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永年,今年五十七,湖南益阳桃江县灰山港镇人。我在镇上老街开一间五金店,卖螺钉、合页、锁芯、水管、PVC弯头、电线和开关,门头上六个字:永年五金水电。

我这铺子三十一年了。镇上一半人家的水管是我接的,另一半人家的锁是我换的。我这人有个毛病,记账记得死。哪年哪月哪日,谁家买了什么东西,赊了几块几毛,我都有本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叫田志高,跟我同岁,是我高中同桌。

我们是一九八三年进桃江四中的,一个班五十一个人,我和他坐第三排靠窗。他那时候瘦,一米七二,一百零八斤,戴一副黑框眼镜,眼镜腿断过,拿胶布缠着。

他爹是供销社的,他妈在生产队喂猪。

我们两个都不是念书的料。一九八六年高考,我们俩都没上线。他差十七分,我差四十一分。

一九八七年他接他爹的班,进了镇供销社,管农资。一九九八年供销社散了,他自己在镇上开了间农资店,卖化肥、农药、种子。后来慢慢加了水泥、瓷砖、钢筋,到二〇一〇年前后,他那店在镇上算大的,一年流水三百多万。

他老婆叫刘翠娥,镇卫生院药房的,比他小两岁。一个女儿,叫田小雨,一九八九年生的,在长沙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

我这辈子跟他,从十六岁认识到现在,四十二年。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号,我接到翠娥的电话。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在店里给一个客户配钥匙,手机响,我夹在脖子底下接的。翠娥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永年,志高查出来了,肺癌。"

我手里那把钥匙掉在地上。

她说:"四期,骨转移。医生说,最多九个月。"

我说:"哪个医院。"

她说:"湘雅二。他现在还在那儿。"

我当天晚上就去了长沙。

我到病房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田志高靠在床头上,穿着医院的蓝白条病号服,人瘦了一圈,但精神还行。他看见我进来,笑了一下,说:"你还真来了。"

我说:"你他妈的说这话。"

他说:"坐。这儿有个凳子。"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十一点。他跟我讲怎么查出来的——不是咳,是后背疼。他那个疼了半年,一直当是腰椎间盘,在镇上扎针、贴膏药、拔罐,花了三千多。后来疼得晚上睡不着,才去县医院拍片子,片子上一看不对,让去长沙。

他说:"我这辈子最不服气的一件事,就是我这背疼了半年,我自己给自己看了半年,看到骨头里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我临走的时候,他说:"永年,你别跟我老婆讲我刚才那句话。"

我说:"哪句。"

他说:"到骨头里那句。"

我说:"我不讲。"

从长沙回来,我一个人在车上开了一路,到家门口没进去,坐在车里抽了半包烟。

我那时候想的是:完了,这人完了。

那年三月到六月,是我们说的"九个月"的头三个月。

田志高这个人,不是个软人。他做买卖做了三十几年,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查出病以后,他自己安排了所有的事:

农资店转给了他外甥,转的时候,货、车、客户、账本,一样一样交清楚,四十天交完。

家里那栋三层的房子,过了一套到他老婆名下。

女儿那边,他专门去长沙跑了一趟,跟女儿谈了一个下午。

他自己去订了一套寿衣——这一点像他这个人,什么都亲自办。

那年五月,他把一个信封给我,里头是两万块钱。

我说:"这干什么。"

他说:"我这店盘出去,欠账收回来一部分。这钱是当年你借我的一万二,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

我说:"什么利息。"

他说:"你二〇〇八年借我一万二,我那年进水泥没钱。你当时自己在盖房。"

我说:"我忘了。"

他说:"我记着。"

我把钱收了。我这个人不会跟人推来推去。我收了这个两万块,回家放进了抽屉最里头,一直没动,到现在还在。

那年夏天,我们都以为他撑不到冬天。

六月,他开始吃靶向药。基因检测出来有个突变,能吃。一盒进口的,一万五千八,一个月一盒。

吃了两个月,人反倒好起来了。疼痛减轻了,能下床,能下楼,能在院子里走两圈。

七月底,他做了一次复查,肿瘤缩小了一点。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开始炒股。

起因特别简单。

八月里的一天,他在家躺着,无聊,刷手机。刷到一个短视频,讲一只股票,说能做。他以前从来没碰过这个。他做农资三十年,钱都是存银行定期,或者进货压货里。

那天他用手机开了个户,转进去三万块。

三天,挣了两千一百块。

他给我打电话,语气特别高兴。他说:"永年,我三天挣了两千一。"

