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却没有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原因是他不赞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不同意《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中有“不干涉内政”的条款。

对于五常拥有否决权问题,胡适在其自述中解释道:

“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当然是包括美、苏等首要强国,可是当苏联坚持安全理事会里的永久会员国可以使用否决权时,何君与我均深感失望。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胡适把否决权简单理解为苏联单方面争取的特权,这是带有时代局限的误读。否决权是“大国一致”原则,是二战后各方共同谈判形成的制度安排,初衷是吸取国联的教训:之前的国联采用全体一致原则,造成集体安全机制彻底瘫痪,无力阻止战争。否决权本质是一套“刹车机制”:任何一个拥有全球力量的大国,如果被强行裹挟进违背自身核心利益的战争决议,很可能导致其直接脱离国际体系,甚至引发大国间的战争。否决权的存在,迫使大国必须协商、妥协,客观上降低了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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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为某一国量身定做,而是五常共享的权利,美、英、法、中、苏(俄)都多次行使否决权。胡适只看到否决权会限制部分决议的推进,却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大国共识的前提下,强行通过制裁、用兵决议,本身更容易引爆更大规模冲突。

对于联合国“不干涉内政”条款,胡适在1952年《联合国的理想与实际》(《胡适言论集(乙编)》)演讲中表示:

“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到今天已经四年零四天,所谓保障人的人格、自由、尊严——人权,丝毫没有实现,也可以说是没有法子实现。什么缘故呢?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轻轻的一句话打消了。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这就是说联合国不得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于是成千成万的人被迫作奴隶劳工在过着非人的生活,被解释作‘内政’。突尼西亚事件,法国人解释作‘内政’;南菲联邦马伦政府歧视有色人种,英国和南菲也解释作‘内政’。明明是违反人权宣言违反宪章规定的,都抬出‘内政’二字来,使联合国无法可施。”

胡适的这段论述,有意忽略了宪章原文的完整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后半句明确写道: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也就是说,不干涉内政不是绝对的“挡箭牌”,当出现种族灭绝、大规模人道灾难、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形时,安理会依据第七章仍然可以采取强制行动,并非完全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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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设想,是希望国际社会可以以人权为名,随意介入他国国内事务。但这个设想有巨大的现实漏洞:谁来判断何为“人权灾难”?由谁来判定介入时机?如果取消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这条底线,强国就很容易单方面把自身利益包装成“人权理由”,随意对弱小国家实施制裁、发动军事干预,变成强权干涉的借口。

近代以来,很多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介入他国内政,最终带来的是地区动荡、民不聊生,有利说明了主权原则对弱小国家的保护意义。人权的价值应当尊重,但人权保障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否则国际秩序会失去基本准则,弱国的安全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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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胡适是一介文人,不适合搞政治。他出发点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更有力地保护人权、制止苦难,这份理想可以理解。但他的方案过度理想化,片面放大了规则的弊端,忽视了主权平等、大国制衡对于维持全球秩序的基础性作用。他的思考,也折射出近代不少知识分子对国际组织的浪漫期待,和战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