室严密监控下飞行的技术验证机,飞控控制律也针对安全做了保守限制,整个试飞周期内没有发生重大飞行安全事故。可放到一架需要日常训练和低空表演的量产型鸭式战机上,如果飞行员操纵驾驶杆发出的指令,和飞控系统维持稳定的指令赶在同一时刻去抢有限的舵面偏转速度,那麻烦就大了。

一次普通的低速改平,6.2 秒后试飞员跳了伞

在1993 年 8 月 8 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水节”飞行表演,大批市民聚在市中心水边仰头观看。下午两点左右,刚交付瑞典空军的第一架量产型 JAS 39“鹰狮”战斗机(编号 39.102)飞进了骑士湾上空。

驾驶这架飞机的萨博试飞员经验老到。他生于 1944 年,军机飞行时间超过 4300 小时,光是驾驶“鹰狮”做飞行表演就已经飞过了 50 场,前一年刚在英国范堡罗航展飞过展示科目。

当天表演开始后,他先以约 700 km/h的速度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个最大过载 7.2G 的高速右转弯。但是谁也没想到,事故会出在紧接着的一次低速改平上。

高速转弯结束后,飞机减速并开着加力进入 360 度低速左盘旋,高度约 230 米,空速从 275 km/h慢慢升到 300 km/h,左坡度约 65 度,过载约 2G,盘旋中的平均迎角达到了 21.7 度。

按照“鹰狮”当时的设计,迎角超过 20 度时,滚转自动配平就会自动断开;偏偏这架飞机的横向重量分布略微偏左,自动配平在断开后,左侧机翼一直有往下沉的趋势。为了稳住坡度,试飞员在整个左盘旋里不得不把驾驶杆一直向右压着大约 2 度。

盘旋爬升到约 270 米高度时,他向右压杆并略微向前推杆,准备改出恢复平飞。瑞典事故调查委员会(SHK)事后比对飞行记录仪数据发现,他这一下推压驾驶杆的幅度,跟平时预演训练时基本一样大。

问题就出在改平之前,驾驶杆本来就已经向右偏了约 2 度。鹰狮没有用传统的长驾驶杆,座舱中间装的是一根行程很短的小驾驶杆,横向压杆超过 5 度时,杆量对应的滚转指令会急剧增大,到 8 度就已经达到最大滚转指令。训练时驾驶杆从中间位置往右压,本来是不会推到头的,这次从向右偏了 2 度的位置起手,同样的动作幅度直接把驾驶杆短暂推到了最右边,发出了最大滚转指令,飞机向右滚转的初始角加速度比预演时高出了约 25%。

这一下最大滚转指令,瞬间触发了飞控系统里防止舵面打到最大偏角限制的保护逻辑。舵面没有按常规方式协同偏转,结果滚转操纵耦合进了俯仰方向。试飞员毫无防备,只觉得飞机突然向右猛甩了一下,而他向前推杆想让机头下俯,飞机却一时没有反应,于是他又把驾驶杆往前多推了一点。

因为向右滚转来得太猛了,机身离恢复水平还差一大截的时候,他就比平时早的多地往左回杆,等驾驶杆回中时,机身还在继续快速向右滚转,他便顺势继续往左压杆并向前推杆,想尽快止住右滚、同时把机头压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操纵面达到了最大偏转角速度。舵面只能按最高限速转动,驾驶杆指令和飞机实际姿态响应之间的时间延迟与相位滞后越拉越大。尽管试飞员已经往左压杆修正,飞机还是向右滚过了水平位置,随后在滚转和俯仰两个方向上同时陷入了驾驶员诱发振荡(PIO),也就是飞行员越努力修正,飞机反而会晃得越厉害。试飞员后来形容当时的手感,说往前推杆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坐在一个圆球顶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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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晃过两轮之后,机头掉到地平线以下、机身再度向右倾斜。就在飞机还没完全摆到这个姿态的一刹那,试飞员大幅向后拉杆并向左压杆,想把飞机拉回平飞;偏偏因为严重的响应延迟,飞控系统里的增稳功能在同一瞬间也正朝着抬起机头的方向使劲。两股同向的指令叠在一起,机头猛地往上扬起。

随着机头急剧仰起,修正姿态所需的舵面偏角增加得比舵面实际转动的速度还要快,最后连舵面偏转到最大角度也压不住了。哪怕试飞员把驾驶杆推到底,也拦不住迎角继续失控增大,飞机彻底进入大迎角失速,机头高高仰起、速度掉光,直往下坠。

从开始改平低速转弯算起,到飞机完全失去控制,只用了大约 2.5 秒,从发出改平指令到试飞员弹射离机,一共就 6.2 秒。试飞员跳伞后落入水中没有受伤,失控的飞机坠毁在朗霍尔门岛上,地面十余人受轻伤或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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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事故调查委员会在最终报告里指出了症结所在。JAS 39 是一架气动不稳定的飞机,飞行员和增稳系统共用同一套操纵面,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给增稳功能留出足够的操纵余量。事故机飞控系统的缺陷在于它允许飞行员通过驾驶杆输入过大的指令信号,舵面还没来得及让飞机做出预期反应,飞控指令就已经触到了舵面的速度上限,陷入了速率饱和。

这么明显的隐患,试飞前怎么没去拦住?

