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19 日上午 8 时 40 分,首尔江南区一处演播室原定开启一场 YouTube 直播,本预计40万人在线收看。32 岁的李真祐(이진우)本打算在直播中现场解答 2027 学年度韩国高考国语试题,以此回应一周以来围绕他的风波:他是LEET 法学适性考试史上首位满分得主,同时深陷 AI 作弊指控。但直播主角并未现身,从前一日起,他的手机持续关机,承办这场验证直播的 IDA 升学研究所宣布取消活动。
当日下午 1 时 12 分,警方在首尔江东区千户站附近一家汽车旅馆内发现他,已发生心脏骤停,抢救无效离世。现场找到一张从活页笔记本撕下、写有五条内容的便条,文字仅述身心俱疲,没有提及作弊嫌疑,也未涉及警方调查。
就在他离世前一日,两名律师已经向警方提交告发状,指控其在 LEET 考试以及 2026 学年度高考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作弊。首尔警方 19 日通报称,即便涉案人死亡,为查清事实真相,侦查工作仍将继续;但依据韩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死亡即导致公诉权消灭,针对李真祐本人的刑事程序最终将以无公诉权为由终结。一项打破二十年纪录(2026年系第19届)的惊人高分,没有走向法庭质证,结局停留在旅馆里简短的便条之上。
要理解这场争议何以在短时间内引爆巨大舆论张力,首先需要厘清 LEET 满分本身的分量。LEET 即法学适性考试,是韩国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入学选拔考试,分为语言理解、推论论证两大模块,总计 70 道试题。李真祐在 2026 年度考试中两部分全部答对,语言理解标准分 71.5 分,推论论证标准分 93.75 分。 这个成绩的稀缺根植于这套考试近二十年的制度史。一名曾参加 LEET 考试、毕业于高丽大学法学院的现任律师,在 11 月 17 日的 YouTube 评论中解释:自 2008 年 LEET 制度落地以来,每年上万名来自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医学院、韩国科学技术院等顶尖院校的考生应考,两科同时满分在此前从未出现。
他将 LEET 比作高强度短距离能力测试,不侧重知识识记,而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复杂推理,满分高度依赖先天认知禀赋,很难依靠后天训练达成。 李真祐本人给出的叙事,却是一场成年之后的认知觉醒。在多次采访与著作《Brain Accel》中,他自述人生轨迹极具戏剧性:2013 学年度高考处于全领域第 6 至 8 等级,2018 学年度高考国语仅为第 7 等级;后续创业失利,他徒步横穿韩国三周、脱离电子设备,在近乎隔绝外界的行走体验中,自认实现认知能力的蜕变。之后他在 2024 学年度高考考入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2026 学年度高考仅错一题、拿到全领域第 1 等级,录取首尔大学牙医学系。从底层等级一跃成为顶尖考生,再拿下 LEET 史上首个满分,这条陡峭的成长曲线,最先点燃公众的怀疑。而怀疑转化为正式指控,则依托更加具体的线索。
针对李真祐的质疑,并非从 LEET 满分才开始发酵。2026 年韩国税务师考试第一名考生主动承认使用生成式 AI 作弊,这起事件在全社会催生对国家级考试诚信危机的普遍焦虑,所有反常的超高分数,立刻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李真祐这个原本被视作奇迹的 LEET 满分,也被重新解读。 指控主要集中两点证据线索:一是试卷上答案涂改痕迹,据 KBS 报道,他公开的 LEET 答卷上,擦除后的备选答案恰好和另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吻合,质疑者认为这是场外接收答案、事后誊写的痕迹;二是他快速逆袭的考试履历,高丽大学、首尔大学牙医学系两次关键升学考试,都恰逢生成式 AI 工具在韩国普及的阶段。告发请求的调查范围,不止 LEET 考试,还包含他 2026 学年度高考全过程、通讯记录以及 AI 服务访问记录。
