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知行,三十六岁,在深圳一家产业服务机构做外联,日常工作就是接从海外来的考察团。大学时日语是第二专业,这些年一直没丢,团里没配专职翻译的时候,我就自己上。
十一月中旬,我接到一份行程单:东京来一个二十八人的考察团,三天两夜,看无人机配送、看供应链、看产业园、看养老科技。名单第一页是领队——佐藤慎一,七十一岁,东京一家中小企业支援机构的顾问。
我照着名单把每个人的背景过了一遍。翻到佐藤那一栏,备注里有一行小字:一九九四年曾驻深圳七个月。我拿笔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道,又觉得没什么用,就合上了本子。
接机那天航班晚了四十分钟。宝安机场的到达厅冷气开得足,我举着牌子站在出口,牌子上印着对方机构的日文名。同事周锐在旁边数人头,一边数一边小声念叨,说二十八个人,可别少一个。
玻璃门一开,热浪跟着人一起涌出来。深圳十一月还穿短袖,团里有几位老先生穿着深色西装,出门第一件事就是解扣子。有人掏出手机拍天花板,有人拍外面的棕榈树,还有人蹲下来摸了摸地面。
佐藤慎一走在中后段。他个子不高,灰白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拎着一个旧得发亮的皮质公文包,边角都磨白了。他没有四处张望,只抬头看了一眼头顶那条灯带,然后低头看表。
“陆先生?”他走过来,中文发音生硬,但每个字都很准,“麻烦你了。”
我说不麻烦。他身后跟着翻译小林由纪,三十八岁,中文说得很流利,是团里唯一不需要我照顾的人。
大巴停在门外,司机黄师傅早把空调打好了。二十八个人上车,行李塞了半舱。车子一上高速,车厢里安静下来,一半人在看窗外,一半人在看手机。
佐藤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他把公文包放在腿上,两只手压着,眼睛一直跟着窗外的楼走。
过了鹤洲,路两边开始出现连片的厂房,再往前,塔吊一台挨着一台。周锐在后排跟几位年轻团员聊天,聊到深圳的房价,车里响起一阵很轻的笑。
“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佐藤忽然问,声音不大,像在自言自语。
我回头看小林。小林摇摇头,意思是她也不清楚。
我侧过身,说:“佐藤先生,您九十年代来过?”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恢复成那种很平静的样子。
“一九九四年,”他说,“我在蛇口一家合资厂待了七个月,做生产技术指导。”
“那变化很大。”
“我知道变化很大。”他说,“我在电视上看过。可我刚才从机场出来,一路上没找到一个认识的东西。”
他说“没找到一个”的时候,手在公文包上按了一下。
第一站是龙岗一家做物流无人机的公司。厂房是新盖的,展厅在一楼,落地窗外就是试飞场。讲解员讲完参数,团员们围到窗边看飞行。
无人机载着六公斤的样品起飞,绕场一周,稳稳落在指定点。团里最年轻的高桥今年二十八岁,做餐饮供应链,他连拍了三十几张照片。
佐藤没拍照。他一直站在展板前面,看上面那排数字——日均飞行架次、平均配送时长、单机成本。他看得很慢,像是在核对什么。
“这个成本是怎么算的?”他问,中文。
讲解员愣了一下,我赶紧补了一句。讲解员解释完,佐藤点点头,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了一行字。我瞥了一眼,字很小,写的是“人工占比”。
中午吃饭,团里分了几桌。山本千鹤女士坐在我这桌,六十多岁,做养老辅具生意。她说她最想看的是轮椅和护理床,问我深圳这边有没有做智能款的。
我说有,下午就去看。她笑了,说日本的老人在减少,中国的老人在变多,两边其实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这话很轻,但桌上几个人都停了一下。
下午去华强北。这一站是我提议加的,原本行程里没有。我怕人多走散,提前跟市场管理处打了招呼。
结果还是走散了。
田中亮做精密零件,四十五岁,做这行二十年。他要找一种特定规格的连接器,在日本问了三家代理,最快也要两周。他在一个柜台前站住,把样品的照片给老板看。
老板看了三秒,说:“这个型号旧了,新的是这个。”转身从架子上抽了一盒出来。
“多少钱?”
“一个三块二。”
田中把盒子翻过来又翻过去,抬头问:“现货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他昨天还在算这批货在日本要等多久。
从市场出来,天色已经暗了。有人提议去看灯光秀,全团都同意,除了佐藤。他说他想在车上坐一会儿。
我陪他在大巴旁边站着。黄师傅把车停在一棵行道树下,风从楼缝里穿过来,带着一点海的腥味。
“陆先生,”他说,“你今天累不累?”
