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底,不少农村老人的社保卡里多了一笔钱。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上调后,1至6月的差额共120元,与7月新标准一起自动补发,不需要本人申请。有人觉得国家记着自己,也有人嘀咕:这点钱放到全世界比,算多还是算少?
提到欧洲生活,很多人会想到高福利、休闲和松弛。
提到东亚,常用的形容词却是“卷”,中日韩甚至被称为“东亚三卷王”。为什么东亚很少有高福利国家?在全球经济普遍亮起红灯的当下,欧洲的高福利又会不会压垮自己的国家财政?
二战时期,欧洲出现了“福利国家”这个词。当时英国处于战争劣势,伦敦等大城市每天都遭到德国军机的轰炸。
在贝弗里奇领导的社会保险委员会推动下,英国推出一系列国民保险法案,用福利国家制度去对抗德国的战争国家制度。高福利国家制度最初只是一项应急措施。
此后,瑞典、芬兰、挪威、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采纳贝弗里奇报告,建设各自的福利国家。
到1955年,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工人能够通过罢工和选举迫使政府建立普惠福利。挪威是高福利的代表,主权基金规模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国民分到26万美元。
再看当下的账本。经合组织统计,2022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共社会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经合组织平均约为五分之一。经合组织2025年发布的亚太报告显示,日本和新西兰约为25%,中国和蒙古在10%左右,差距是实打实的。
不过,同一份报告提到,亚太地区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的平均水平,大约只有经合组织平均的三分之一。中国并不是孤零零地垫底,而是和处在相近发展阶段的邻国在同一档位。
东亚的情况和欧洲完全不同。19世纪,欧洲列强用枪炮打开亚洲市场,各国资源被大量掠夺,开始现代化时已经先天贫弱。
东亚各国普遍面临废墟重建和国家安全的压力,把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核心战略,形成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福利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
二战后,日本工业在美国援助下很快复苏。日本产品的优势在于性价比,物美价廉的背后是工人福利被压缩。在终身雇佣制下,过劳死现象频发,人均年劳动时间高达2480小时。
直到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才开始完善医保和养老体系,公共福利支出占比从1990年的11%上升到2020年的23%。
韩国也不例外。“汉江奇迹”期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7.1%,但到了1990年代,韩国工人的平均每周工时仍远超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直到生育率跌到全球垫底,韩国才被迫推出育儿津贴和弹性工作制。
这并不是因为东亚人天生爱卷,而是因为很多东亚国家人口高度密集、工业资源匮乏,经济依赖贸易,从零开始发展工业时,必须把资源优先投入生产领域。
很多东亚国家还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形成了“福利家庭化”:欧洲人把国家当保姆,东亚人把家庭当银行。韩国至今仍有60%的老年人靠子女赡养。
欧洲的福利国家也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196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公共社会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后来才翻倍到20%出头。今天中国的比例,和当年发达国家起步时差不多,但中国要照顾的人口多出好几倍。
近些年,东亚也在不断完善福利制度,中国建立了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医保和养老保险。但随着发展而来的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让东亚各国陷入了“未富先老”的局面。
财政部公布,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增幅比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1个百分点。
看病方面,202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27.1%,而本世纪初这一比例接近六成。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婴儿死亡率降至3.8‰。不过,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在10%以上。
短板在农村养老。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从143元提高到163元,领取人数超过1.8亿。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到,2025年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为287元,城镇职工平均为3498元;上海每月发放1555元,甘肃仅为249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不足以解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来源问题,必须持续加快提升。他也指出,近3年国家和地方双重发力,基础养老金进入了加快提升阶段。这项制度2009年建立时,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从2024年起,每年增加20元。
孩子这头,从2025年1月1日起,每个孩子每年可以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直到年满3周岁。2026年,财政部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补贴。
但按经合组织统计,波兰、德国的家庭福利投入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和3.5%,相比之下中国这块仍然偏少。
欧洲的高福利,这几年也成了财政的沉重负担。2024年12月,德国大众汽车宣布裁员3.5万人;法国此前已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北欧普遍实行高税收和累进税率,税基宽广,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30%。挪威还有油田,2022年净赚1500亿欧元。
南欧的福利资金主要来自间接税,还存在大量地下经济。希腊地下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税收不够只能发债。次贷危机爆发后,希腊政府财政赤字率达到15.4%,远超欧元区3%的警戒线。当时希腊公务员一年能领14个月工资,退休后还能领取原工资的80%。
破产后,希腊被迫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轮总计2600亿欧元的救助,条件是削减养老金、提高增值税、裁员15万人。尽管希腊在2020年已经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但经济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法国的处境与希腊相似。截至2024年底,法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6%,养老金支出占比在七国集团中最高。几乎任何削减福利开支的改革,都会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
2024年底,新任总理巴尼耶动用宪法第49条第3款强行通过预算案,上任约90天就被赶下台。这是1962年以来,法国政府首次因不信任投票被推翻。
福利的本质,是资源分配的艺术。东亚国家受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和历史路径的约束,发展出“低水平普惠加家庭互助”的实用主义福利模式;欧洲则建立了“高水平普享加政府主导”的福利体系。挪威靠石油财富支撑的慷慨福利,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是无法复制的奢侈品。
放到全球来看,中国的医保和养老保险覆盖了十几亿人,在发展中国家里算得上靠前;待遇水平离欧洲、日本还差得远,大约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游。中国社会福利不在顶端,也早已不是“垫底”。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今后几年能缩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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