我说:"你歇着吧。"

他说:"我一辈子的账,都是一分一分挣的。我这三天挣两千一。"

我说:"那是运气。"

他说:"我知道是运气。可是我这三个月,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那句话我记住了。

从那天起,他把炒股当成了一件正事。

他买了台电脑,放在客厅那张大桌子上。早上八点半起来,泡一杯茶,八点五十坐到电脑前,九点十五看集合竞价,九点半开盘,十一点半收盘,吃饭,睡一个小时,一点开盘,三点收盘。

收盘以后,他要写复盘笔记。

三个硬皮本,蓝色的,我在他家里见过。第一页上写着:"田志高 复盘笔记 第一册"。上面写的不是技术分析,是他自己那些话:

"3月16日 大盘跌2.1%,我买的那个也跌,跌了4%。我没卖。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年进水泥,进完就跌,跌了三成,我等了半年,回来了。做买卖和这个一个道理。"

"4月2日 今天赚了八百六。我想起九八年供销社散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一天,那一天我一分钱没挣。"

"5月21日 今天赔了两千三。翠娥骂我。我说我这是玩。她说你玩你玩命啊。"

他炒股第一个月,三万变成了四万一。

第二个月,四万一变成了六万八。

第三个月,他从账上取了五万,转给他老婆,说:"这五万你拿着,家里的钱。"

翠娥拿着那五万,在客厅坐着哭了一场。

那年十月,他把本金加到十万。

我跟他吵过一次。

那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我去他家,看见他电脑上开着五只股票,红的绿的,一直在跳。他坐在那儿,脸色发黄,眼睛发亮。

我说:"志高,你这个身体,你天天盯着这个干什么。"

他说:"我盯着这个,我一天有八个钟头不想别的。"

我说:"你不想别的,你就不疼了?"

他说:"疼。可是我想不起来疼。"

我说:"你这是饮鸩止渴。"

他说:"永年,我跟你说个事。"

他说,十月初他有一次疼得厉害,晚上疼醒了,在客厅坐着,坐在那把藤椅上,从两点坐到四点。他老婆在里屋睡着,他不敢动。

他说那四个钟头,他脑子里转的不是病,是他的股票——他在算,如果明天开盘跌三个点,他那只怎么办。

他说:"我算了一夜,算到天亮,我发现我没想着死。"

他说:"永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算账。我算化肥多少一吨,水泥多少一吨,我算我这一趟车能挣多少。我这四十年,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他说:"你现在让我什么都不干,天天躺着养病,我养不了。我会养死的。"

我那天从他家出来,天快黑了。我骑电动车回去,路上一直想他这句话。

二〇二一年三月,他满一年了。

医生当初说九个月。他活过了一年,复查结果还稳定。

那年夏天,出过一件事。

我们镇上有个姓王的,四十来岁,在广东打工,二〇二〇年秋天查出的肝癌,也是晚期。他听说田志高炒股的事,专门跑来问。

田志高那天还真教了他。教他怎么看盘,怎么设止损,怎么记笔记。那人回去也开了户。

三个月,他亏了八万。

那年十二月,人走了。

田志高去送了。回来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了半天话。

他说:"永年,这个事不能这么传。"

我说:"什么传。"

他说:"现在镇上人都说,田志高炒股把癌症炒好了。有人还问我吃什么药、买什么股。"

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他说:"我告诉你实话:我这两年,药没断过。一天两粒,一个月一万五千八。我做过三次复查,抽过十几次血。"

他说:"炒股治不了病。炒股是让我有件事干。"

那次之后,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镇上谁来问炒股,他一概不说股票,只说一句:"你去打麻将、去钓鱼、去种菜、去写毛笔字,什么都行,你找一件每天都有明天的事。"

