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粟建平,今年51岁,湖南省怀化市人。我在沅陵县下面的一个乡政府干了二十九年,从驻村干部干到现在的乡人大主席,组织上把乡里的人才工作交给我管。去年秋天,我们乡通过县里的基层人才引进计划,一口气招进来六名大学生,全日制本科起步,还有一个硕士,全带编制。放榜那天我高兴得喝了三杯米酒,我在乡里干了二十九年,头一回见到我们乡的编制表上,一年里添六个年轻人的名字。我把乡里条件最好的那栋宿舍楼腾出来,每人一间,热水器是新装的。我以为我种下了六棵树。结果到今年一月,入职刚满两个月,六个人,一个不剩,全部递了辞职申请,全部走了。这件事在县里传了一年,各种说法都有,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的,说他们眼高手低的,说他们本来就是来过渡的。局外人说什么的都有,可我是全程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的人,是我一个个找他们谈话、一个个签字放行的人。这六个孩子为什么两个月就走光了,我在这个事情里泡了一年,我想我大概比谁都清楚真相是什么。今天我想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一遍。

先说这六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去年县里搞基层人才引进,我们乡分到六个指标,两个综合岗,一个农技岗,一个文旅宣传岗,一个卫健岗,一个学校的管理岗。报名的时候我就在场,面试的桌子我坐中间。我记得清清楚楚,六个孩子,五个湖南本地的,一个江西的硕士姑娘,叫小万,学的是乡村旅游规划,她面试时说的一番话,我们几个考官到现在都记得。她说她研究生做的课题就是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文旅,她想找一个真有资源、真想做事情的乡镇,把论文里的东西真的做出来一次。另外五个孩子也各有各的样子,农技岗的小杨是农大的,家就在邻县,说学农的不到田里去学什么;学宣传的小唐,镜头语言讲得头头是道;还有个学社会工作的小姑娘叫小莫,说话细声细气,眼睛很亮。放榜那天,我在心里给他们六个排了个队,想着三年以后这个乡会是什么样子。乡里的老会计还跟我开玩笑,说粟主席,你这是给乡里进了六股活水。我当时说,不是活水,是六棵树,树要扎了根才算数。两个月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给他们的那个土,厚度根本不够扎根,而我们自己,是那个每天在树根底下泼开水的。

他们来了以后第一个月的事,我按顺序讲。报到那周是蜜月期,县里有欢迎仪式,乡里开了座谈会,六个孩子个个眼里有光。变化是从第三周开始 quietly 爬进来的。第一件事是住。宿舍是腾出来了,可是乡里的宿舍楼在街背后,晚上九点以后整个乡街一片黑,最近的奶茶店在四十公里外的县城,最近的快递点也一样。小唐的快递要从县城捎,一来一回四五天。这些在他们来之前,招聘公告上一个字都没有。第二件事是吃的和洗的。乡里的食堂中午一顿,晚上不固定,值班才有。热水器的电费要自己摊,宿舍的wifi是装的,带宽带不动六个年轻人加一栋楼的手机。第三件事最要命,工资。人才引进公告上写的是年薪待遇按事业编标准,另加乡镇补贴和人才补贴,年轻人来之前自己算过账,大概四千出头一个月。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少的到手两千八,多的三千一,人才补贴那一项,县财政的口径是年底统一核算发放,后来我知道,那个年底也没发。第五周的时候,小万拿着手机来找我,问粟主席,我查了一下,我同学在长沙企业里做规划,月薪一万四。我说孩子,你看中的不是钱吧。她说是,可我房租吃饭都要钱,我读研三年还欠着家里的。我那天安慰了她半小时,安慰完了我自己心里也虚,因为我心里清楚,账这个东西,理想压不了太久。

第二个月开始,真正的分水岭出现了,压垮他们的不是工资,是另一个东西——他们发现自己在乡里干的活,跟他们以为要干的活,几乎是两回事。这件事我要负责任地讲,不能全怪年轻人。我们乡是迎接各种检查考核的重点乡,第二个月里,六个孩子被抽调去干的活我列一下,这是他们走之前,小万替大家整理的一份清单,后来我把它压在办公桌玻璃底下,压了一年。填表,各类系统、报表、台账,第二个月人均填了两百多张,很多表是同一个数据往五六个系统里各填一遍;迎检,一个月里大大小小的检查调研七次,每次都是全员上,连夜做展板、扫街、背材料;驻村的杂务,帮着收医保、催养老保险、入户拍照留痕;还有各种跟他们岗位八竿子打不着的抽调,农技岗的小杨,学的是病虫害防治,两个月里下田的天数我算过,加起来不足十天,剩下的时间在乡政府里填表格、守办公室、录系统。文旅宣传岗的小唐,来了两个月,宣传工作干了几件实事,拍了两个乡里的视频,其中一条还小小地火了一下,点赞一万多,然后他发现,乡里文旅这一块,当年的工作经费是零,他要做事,一切费用要么自己垫,要么写报告等,他那个火了的视频,是想引着外面的人来看我们乡的老寨子,可乡里的公厕和停车场,一个都还没有。小杨是第一个找我谈的,第六周,他坐在我对面说,粟主席,我不是嫌苦,我们学农的,苦是准备好的。我是想不通,我一个学植物保护的,一天要打四个小时表格,打的内容跟我这个专业一个字关系都没有。他说他在学校里导师带他下田的时候,手把手教他认虫害,他说那个才叫工作。他说,粟主席,我不是不能等,我是看不到我在这儿干下去,五年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完这句就不说了。我那天没留住他,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替他说话——我在这乡里二十九年,我见过太多年轻人,五年以后的样子,我就是那个样子。

