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亦乔,今年二十六岁,去年九月份,我和另外八个人一起考进了辽宁一个县直单位的编制。今年一月,入职刚满四个月,我们九个人,全部离职了。这事在网上传开的时候,评论里骂声一片,说我们这代年轻人吃不了苦,说我们欺骗了名额,说编制都不珍惜。我不想跟谁吵架,我只想把我们九个人这四个月经历了什么,一件一件讲出来,讲完了,你再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群不知好歹的人。

先说我为什么去。

我老家在河南一个县城,普通二本毕业,毕业那两年,赶上行业不景气,我在郑州换过三份工作,最长的一份干了八个月,公司黄了。我爸妈都是下岗职工,一辈子最信的一句话就是:铁饭碗,饿不死。去年春天,我在一个考编交流群里看到辽宁这个县的人才引进公告,免笔试,直接面试,事业编,落了编制还给安家费。唯一的要求是服务期五年,五年内辞职要赔违约金,档案上还会记一笔。

我犹豫过那个五年。我妈说,五年怕什么,你在外面漂着,一年都待不安稳。我想想也是,就报了名。我们那一批一共招九个人,八个外省的,一个本省的,最小的二十三,最大的二十九,全是硕士或者双学位。九个人面试完,全部通过,政审、体检、公示,九月份,我们一起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到县里那天,下了雨,接待我们的人事科科长很热情,帮我们搬行李,请我们吃了顿铁锅炖。那天晚上,我们九个人在宿舍院子里坐了一圈,都觉得,这回算是把日子安定下来了。

第一个月,是蜜月期。

单位对我们不错,宿舍是新翻修的,两人一间,有暖气。食堂三块钱一顿,有菜有肉。我的岗位在办公室,主要写材料。头两个星期,我写的第一篇信息简报被市里的平台采用了,科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同来的老周,学计算机的,分去了数据局;小蒋,学农学的硕士,去了农业中心;还有学环境的小唐,去了生态办。我们每天晚上在宿舍院子里碰头,交流各自的见闻,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东北的秋天很蓝,单位的大姐们很热心,教我们腌酸菜。

变化是从第二个月开始的。

先说我自己。办公室写材料这个活,我原来以为是写政策分析,写调研报告。实际干起来,我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各个科室写总结,写汇报,写先进事迹材料,写创建文明城市的台账。有一天我数了数,我一个星期写了十一份不同的材料,其中九份的核心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同一件事换八种说法往上汇报。我学的那些东西,统计、分析、项目评估,一样都用不上。有一次我提了个建议,说咱们县的营商环境调研,可以做个问卷,跑一跑数据,我可以用专业做。科长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小沈啊,咱们这儿不兴这个,写材料就是看笔头,你把话写漂亮了,比什么都强。

再说老周。他是九个人里技术最好的,去之前想着能参与县里的数字化项目。去了以后,他的主要工作是修电脑。全县各个部门的电脑坏了,都打电话找他。他一天要跑六七个单位,背个工具包,从这栋楼走到那栋楼。三个月里,他写过一份关于政务系统数据打通的方案,交上去,石沉大海。年底评优的时候,他连提名都没有,得先进的是一位快退休的老同志,据说材料写得极好。

小蒋的遭遇最让人难受。她是农学硕士,研究的方向是经济作物。她分到农业中心以后,满心以为能下到田间搞推广。头一个月确实下过两次乡,后来中心的主要工作变成了迎接检查。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今天。她说,亦乔,我读了七年书,学的东西在这儿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帮领导把检查材料里的亩产数字改成上级想看的那个数。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就是笑,笑得我心里发凉。

到第三个月,我们九个人的碰头会,话题就变了。以前聊的是工作怎么干,后来聊的是,你打算怎么办。

压垮我们的不是某一件事,是一层一层的小事摞起来。

比如工资。公告上写的综合待遇,到了才发现,安家费分五年发,每个月到手的钱,扣完以后三千四。我们九个人里有六个背着房租或者房贷,三千四,在县城活着是够的,可我们二十六七了,谈恋爱要花钱,父母慢慢老了要准备钱,五年服务期一满,我们都三十出头了,那时候再出去,市场还要我们吗?

