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每月530欧元的迷你工作,一边是每月2000欧元的全职岗位。在德国总理默茨看来,两者之间好像只差一个决定。
2025年夏末,默茨提出一个问题:那些靠迷你工作挣530欧元、同时领取公民收入的人,为什么不能去做2000欧元的工作?他特意说明,自己不是在指责利用制度的人,该反省的是制度本身。
如果一套方案让人觉得不领补贴才是犯傻,那就必须改。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公开承认,德国现有的经济产出已经撑不起现有的福利体系。
这番话在德国引起很大争议。绿党议员米勒-格梅克批评它不仅脱离现实,而且显得冷嘲热讽。
也有人反驳,很多人做迷你工作,是因为找不到全职岗位,或者疾病、照护家人或照看孩子让他们没法每周工作40小时。这个问题提出一年多了,德国到现在也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
柏林社会科学中心主席尼古拉·福克斯-辛德伦曾应邀向执政联盟领导层讲解,怎样才能维持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她的结论很朴素:民众对民主的认同和经济状况分不开。
老百姓要看到国家在做实事,比如家门口的基础设施完善,学校正常运转,政府办事讲效率、能解决问题。偏偏德国在基础设施上欠账已经几十年了。
对于社会制度,她的态度更复杂。德国人珍惜这套保障,也想把它保住,可这套制度太贵了。
国防开支在涨,人口在老龄化,预算处处吃紧。她认为改革躲不过去,但重点不应该放在给受助者少发多少钱,而应该放在怎样让保障体系鼓励人去工作。
很多低收入者的不满就来自这里:每周辛辛苦苦干40小时,到手的钱却比领基本保障的人多不了多少。默茨那句话,说到底也是这种不平衡在高层的反映。
默茨在联邦议院表态,执政各方一致同意维护福利国家,不拆、不砍,但要保住它的核心功能,就必须改革。难处在于,他是和社民党一起执政的。
德国之声记者马修·摩尔当时就指出,默茨喊出了"改革之秋",具体内容却没多少。德国每年的财政缺口在250亿到300亿欧元之间,削减支出已经免不了,大家争的是砍哪一块。
舆论的矛头集中在公民收入上。社民党担心伤到弱势群体,保守派则坚持要让工作更划算。
不过细节要看清楚:公民收入不是无条件发放的基本收入,要经过经济状况审查。乌克兰人到德国后没有按难民对待,而是直接进入了这个体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组对比:联邦预算里将近四分之一用来补贴养老金,而公民收入这边计划省下的钱最多只有50亿欧元。福克斯-辛德伦说得很直白,公民收入占预算的比重很小,改它补不上财政窟窿,但它关系到公平,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
婴儿潮一代即将集中退休,按照联合国的预测,未来十年德国处于典型工作年龄的人口将减少10%,护理、餐饮等行业已经普遍招不到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只愿意做530欧元的工作,社会当然有意见。
她还建议把体系理顺:现在基本给付、房租补贴、子女补助分别归不同机构管,效率低、成本高,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不容易拿到。再往下就碰到最难的养老金。
默茨曾向年轻人承诺,不会因为他们人数少就让他们多背负担,同时老一辈也应该有稳妥的晚年。但联盟党和社民党都更依赖年长选民,党内有人提议征收"婴儿潮一代税",默茨很难接受。
时任劳动部长巴斯在2025年8月底当众称"福利国家负担不起"的说法是胡扯,这句话后来成了两党分歧的标志。把视线从德国移到整个欧洲,默茨的问题还可以问得更深一层。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高福利养懒汉",砍掉补贴就行。可欧洲各国削减福利已经削了几十年。
过去人人有份的普惠福利,大多已经被压缩成只针对低收入者、要先审查家底的选择性补贴。也就是说,现在德国人争来争去的这部分福利,本身就是一轮轮削减之后剩下来的。
按理说,近二三十年欧洲普通人实际收入长期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保障本来更应该加强。结果却是补贴范围越缩越窄,钱越花越多,财政越来越扛不住。
有分析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新自由主义思路对福利制度的改造:强调个人责任,把普惠改成选择,保障体系因此像一只短了几块板的木桶,整体功能被削弱,钱投进去像填无底洞。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账也不难算。
对没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来说,工资高低往往和辛苦程度挂钩:工资越高,通常工时越长、越累;工资越低,往往越轻松。于是,补贴发给拿最低收入的人,并不一定都发到了最困难的家庭手里,有一部分落到了本来就只愿意少干一点的人身上。
补贴再一叠加,多干活多挣的那部分收入就显得不划算了。当然,也有人是因为身体条件或家庭负担,只能拿到最低收入,这部分人确实需要托底。
把这两种情况混在一起,只靠"砍"或者只靠"发"都解决不了问题。德国最后选的是收紧。
内阁于2025年12月17日通过草案,联邦议院在2026年3月5日表决通过,联邦参议院于3月27日最终批准,相关法律从2026年7月1日起分步生效。公民收入改名为"基本保障金",重新确立"就业优先"原则,先看能不能马上介绍工作。
不履行义务的人最多被扣30%,情节最严重的可以一分不发。不过,单身者每月的标准额仍是563欧元,2026年没有变化。
标准额没动,工作和不工作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基本还是老样子。改革生效后,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
2026年10月德国失业人数为295.5万,失业率为6.3%,比上年同期多4.4万人。联邦劳动局局长纳勒斯说,现有经济条件还不足以让劳动力市场好转。
数据里也有一点变化:有劳动能力的基本保障领取者为365.9万人,比2025年10月减少17.2万人。年轻人的处境更让人担心,到9月底开始职业培训的申请者只占四成,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比例。
执政联盟内部也出了变故。2026年10月12日,巴斯辞去社民党联合主席和联邦劳动部长职务,理由是继女刚刚去世,以及包括来自基民盟在内的"公开攻击"越来越多。
接任劳动部长的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前州长亚历山大·施魏策尔。有德国媒体判断,社民党整体上已经决定在改革中更强调"公平",指望冲突随着巴斯离任而结束,恐怕要落空。
摩尔当初就说过,如果政府想在2029年大选中保住第一大党的位置,就必须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劳动力市场,并且正视养老金问题。福克斯-辛德伦则希望各方别再把彼此当敌人,并为德国找到钢铁和汽车之外的新支柱产业。
当年的哈茨改革,是失业率飙升逼出来的。如今德国经济长期停滞,失业人数还在上升,压力已经摆在眼前,能不能变成真正的改革行动,还很难说。
回到最初的问题,530欧元和2000欧元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个人愿不愿意多干活,还有一整套设计失衡的制度。福利定得太低,弱势群体的生活兜不住;补贴和工作脱了钩,愿意干活的人又觉得吃亏。德国的困境给其他国家提了个醒:社会保障既要守住底线,也要让人觉得努力工作是值得的,这两头都得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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