六周以后,走就变成了连锁反应,因为年轻人的账和老人的账,算的不是同一种东西。第七周小杨递交辞职申请,第八周小唐走,第九周,剩下的四个人一起来的。那天下午他们四个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万是代表,她把一张纸放在我桌上,是他们四个商量好的一段话,让我照着念都行。大意是这样的。第一,他们感谢乡里的接纳,问题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乡里的干部对他们都好,宿管阿姨都帮他们晒过被子。第二,他们想走,不是因为吃不了苦,而是因为这里没有让他们使力气的地方,他们身上最值钱的,是学了四年的专业,而这里最不缺的,恰好是不需要专业的工作。第三,他们算了一笔两年的账,在乡里干五年,他们能想见的最好的自己,是表格打得最快、检查陪得最熟的那个人,专业两年就荒了,五年就没了,而编制这个东西管住他们的恰恰是那五年服务期,服务期一满,他们三十岁,拿着一身填表的本事,出去跟应届生抢饭碗。小万最后加了一段她自己的话,她说,粟主席,我来的时候想给这个乡做一本真正的规划,两个月里我写过四个方案,都压在那里,批下来的第一个项目是——让我们六个人去街上捡垃圾,因为市里要来检查文明创建。她说,那天我们在街上捡了一下午垃圾,我看着我们乡那片真正该规划的老寨子在河对岸晒太阳,我忽然明白,我不是来错地方的,我是来得太早了,早到这个地方还腾不出手来接我。

他们走的时候,我一个个谈的话,一个个签的字。按理说有服务期的,新招人员最低服务年限五年,辞职要走辞退解聘程序,有的地方还要记诚信记录。我们县里的处理是开了几次会,最后从实际出发,给六个孩子都办了正常解聘,县里心里也明白,强留留不住,硬卡只能卡出一批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走的那天早上,我让食堂做了六个菜,就我们七个人吃。饭桌上我没有讲挽留的话,我这个51岁的人,讲了两句掏心窝的。我说,孩子们,你们没有对不起这个乡,是我们这个乡没有接住你们,欠账的一方是我们,你们不用背任何包袱走出去。我说我干了一辈子基层,今天借你们六个的走,讲一句我憋了很多年的话,我们的基层不缺人,缺的是让人来干事业的位置,缺的是把填表的手解放出来的力气。编制年年招,年年走,年年再招,再走,我们招进来的从来不是六个年轻人,是六股接不住就流走的水。六个孩子都哭了,小莫那个细声细气的小姑娘哭得最凶,她走的时候跟我说,粟主席,我其实到最后一周还想留下来的,我在村里入户的时候,有个奶奶拉着我的手叫我莫伢子,那个奶奶我走了以后,谁去跟她讲医保的事呢。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心里记下了,这是那两个月里,唯一一个真正的挽留的理由,可惜我们两个月里,只给了她九天入户的时间,其余的,都在填表。

六个孩子走后,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我把小万留下的那份清单,加上我自己写的三页分析,标题是《关于六名引进人才两个月离职的情况和原因》,交上去了。我在里面写了四条:一,待遇的账要跟年轻人算明白,说好的补贴就要按时发,画饼在编制里尤其伤人;二,岗位要按专业设活,引进人才的第一年必须保证专业工作的时间占比,不然就是把硕士当办事员用;三,填表和迎检的量必须减,这一条我知道难,但我写了,年年招人年年走,这笔账最后比减负更贵;四,宿舍楼那个wifi,明年换成光纤。县里后来在两个乡镇搞了新办法试点,其中一条就是新人来了,第一个月不许抽调干杂活,先跟着老带新下村进田。第二件事,我跟那六个孩子一直有联系。小杨去了长沙一家农资企业做技术服务,天天往田里跑,他给我发来他蹲在秧田里的照片,说粟主席,这才是我该干的活。小唐在一家做乡村文旅的公司,居然接了我们邻县一个乡的活,他跟我说,粟主席,我绕了个圈,还是干回了想干的事,就是不在编制里干了。小万回学校读了博士,方向还是乡村规划,她说她没认输,她只是去攒本钱了,她说等她攒够了,还要回来,到那时候,她希望我们乡的停车场和公厕已经修好了。我上个月下乡路过老寨子,看见公厕的地基真的动工了,我站在河这边看了很久。

我今年51岁,在乡里二十九年,亲眼看着一批一批的年轻人来,又看着他们一批一批地走,只有这一次,六个人两个月走光,把我这个老头子彻底砸醒了。现在县里再开会,只要说到人才引进,我逢会必讲一句话——编制不是船票,乡里得先修好码头,船来了才靠得住。招六个大学生容易,难的是给他们一人一垄真正能下种的田,让他们在填不完的表格之外,看得见五年以后的自己。留人的从来不是那纸编制,是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亲手做成过一件事。做成过一件,他就走不了了,他走到哪儿,那件事的根都攥在他手里。这个道理,我懂得太晚,是六个孩子用两个月,替我们全乡的干部,上了一堂学费最贵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