比如上升。单位里比我们早来五年的一个哥哥,跟我们喝过一次酒,说了一句掏心窝的话,他说,你们别看自己学历高,在这儿,排队是有讲究的,一个坑一个萝卜,萝卜什么时候挪,看的是坑,不看萝卜长得多好。他今年三十四,还是科员,他说他认了。我们那晚谁都没说话。

比如生活。县城没有像样的电影院,没有演出,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娱乐就是宿舍里打牌。这本来没什么,可再加上相亲,味道就变了。单位的大姐们特别热心,一个月里给我安排了四场相亲,对方全是县里各单位的,大姐说,小沈啊,你要在这儿扎根,就得在这儿成家,成了家,你这心就定下来了。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东西,这个系统希望你留下来的方式,是给你织一张网,工作的网,人情的网,婚姻的网,网织好了,你就不想走,也走不了了。

十二月底,服务期刚满四个月,九个人里的第一个,小唐,提出了离职。

她的理由最直接,她母亲在四川查出了病,需要人照顾,她要回去。她递辞职报告那天,单位先是挽留,然后是谈话,然后告诉她,辞职可以,违约金照赔,档案里记上一笔,五年内不准再考辽宁任何编制。小唐都认了,赔了两万八,走的那天,我们去车站送她,她抱着我们哭,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带了个头。

小唐这一走,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一月开学前后,剩下的八个人,陆陆续续都递了报告。我是第八个。人事科长拿着我的辞职报告,手都在抖,他说,小沈,你们这是商量好的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编制多少人抢?我说,科长,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更难过。我们不是抢到了不珍惜,是我们拿着不合适的东西,占着别人可能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一个本地人,一个愿意在这儿成家立业的、写作材料是好手的人,比给我们九个心已经飞走的外地人,有价值得多。

最后走的是老周,他坚持到一月底,把手里修电脑的活全部交接清楚才走。九个人,四个月,一个不剩。听说县里后来开了会,反思人才引进政策,第二年把服务期从五年改成了三年,还加了岗前实地体验。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这九个人的两万八一个的违约金,总算没有白交。

现在说说我们九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这也是我最想说的部分。

小唐回四川照顾母亲,半年后在成都一家农业互联网公司做了运营,天天加班,可她说她睡得着。老周去了杭州一家做政务数字化的公司,干的还是政府项目的活,可他的方案现在有人看了,上个月他负责的系统在一个地级市上线了。小蒋考回了老家省农科院的聘用岗,没有编制,但她今年春天真的下了田,她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裤腿上全是泥,笑得露出八颗牙。我呢,来了深圳一家做行业研究的公司,工资是县里的三倍,累是真累,可我写的报告,客户会一条一条地看,会拿去真金白银地做决策。我们九个人建了个群,群名叫九个人,谁换了工作,谁恋爱了,谁失恋了,都在里面说。上个月小唐在群里说,有时候想起在县里的那四个月,居然有点想念,想念那个院子,想念暖气,想念三块钱的食堂。老周回了一句,想念可以,回去不行。全群都笑了。

我不敢说我们九个人的选择是对的,我只能说,对当时的我们,那是诚实的。

这件事过去快一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我们要的太多,还是那口锅里的饭,本来就不是为我们这九个胃做的?我想明白的几点,写在这里。

第一,编制是碗好饭,但不是每个人的胃都消受得起。一个人寒窗二十年学了一身本事,你让他把本事锁进抽屉,用二十年去换一个安稳,对有些人来说是圆满,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凌迟。这两种选择没有高低,只有合不合身。我们错就错在报名之前,没有真正问过自己:我到底是想要一份工作,还是想要一个人生?

第二,五年的服务期,拦得住人,拦不住心。一个地方留不住年轻人,靠的从来不是违约金,靠的是让他的本事有地方使。你给他一个能施展的位置,他能干出成绩来,别说五年,十五年他也愿意待;你让他一天修六台电脑、写八份同样内容的材料,那五年对他就不是承诺,是刑期。人跑了可以再招,可要是一直不明白人为什么跑,招来多少,跑掉多少。

第三,我们这代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小唐赔了两万八回去伺候病人,老周熬到月底把每台电脑都交接清楚,我们九个人没有一个是拍屁股就走的。我们只是不愿意吃那种看不到头的、白白消耗的苦。能吃成长的苦,不愿吃原地打转的苦,这一点,希望大人们能听懂。

最后一句,是我自己在离职报告上没敢写、在心里写了一百遍的话:我们离开,不是嫌弃那片土地,是那口锅里的饭,盛不到我们要的那一碗。愿那口锅越来越好,也愿后来的人,坐下来之前,先想清楚自己到底饿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