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一个看起来像是“让步”的方案:琉球群岛的北部和中部岛屿归日本管理,南部的宫古岛、八重山等岛屿归清政府管辖。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落实。

日本为什么愿意“送岛”,李鸿章又为什么不要,得从日本一步步吞并琉球说起。琉球臣服于中国期间,琉球方面编有一部记录,叫做《历代宝案》,记载了琉球与周边国家往来的事情。

台湾位于琉球与福州的航线之间,所以《历代宝案》也记录了多起琉球人因船难漂流到台湾获救的事件。这些落难的琉球人经台湾官员帮助,先被送到福州琉球馆,再返回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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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名的琉球漂民事件,就是历史课本中常提到的牡丹社事件。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历代宝案》停止编撰之后,却是日本吞并琉球的关键事件。

1871年,一艘琉球船在恒春半岛东方失事,部分难民在八瑶湾登陆后遭到原住民杀害,幸存者则按惯例求助,由福建琉球馆安排返回琉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希望结束琉球与清朝的外交关系。

日本对内先将琉球国降格为琉球藩。对外,日本采纳了曾任美国驻厦门外交官、被称为“台湾番界老司机”的李仙得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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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得在处理美国罗发号事件后,提出了台湾番地无主的说法。日本利用清廷惯用的借口,也就是“那些都是化外之民,与清廷无关”的说法来设下圈套。

这样一来,就算出兵台湾番界失利,也能制造琉球归属的模糊空间。1873年,日本特别派遣善于交涉的副岛种臣到清朝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同时交换两国互不侵犯、彼此互助的条约,顺便到清廷的总理衙门交涉。

总理衙门官员质问:台湾和琉球都属于大清帝国,出事后也都有抚恤,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副岛种臣说,因为受害者当中已有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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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问,清廷为何不惩罚凶手?清廷官员回答,那些人是化外之民,清廷管不到。副岛种臣便接着问:那么日本可以教训那些化外之民吗?

清廷官员没有理解副岛种臣的意思,顺口答应随便日本处理。于是,1874年发生了牡丹社事件。清廷得知后,派沈葆桢到台湾主持防务。

但清廷在多年各地赔款的经验里,认为只要花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日本摸透了清廷的心态和底线,清廷就不断落入日本设计的圈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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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登陆后,一方面赶紧收集被杀害的琉球难民头颅,经由萨摩藩控制琉球后设立在当地的琉球馆送回琉球,借此向琉球人表明,送他们回家的已经不是福州琉球馆了。

另一方面,等到两国签订条约后,日本就把条约中“保民义举”的对象解释成琉球人,以及并非清廷所认知的日本人。清廷用来收购日军在当地修建道路、房屋的款项,也被说成了赔款。

甚至清军看到日军在当地修墓时,还分不清状况,问日军为何不直接撤回日本。后来清廷才得知,日军修的是琉球受害者的墓,墓碑从写受害者是“琉球人”改成了日本的“琉球藩民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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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日本正式禁止琉球接受清廷册封,并废除中国年号,改用日本年号纪年。1879年,日本单方面废除琉球藩,改设冲绳县。

琉球亡国后,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归属继续交涉。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中国、日本游历时,清廷曾希望他居间调停,日本借这个机会拿出了所谓的“分岛改约”方案。

1880年3月,竹添进一郎受外务卿井上馨派遣,向李鸿章提出,日方愿将琉球最南端的宫古岛与八重山岛划归中国,交换条件是修改《中日修好条规》,允许日本商民进入中国内地经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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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日本是在送岛,实际上是想用两片偏远岛屿换取清朝对日本占有琉球本岛的认可,同时把通商利权也拿到手。1880年10月,清政府与日本按日方方案达成“分岛改约”协议。

但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和刘坤一认为,中国以存球为重,如果照此划分两岛,对保存琉球宗祀一事并不妥善。李鸿章上奏,认为只有拖延一法最为适宜。

他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目的很简单,就是在法理上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占有。虽然日本努力把吞并琉球合理化,但琉球接受中国册封已有几百年,日本也没有任何条约可以作为改变琉球国家地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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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廷不愿承认既成事实,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各说各话,日本也就迟迟拿不到能证明琉球已经归入日本的依据。所以,当时琉球人还期待与清廷联手复国。

可惜清廷在争夺东亚主导地位的战争中失败,还签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复国的希望就此落空。从此,台湾和琉球同归日本统治,琉球问题的讨论也就没有了下文。

不过,因为清廷始终没有在分岛协议上签字,这笔历史旧账也就一直没有了结。二战后美国占领琉球,1972年移交给日本的是“施政权”,而不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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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此后,“琉球地位未定论”再次引起舆论热议。

中国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已经明确,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

一百多年前,李鸿章那句“大清不要”背后的法理考量,到今天依然有现实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