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一舟,今年三十二岁,在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做住院医师,到今年是第五个年头。我大伯叫林德海,七十八岁,是我爸的亲哥哥。他年轻时在港务局当装卸工,后来调到机械厂做钳工,一米七二的个子,背驼了,嗓门没驼,站在一楼喊一声,三楼都听得见。
他抽烟,抽了四十八年,一天一包。这件事在我们家是个共识,跟我大伯背驼、嗓门大一样,属于不用考证的事实。
红梅、大前门、红塔山、黄果树,什么都抽,不挑。他自己说,烟这东西,抽到后来就不是抽味道了,是抽个习惯吃完饭一根,蹲厕所一根,看电视一根,夜里醒了还得摸黑来一根。
我大伯母张秀兰跟他斗了半辈子。烟藏在米缸里,藏在缝纫机抽屉里,藏在腌菜坛子后头,藏在我堂哥林一凡小时候的课本夹层里。我大伯全都能找出来,找出来也不生气,笑呵呵地抽,抽完把空烟盒叠成三角,塞进裤兜。
我爸劝过他很多回。我爸说,哥,你少抽点。我大伯就说,你抽得比我少吗?我爸就不吭声了。我堂哥工作以后,给他买过一支电子烟,花了六百多。我大伯试了一口,说像含着电池,扔在抽屉里,再没动过。
今年八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搞免费的低剂量螺旋CT筛查,五十五岁以上常住居民都能做。大伯母第一时间就去报了名,还替我大伯也报了一个。我大伯不去,说查出来也是病,不查就没病,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
大伯母在电话里骂了他三天。我爸又打了一回。最后是我给他打的,我说大伯,那台机器我熟,就在我们医院,我陪你走一趟,二十分钟的事,做完了我请你吃牛肉面。他这才松口,说行吧,看在你那碗面的份上。
那天是周二,早上七点半。我大伯穿了件藏青色的夹克,兜里鼓鼓的,一包烟,一个打火机。大伯母出门前伸手去摸,他把兜按住,说拍片子呢,我还能边拍边抽?
我们科的走廊早上很挤,都是来筛查的老人。护士小赵先给他做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让他对着管子吹一口气。我大伯吹得很认真,脸都憋红了。数字跳出来,3ppm。
小赵愣了一下,抬头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屏幕。
“大爷,您今天早上没抽烟吧?”
“抽了,”我大伯理直气壮,“两根。”
小赵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懂。一个一天一包的人,早上抽了两根,吹出来不可能是这个数。她以为老人家记错了,或者不好意思承认,就又让他吹了一次,还是3。
我当时也没往深处想,只当是机器的误差,或者是老人肺活量大。现在回头去看,那其实是整件事的第一个提示,只是谁也没接住。
进CT室的时候,我大伯有点紧张,躺在检查床上,两只手抓着裤缝。技师让他吸气、屏住,他屏得太用力,肩膀都在抖。我在控制室里隔着玻璃看他,那么大的个子,缩在白色的机器里,像个不太听话的孩子。
片子传上来,一层一层往下滚。我看了第一眼,心里先松了口气,没有大块的阴影,没有明显的肿块,肺门的结构也清楚。然后王主任进来了,五十多岁,看了一辈子片子,端着保温杯在我旁边坐下。
他点了根没点的烟含在嘴里他自己也抽烟,一直说要戒然后鼠标一层一层地推。
推得很慢。
推到肺尖,推到肺门,推到胸膜,来回翻了三遍。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又拉近,放大,盯着右肺上叶后段那一片看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
“这不对。”
我心一下就沉了。在我们这行,主任说“这不对”,通常没什么好事。
“怎么了?”我问。
“这不像一天一包、四十八年的肺。”他把保温杯放下,转过椅子看我,“一舟,你大伯这肺,太干净了。”
我凑过去看。确实。我们每天看的那些老烟民的片子,肺是灰蒙蒙的,纹理乱,透亮度高,肺尖上顶着肺大疱,纵隔淋巴结常常有钙化,有的整个肺像被烟熏过的纱窗。我大伯的肺不是这样。他有一点轻度的肺气肿,上叶有一个不到一公分的小肺大疱,几条陈旧的条索影,右肺上叶后段有一枚四毫米的结节,边界很清楚。除此之外,干净得不像话。
王主任把片子退回第一层,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说,我去问问老爷子。
我大伯已经穿好夹克在走廊等着了。王主任过去,很客气:“大爷,我问您几个事,您别嫌烦。您一天抽多少?”
“一包。”
“抽了多少年?”