其实在验证这一版飞控软件时,早有一名试验工程师在地面模拟器上试出了问题。当时他在模拟器里连续几次把驾驶杆大幅度推拉到头,就让飞机进入了失速,并提交了一份异常报告。随后一名试飞员上模拟器复核,虽然没那么容易试出来,但也复现了失速。只是大家当时觉得,正常飞行的飞行员不会像工程师测试那样把驾驶杆扳到尽头来回猛动,认为现有的安全裕度够用,便在报告单上勾选了“无需处理”(No action),既没有正式立项改软件,也没有写进飞行员手册提醒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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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委员会后来在报告里专门指出, “飞行员不是一个静态部件” 。平时在地面模拟器里,飞行员手上的动作本来就比上天真飞时温和;到了正式飞行表演,当着满城观众在两百多米低空做动作,精神高度紧绷,地面模拟器根本模拟不出那种环境压力。

偏偏这架刚下线的量产首机又比之前的试验机轻了一截,俯仰反应更为敏感,座舱里那根小驾驶杆的弹簧阻力也调轻了、横向活动角度还更大。几样变化凑到一起,当那一下意外的向右猛甩突然出现时,这位飞了四千多个小时的老试飞员凭本能连续紧急修正,手里的动作就真的越过了当年被勾选“无需处理”的那条红线。算上 1989 年鹰狮一号原型机在超限阵风中试飞着陆时同样因为触及舵面速率上限引发振荡坠毁(当时在座舱里幸存下来的也是同一位试飞员),这型飞机已经在舵面速度限制上连摔了两架。

不改气动外形,怎么在飞控里留足余地

接连发生两次坠机事故后,萨博并没有把“鹰狮”改回静稳定布局。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改进方向,是把飞行员的操纵输入、驾驶杆的力学特性、飞控控制律的设计以及舵面作动器的驱动性能放到一起重新匹配,做成一套真正平衡的系统。

1996 年,萨博公司的工程师拉斯·伦德奎斯特在国际航空科学大会(ICAS)上发表论文,公开了鹰狮量产飞控软件解决这一难题的具体做法。

在“鹰狮”的飞控回路里,除了液压作动器受物理速度限制,飞控软件还在俯仰、滚转和偏航通道里一共设了 14 道速率限制(专业上叫软件速率限制器),既用来保护作动器,也防止多块舵面同时快速偏转把全机液压系统的压力拉垮。

为了防止飞行员猛烈动杆时占满舵面速度,软件在叠加信号前后划分了不同的限速门槛。飞行员通过驾驶杆和脚蹬输入的指令,要先经过一道上限较低的限速环节(如果液压系统压力偏低,这道上限还会自动下调);等叠加上飞控计算机算出的增稳反馈信号之后,后一级的限速环节则留出了更高的速度上限。这样一来,不管飞行员在座舱里怎么大幅度推拉驾驶杆,都不可能把维持飞机稳定所需的舵面速度全部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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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了速度配额,还要消除限速带来的响应滞后。传统的限速环节达到速度上限时,输出信号跟不上输入指令的变化;就算飞行员已经往反方向回杆,还没追上原指令幅度的输出信号仍然会顺着原来的方向继续走一小段才掉头,由此产生严重的相位滞后。萨博利用反馈回路给限速器加上了相位补偿,只要输入指令一改变方向,限速器的输出几乎马上跟着反向,大幅缩短了滞后。

在正式装上“鹰狮”试飞之前,萨博先把这套相位补偿方案装到美国卡尔斯潘公司的变稳李尔喷气试验机上做空中模拟,万一在试验飞控出险,这架飞机随时可以断开飞控并切回常规机械操纵安全着陆。在故意偏离跑道中线进近、临近接地前再快速横向修正对准跑道的侧偏修正着陆科目里,用传统限速器时飞机几乎无法控制,好几次着陆因为失控被迫由安全飞行员中途叫停,换上相位补偿限速器后,飞机全程保持可控,顺利完成了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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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团队还在离线批量仿真里专门用了一个像继电器开关一样来回满偏切换指令的极端驾驶员数学模型去检验,并在“鹰狮”实机试飞中做了同类的快速开环动杆测试,各项高增益测试表现均符合预期后,这套方案才获准投入量产飞控软件。当然,软件改进也有物理边界。伦德奎斯特专门提醒过,如果舵面的可用速率相对于飞行任务实在太低,再精巧的补偿算法也救不回来,唯一的办法只有提高可用速率。

回头再看施罗德当年在 X-29 驾驶舱里往窗外望去的那一眼,背后的门道就清楚多了。外界谈论鸭翼和静不稳定,总爱盯着那些显眼的数据和凌厉的机动画面,觉得把飞机做得越不稳定就越先进,仿佛只要电传飞控算得够快,气动上的冒险就能凭空换来性能。

可从 X-29 被迫放大鸭翼、被作动器速率限制住最大俯仰角速度,到“鹰狮”在两百多米低空那惊险的 6.2 秒,最后卡住设计师和试飞员的,始终是最实在的硬件物理边界,也就是液压作动器推动舵面到底能偏转多快。

更耐人寻味的是飞行员在这套系统里角色的转变。早年试飞 F-14 时,施罗德那代试飞员习惯靠个人操纵技术去弥补飞机自身的不足,到了静不稳定时代,工程师最初在地面评估时依然习惯把飞行员当成温和、克制的输入源,在模拟器异常报告单上勾下了“无需处理”。直到低空表演中突然出现意外偏转,老试飞员本能地大幅度来回动杆修正姿态,瞬间耗尽了舵面的偏转速率并酿成坠机,工程界才彻底看清了这层错位。

以后再看鸭式战机在航展上呼啸拉起,看机头后方那对鸭翼利落地偏转、制动又回到配平位置,不妨多留意一眼。那对看似从容的鸭翼背后,藏着现代飞控工程用坠机代价换来的清醒认识,面对一架没法靠飞行员手动操纵的飞机,光让飞控系统响应驾驶杆的输入已经不够了;要想安全地借用“不稳定”去换取性能,系统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给维持稳定留足速度余量,哪怕在最危急的那几秒钟里,要先给飞行员手里的驾驶杆设一道限速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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