二〇二二年,是他的一个坎。

那年四月,复查发现耐药,原来的药不管用了。换第二代,一个月两万八,全自费。

那年六月,他开始化疗。掉头发,吃不下饭,一天吐三四回。人从一百四十斤掉到一百零六斤。

化疗那六次,每次住三天院。

他住院也带着东西。电脑带不了,他就带一个收音机,那种小的,银灰色的,几十块钱,能收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上午九点半,他躺在病床上,收音机放在枕头边上,听大盘。

有一回我去看他,护士正在给他挂水。他闭着眼,耳朵边上那个收音机在响,播报员在念某只股票的涨停。

护士跟我说:"这个伯伯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听,我们叫他他也不应。"

我坐在床边,等那一段播完了,才叫他。

他睁开眼,说:"刚才那一段,我买的那只在里头。"

我说:"涨了?"

他说:"涨停。"

我说:"那你今天高兴。"

他说:"我今天高兴。"

他那天上午,白细胞一点八。下午还要打升白针,一针八百多。

二〇二二年九月,他又换了一次药。这次是三代靶向,一个月五万二。

那一年,他花在药上的钱,我们算过,六十多万。

药店、房子、他老婆的工资、女儿的钱、还有他早年攒的。他把那套房子卖了一套——他家本来两套,一套自己住,一套是当年给女儿准备的,在县城,卖了一百零几万。

他连股票账户里的钱也取了。那年九月,账户从四十几万割到八万。

他跟我说:"永年,我这辈子最舍不得的,不是钱。是那个账户清到八万的时候。"

我说:"钱算什么。"

他说:"不是钱。是那个数字掉下来,我看着我这两年,一天一天攒起来的,一下子没了。"

那年冬天,我在他家,看见他把那三个复盘本重新拿出来,从第一册翻。他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看。看到某一页,他笑了一下。

我凑过去看,那页上写的是:

"4月12日 我今天算了一笔账: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年华都用在算账上。我算到我死的那天,一共算了多少个数?算不完。人活着就是算账。"

他念了一遍,说:"我那时候挺会说的。"

二〇二三年春天,三代的药又有一部分进了医保。他的负担一下轻了。

那年五月,复查:稳定。

那年八月,他又把炒股捡起来了。这次本金只有八万。

他把电脑重新支起来,还是早上八点半起,泡一杯茶,八点五十坐到桌前。

我问他:"你还干这个?"

他说:"我这个不是挣钱。我这个是上班。"

我说:"你这叫什么上班。"

他说:"我每天早上八点五十坐在那儿,我就知道我今天有事。人一天有事,就不容易死。"

二〇二四年三月,他满四年。

二〇二五年三月,他满五年。

今年三月十四号,我陪他去长沙复查。

那天早上我们从桃江出发,六点半走的,我开车。

八点四十到的医院。排队,抽血,拍片,做增强CT,一上午。

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一边等一边拿出手机看。那天大盘跌,跌得挺凶。

他说:"今天跌成这样,我那只也跌。"

我说:"你现在还看?"

他说:"看。不看干什么,坐着也没事。"

下午两点多,报告出来了。

主治医生姓彭,四十来岁,女的,跟他五年了。

彭医生把片子放大,一点点看,看完了把片子关上,抬头说:"田师傅,你这个情况,我们科里讨论过。"

田志高说:"你别卖关子,你说。"

彭医生说:"五年了。你这个情况,我们叫长生存。你当初来的时候,骨转移,多发,我们科里没一个人看好。"

她说:"你这个不典型。我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田志高说:"我给你一个解释。"

彭医生说:"你说。"

他说:"我每天早上九点半有个事。"

彭医生愣了两秒,笑了。

她说:"行。这个解释我认。"

她说:"你下次来复查,四个月以后。"

田志高说:"四个月,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加点仓。"

彭医生说:"你敢。你现在这个肝,你敢加仓我就敢骂你。"

那天从医院出来,已经四点半了。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店吃了碗粉,他吃了一碗半。

吃完他点了一根烟。他现在一天抽两根,医生说可以,只要不难受。

他抽了一口,看着马路,说了一句:

"永年,我今年五十七。"

我说:"嗯。"

他说:"我五十二那年,人家跟我老婆说,准备后事。"

他说:"我这五年,多活了五年。我这五年干的事,就是看着一个数字跳。"

我说:"你后悔吗。"

他想了半天,说:"我不后悔。"

他说:"我这五年,把我女儿送出门了。她二〇二一年结的婚,二〇二三年生的孩子,我抱过。"

他说:"我把这句话记着:我这五年,是用六十万药钱、加一个股票账户换的。"

我说:"那账户里现在还有多少。"

他说:"今天收盘,六万八。"

我说:"你五年,从三万到六万八。"

他说:"对。"

他说:"我这五年,一天八个钟头,一共花了差不多一万五千个钟头。我挣了三万八。"

他笑起来,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买卖,就这一笔最不划算。可是就这一笔,是我最舍不得的。"

我这五年,一直在想一件事。

田志高为什么活下来了?

我不懂医。我只能说我看见的。

我看见的是:他从来没有"养病"过。

我们这地方的人,得这个病,一般是怎么过的?躺在床上,家里人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一天三顿端到跟前,"你歇着吧,你别动"。亲戚一拨一拨来,一进门就哭,哭完了坐在床边说"你要想开"。

这么过的人,我见过好几个。快的三个月,慢的半年。

田志高不是这么过的。

他每天八点半起,八点五十坐到桌前,九点十五看竞价,十一点半收盘,吃饭,睡一觉,一点再坐,三点收盘,写笔记。

这五年,他一共停了两次——二〇二二年化疗那六个月,还有二〇二二年九月清仓那次。

剩下的日子,他一天都没停。

他有一件必须做的事。他有一件明天早上还得接着做的事。

我后来想明白:九个月这个数,是医生给的。这个数是给一个"人"的。

人这个东西,一旦把每天早上起来的原因拿走了,那个九个月就会提前。

我不是说炒股能治病。

我是说,我亲眼看过一个人,他每天早上必须看一下九点半,他就活到了现在。

今年清明,我回老家上坟。

回来的时候我绕了一下,从田志高家那条路过。他家院子门开着,我进去了。

他坐在院子里那把竹椅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的电脑开着,屏幕上是那一片红红绿绿。他戴着老花镜,头发已经长回来了,白的,短短的。

桌角上还放着三样东西:一个白瓷茶杯,一盒止痛药,一个笔记本。

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

他抬头看见我,说:"永年,进来。"

我说:"你今天怎么样。"

他说:"今天亏了六百。"

我说:"你哪天不亏。"

他说:"我哪天都亏。就这个月,我亏了一千九。"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说:"志高。"

他说:"嗯。"

我说:"你怕不怕。"

他放下杯子,看了一会儿电脑屏幕。

他说:"怕。"

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先摸一下自己的腿,看看还有没有劲。有劲,我就去泡茶。"

他说:"我摸完了去泡茶,泡完了坐下看盘。看完盘收盘,我就把今天记在本子上。"

他说:"我这个本子已经记到第七册了。"

我说:"你打算记到第几册。"

他笑了一下,说:"记到记不动。"

那天我在他院子里坐到十一点半。收盘的铃一响,他把电脑合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他说:"永年,你中午吃什么。"

我说:"随便。"

他说:"翠娥今天炖了排骨。你留下吃。"

我说:"行。"

我跟着他往屋里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台电脑。

他说:"永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你晓得是什么。"

我说:"什么。"

他说:"我住院那半年,疼得睡不着。我那时候要是知道炒股这么有意思,我早两年就开始。"

我说:"你这人。"

他说:"我早两年开始,我这五年能多挣三万。"

他哈哈笑,进了屋。

我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那张空了的桌子,那台还没关严的电脑,屏幕的光慢慢暗下去。

天很亮。桃江的四月,油菜花刚谢,树上全是新叶子。

我想起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号,翠娥在电话里说那三个字:"最多九个月。"

那天我在店里,一把钥匙掉在地上。

现在是第五年了。

田志高还在。

他每天早上八点半起来,先摸一下自己的腿,然后去泡一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