我说还好。
“我说句实话。”他把公文包换了只手拎着,“来这里之前,我准备了很多问题。我们有二十八个人,每个人带了三四个问题,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成本、交期、良率、补贴。我觉得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快的城市,很多工厂,很多工人。”
他顿了一下。
“结果我下飞机到现在,一个工人也没看见。”
我没听懂。他看我的表情,笑了一下,很轻的那种笑。
“1994年,我在蛇口的车间里待七个月。三百二十个人,两班倒。我每天做的事就是站在线尾,看哪一道工序卡住,然后去调整。那时候,最怕的是停电。”
“现在呢?”
“现在我进的那间厂房,我今天下午问过那边的人。他们说一条线八个人。”
他说完这句,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用两只手撑着车门的扶手。
晚上八点,灯光秀开始。二十八个人站在市民中心前面的广场上,仰着头。楼体上的图案一片一片翻过去,光从这一头扫到那一头,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
高桥转过头跟我说,他以为这只有过节才有。我说每周都有,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回酒店的路上,山本女士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她有点慌,说里面存着这次拍的所有照片,还有她孙女的视频。
黄师傅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打开手机定位。信号显示在刚才广场东侧那一片。我心里已经觉得希望不大了。
周锐跑回去找。二十分钟后,他打来电话,说找到了——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捡到,蹲在原地等,怕失主回不来,一直在那儿刷单。
山本女士在电话里说了好几遍谢谢。她挂了电话,跟小林说:“在日本,也有这样的事。但在陌生城市里,我没想到。”
第二天我们去了宝安一家做养老设备的企业。厂里的产线很干净,地上画着黄线,机器人把床架搬过来,转到下一个工位。山本女士在护理床前面站了很久,摸床栏的扶手,又蹲下去看底下的电机。
她问:这个能改成日本的标准吗?对方说可以,改模具三周。她回头跟身边几个人说了句话,那几个人的表情都变了。
下午的座谈安排在产业园的会议室。二十多个人围一张长桌,桌上摆着矿泉水和小番茄。日方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从关税问到用工,从用电价格问到社保。我们这边的人一条一条答。
佐藤坐在长桌的一端。他没有问问题,一直在记。记到中间,他忽然举手,说了一句话。
小林翻给我听:“他说,他想问一个不是生意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深圳有这么多人从外地来,他们住在哪里?下班以后做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我们这边一位副主任接过话,讲了城中村、讲了保障房、讲了几条街上的夜市。他讲得很朴实,没什么数据。
佐藤一直点头。等对方讲完,他说了一句日语,小林没翻,我看她眼睛红了。
后来我问她,他说了什么。
小林说:“他说,1994年他住在厂里的宿舍,八个人一间,洗澡要排队。他记得有一年中秋,同宿舍一个湖南的小伙子,把自己的月饼切了一半给他。”
第三天的最后一站是前海。海风很大,天是那种很干净的蓝。站在平台上看出去,桥、楼、工地,一层接一层往远处退。
高桥靠着栏杆,跟同行的几个人讲他回国后想做的事。他说他原来只打算做日本的生意,现在在想要不要在这儿设一个点。有人问他不怕吗,他说怕,但更怕错过。
我把这话转给佐藤听。他站在旁边,听完,把公文包换了个手。
“我1994年走的时候,”他说,“从蛇口到罗湖,坐中巴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有一段是泥的,下雨天车轮会陷进去。我当时想,这个地方要变成什么样,可能要很久。”
“现在呢?”
“现在我从机场到这里,只用了四十分钟。而且我没看懂路上那些车为什么没有司机。”
他说的是那天在街上跑的无人配送车,白白的,一排一排,遇到人会自动停下来。
傍晚我们送他们去机场。行李一件一件过秤,有人在小店里买茶叶,有人换掉剩下的零钱。高桥把充电宝落在了会议室,周锐开车去追,追回来的时候满头汗。
值机口前面,二十八个人排成一列。小林在核对名单,我站在旁边看。
佐藤最后一个过来。他把公文包放在脚边,两只手伸出来,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干,也很稳。
“陆先生,谢谢你三天。”
我说这是我的工作。他摇摇头,说不是工作的事。
然后他压低了声音,声音轻得我几乎要凑过去才听见。
“比我想象的更震撼。”
我愣了一下。他松开手,弯腰把公文包拎起来,转身往里面走。
走出五六步,他停下来,回过头。
“下一次,”他说,“我带我孙子来。”
闸口那边的灯很亮,把他整个人罩在一片白里。他抬手朝我挥了一下,动作很小。
我站在原地,看他走进人群,那只旧公文包在他身侧一晃一晃,很快就看不见了。
周锐过来拍我肩膀,说走了走了,回去还得写报告。
我说好。走出机场的时候,夜风迎面扑过来,不冷,还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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