11 月 18 日,两名律师分别提交告发文书。法务法人 “民” 的方玟佑律师,以妨害公务、妨害业务、伪造私文书、伪造公文等嫌疑告发;法务事务所 “理由” 的朴恩善律师,以诡计性妨害公务、诈骗嫌疑提出告发。首尔警察厅迅速将案件交由广域搜查团金融犯罪搜查队办理,该团队正是侦办税务师 AI 作弊案的同一班组,警方同步申请证据保全,调取保存在首尔江北区永勋高中的李真祐 2026 学年度高考试卷。 相关罪名的法律内涵值得留意。韩国刑法中的诡计性妨害公务罪,规制以欺骗手段阻碍公职人员正常履职;套用在考试作弊场景,检方需要证明作弊行为欺骗考试管理方、损害考试制度公信力;妨害业务罪则指向侵害考试主办方的正常运营秩序。两类罪名保护的核心,是国家考试的制度公信力,而非私人权益。这也正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论焦点:当被指控人死亡、对他本人的公诉归于消灭之后,以守护制度公正为目标的调查,是否还有继续推进的意义。
面对汹涌的质疑,李真祐选择了一套极具传播效应的自证方案:承诺在 11 月 19 日,也就是 2027 学年度高考当日,在演播室内直播现场作答当年高考国语试题,全程在 YouTube 公开。IDA 升学研究所配套设计了严格核验流程,包含金属探测、耳内窥镜检查,答题结束后还要和国语讲师现场对谈,尽可能排除实时接收场外提示的可能。 这套方案的说服力在于:如果他可以在受控、隔离的环境下,流畅准确完成一份从未提前接触的高难度试卷,就能证明自身具备匹配高分的推理能力。但它本身存在无法弥补的逻辑漏洞:当下能够解出国语考题,不能回溯证明数月前的 LEET 考试、更早之前的高考没有使用 AI。直播检验的是 “此刻的能力”,而指控指向 “过去的行为”。李真祐此前对外称直播将完整解释全部嫌疑,然而 “口头说明” 和能够推翻旧案怀疑的证据,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11 月 18 日,也就是提交告发状当天,李真祐接受《中央日报》采访。报道记载,针对 LEET 试卷涂改痕迹、考前接受可疑生命科学辅导等疑问,他没有给出清晰回应,只重申会在直播现场全盘解释。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实质性表态,自此之后失联关机,直至次日被发现离世。
现场留下的五条便条事实清晰,为李真祐亲笔书写,内容仅倾诉身心疲惫,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作弊指控,这份文字只能作为死亡原因研判的参考材料,和作弊嫌疑的实体认定无关。 但他的离世,直接重塑整个刑事程序的走向。韩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被告人死亡,公诉权随之消灭,针对李真祐个人的告发案件,最终将以无公诉权终结。首尔警方广域搜查团 19 日通报中那句 “继续调查”,内涵需要精准解读:侦查不再以起诉李真祐为目标,仅用于查清是否存在作弊手法、有无共犯。一名前部长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向韩联社评价,核心嫌疑人离世之后,侦查机关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住宅搜查、手机取证、账户追踪等强制侦查措施,失去签发令状的法律基础;缺少核心当事人的供述,对共犯的查证也将举步维艰。 告发律师朴恩善在李真祐身故当天公开表态,反对直接以公诉权消灭草草结案,主张彻底查清作弊手段、追查潜在共犯;同时放出预案:若警方简单终止侦查,她将另行提交告发,追查身份不明的共犯。这个思路的法理依据是:协助作弊的第三方,不会因为李真祐死亡而豁免调查。但实务门槛极高,在没有明确被指控人的前提下,警方很难搜集足够证据、申请侦查令状,韩国法律界普遍判断这条路径成功率很低。
消息传开之后,韩国网络舆论迅速撕裂,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纽西斯通讯社整理舆论走向,一部分网民持批判立场:质疑他既然承诺直播自证,却在约定时间选择失联离世,是逃避质证、间接默认过错。在税务师作弊案已经拉高公众对国考公平性敏感度的背景下,不少人没有采用疑罪从无的视角看待事件,将这场死亡解读为逃避责任。 另一部分舆论则坚持应当继续深挖真相,这个立场未必预先认定李真祐有罪。支持者的关切落点,是 AI 时代国家考试的制度短板:如果调查随死者画上句号,公众永远无法确认,LEET 这个历史性满分,究竟源于过人天赋、AI 作弊,或是二者交织;也无法推动考试体系修补漏洞。朴恩善律师将这一层诉求提炼:案件最重要的价值,是摸清 AI 作弊的实施路径,防范后续同类舞弊,守住考试公平。 两种舆论本质上在追问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方执着于 “他有没有作弊”,另一方关心 “这件事暴露了什么制度问题”。死亡,让第一个问题在司法层面永远得不到终局判决,却并没有消弭第二个问题留给韩国社会的拷问。
本期策划:七维
整理编辑:大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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