“四十八年,三十岁开始的。”
“深吸进去吗?往肺里吸。”
我大伯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走廊那头有人在喊号,推车轮子在地上滚,消毒水的味道很重。我大伯低着头,手指在夹克口袋外面搓了两下,忽然像个被老师抓住的学生,笑了一下。
“不深吸,”他说,“我就是含着。”
我没听明白。王主任也没听明白,让他再说一遍。
“就是含着,不过肺。”我大伯用手比划,“点着了,含在嘴里,让烟在牙缝里转一圈,再从鼻子、从嘴角慢慢吐出去。那叫抽个味道,不叫抽烟。”
我站在旁边,脑子里飞快地转。不过肺,那CO当然低。不过肺,支气管黏膜的暴露量就小得多,肺气肿和癌变的危险也会下来一大截。可四十八年,一天一包,他是怎么做到的?
“那您这一天一包,是怎么抽的?”我问。
我大伯说,一包里大半都不是他自己抽的。
他在码头上干了十几年,二十几个工友,谁过来都得递一根,不递就是不懂事。夏天卸货,一身汗,歇下来一蹲,烟散一圈,话就热了。冬天夜班,海风刮得骨头缝里都是凉的,烟递过去,火点起来,人就凑成一堆。他说,兜里有一包烟,出门腰杆就直;兜里没有,说话都没底气。
“一天一包,我自己抽的最多五六根,剩下的全散出去了。”他说,“买一包不是为了抽,是为了兜里有东西。”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见过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掐灭,半截塞回烟盒里,留着下回点。那时候我以为他抠门,现在才知道不是。
“那您为什么不过肺?”王主任问。
我大伯不说话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两只手在身前搓着,搓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爹抽旱烟。”他说。
我爷爷我没见过,我出生前他就走了,走的时候七十一岁。家里有一张黑白照片,老头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杆烟袋,人瘦得像一把柴。
“我爹六十八那年冬天开始咳,一开始是早上咳,后来夜里也咳,痰里带血丝。到最后一个月,躺在炕上,喘不上气,一口一口地倒气,我们几个轮着给他捶背。”我大伯说得很慢,“我那时候三十岁,刚学会抽烟,烟是码头上师傅给的。第一口我吸进去了,呛得眼泪鼻涕一起下来,咳了半个月,咳得我夜里睡不着,我就想,这不就是我爹那个动静吗。”
“从那以后,我就再不敢往里吸了。”
走廊里安静了。我大伯抬头看我,眼睛有点红,但没掉下来。
“我不傻,我知道那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可我爹那个样子,我看过一次就够了。”他说,“可我也不敢不抽。码头上那帮人,你不抽,人家不跟你说话,活儿就分不到你手上。我就想了个办法,含着,烟味有了,面子有了,我爹那个动静,我不沾。”
王主任靠在墙上,半天没说话。他先把嘴里的烟拿下来,看了看,然后塞回烟盒里。
“大爷,”他说,“您这肺,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但也不是没问题。您有轻度肺气肿,上叶有个小肺大疱,还有右肺上叶一个四毫米的结节,边界清楚,密度偏高,更像个陈旧灶,但按规矩得随访,三个月后复查一次。另外您年轻时候在码头、在车间,粉尘吸了不少,这些账都记在肺上。”
我大伯问:“要紧吗?”
“暂时看不要紧。”王主任说,“但含着抽也不是没伤害。口腔、咽喉、食管、胃,这些地方都泡在烟里,一样有风险。还有您这一身烟味,回家都落在您老伴身上。”
我大伯扭头看了大伯母一眼。大伯母站在走廊尽头,两只手插在棉袄兜里,脸绷着,可眼圈也是红的。
那三个月,我大伯第一次主动问我结节的事。有天夜里十一点多他打来电话,说睡不着,问那个四毫米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癌。我说不是,四毫米的结节一多半是良性的,边界清楚,像陈旧炎症留下的疤,等复查再看。他“嗯”了一声,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一舟,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就这件事想不通。我说想不通就对了,想不通才会去查。
复查是在十一月初。结节没有长大,边缘更清楚了,密度也更实,王主任判断是陈旧性肉芽肿,半年后再看一次就行。我大伯从检查床上下来,穿夹克的时候手还在抖,扣子扣错了两个,是大伯母伸手给他重新扣的。
那天晚上在大伯家吃饭,大伯母做了六个菜。我堂哥一家也来了,桌子挤得满满当当。吃到一半,我爸掏出烟来,我大伯把他的手按在桌面上。
“你别抽了。”我大伯说。
我爸笑:“哥,你抽了四十八年,片子拍出来医生都不信,我怕什么。”
我大伯一下就火了,拍了下桌子,碗都跳了。
“我那叫抽吗?”他说,“我那是含了四十八年,你那是真往肺里灌!我这是命大,你别学我。”
我爸没说话,把烟塞回了烟盒。
后来我爸还是去做了个CT。查出右肺下叶一个五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密度不高,医生让他三个月随访。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声音很平静,说没事,我一个当大夫的儿子在这儿呢。
我挂了电话,站在科室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上。楼下的银杏黄了一半,风一吹,落一片。
我大伯那包烟还在兜里放着,他说他改不了了,出门兜里没东西心里空。我让他换成一包糖,他说糖让人笑话。前两天大伯母在家族群里发了张照片,我大伯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把瓜子,磕得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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