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来自阿拉斯加的单亲母亲麦肯娜·韦斯特同意为一对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夫妇代孕。一年后,韦斯特和孩子身在得克萨斯,由此引发的跨州法律纠纷吸引了全国媒体的报道。此案暴露了美国代孕安排的混乱,以及该国的堕胎战争如何毒害关于不孕症治疗的对话。
韦斯特与意向父母瑙辛·吉尔卡和奥马尔·艾哈迈德之间的关系,在韦斯特得知她所怀的孩子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后破裂。三人共同签署的代孕协议规定,若出现胎儿异常,吉尔卡和奥马尔可以要求韦斯特终止妊娠。韦斯特声称吉尔卡和艾哈迈德向她施压,要求她终止妊娠;吉尔卡和艾哈迈德则表示,三人此前已一致同意堕胎是最佳选择,后来韦斯特改变了主意。
无论哪种情况,韦斯特随后都向全国性反堕胎组织“生命行动”寻求帮助,该组织承担了她前往得克萨斯的费用。在那里,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肯·帕克斯顿通知当地医院,如果韦斯特生下孩子,它们有义务提供挽救生命的护理。曾推动多布斯案并最终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捍卫自由联盟”正在代表韦斯特争取监护权。
韦斯特的案件只是近年来登上头条的一系列代孕故事之一。一位中国科技亿万富翁声称,让美国代孕者为他生下了超过100 名美国出生的孩子。去年,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警方突袭了一对从中国移民来的夫妇的住所;当地当局接管了 21 名儿童的监护权,其中大多数是代孕所生,并将他们安置在寄养机构。
尽管这些案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但它们都表明美国代孕法律多么模糊和复杂。各州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各不相同,也没有全面的联邦法律来保护代孕、规范代孕或处理其费用。(代孕可能花费意向父母超过 $100,000,或甚至 $200,000。)对于某些面临生育问题的患者来说,获得代孕服务是否是生殖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是说代孕(至少商业代孕)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怀孕者的自由?
后一个问题里有一点跟韦斯特的案子特别相关:代孕合同是否会迫使代孕者做出她并不想要的生育决定。终止妊娠条款并不罕见,其本意是让委托父母对代孕者何时可以终止妊娠拥有一定控制权。这类条款可能只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堕胎,例如代孕者的健康受到威胁时;也可能在其他情况下要求堕胎,例如发现某些先天性疾病。据报道,吉尔卡和艾哈迈德现在正寻求让韦斯特赔偿损失,理由是她违约并给他们造成精神痛苦。相比之下,韦斯特声称合同无效,因为它具有胁迫性,侵犯了她的隐私权和身体自主权。
由于许多代孕合同包含保密条款,很难获得有关此类纠纷有多常见——或如何解决——的数据。多数专家一致认为,没有法官会命令韦斯特违背意愿堕胎,但法院有可能允许委托父母停止支付合同项下应付的款项,甚至寻求金钱损害赔偿。这是否使此类条款具有胁迫性,或构成对生育自主权的侵犯?还是说,需要为委托父母提供某种合同保护,因为他们在生育自主权方面也有自身利益?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影响本案最终由谁获得监护权。各州对代孕的法律规定差别很大,但法院通常会适用代孕母亲分娩所在州的法律。这也是韦斯特跑到得州的原因之一:她觉得那里的法律对她这一方最有利。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将监护权判给了吉尔卡尔和艾哈迈德,而得州一家法院目前只是暂时认可了这一判决。但案子还没完,下一次听证会安排在下周。
得州和大多数州一样,只要代孕协议符合某些条件,就会得到法律执行;这类协议会把父母权判给委托父母(即意向父母)。但韦斯特辩称,这份合同带有胁迫性质,得州法院应该认定合同无效。合同一旦被认定无效、不再作数,她就接着主张,得州法律应承认生母——也就是她本人——为法律上的父母。
毫不意外,美国关于代孕的讨论已经被全美的堕胎之争裹挟了。借韦斯特的故事做文章的共和党人这么做,为的是确保胚胎的权利。在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于2024年裁定,用于体外受精的胚胎就该州《未成年人死亡法》而言算作儿童之后,传统基金会和ADF等保守团体把矛头转向了体外受精,称储存或丢弃体外受精胚胎侵犯了未出生胎儿的权利。
到目前为止,人们获得体外受精服务基本没受影响;反倒是一连串备受关注的丑闻,让代孕成了众矢之的。反堕胎者反对代孕,因为代孕没把胚胎当成权利主体。禁止商业代孕,就会为限制体外受精铺路。
代孕问题很复杂,它牵涉到不孕不育诊疗及其费用、生殖自由的性质,以及为人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韦斯特案表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认真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利用不孕不育相关法律中的空白,限制或明令禁止体外受精、代孕甚至堕胎。麦肯娜·韦斯特案或许很复杂,但帮她的人,目的并不复杂。保守派死盯着堕胎不放,这意味着哪怕最复杂的案子,也会很快被简化成进一步限制生殖选择的借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