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下乡插队,无意看见一个一丝不挂姑娘洗澡,后来她成了我媳
我叫许长庚,一九五四年生人,上海虹口长大的,家里排行老三,上头两个姐姐。一九七五年三月,我二十一岁,高中毕业在家待了小半年,兵当不上,工招不进,为啥,我父亲年轻时在旧上海的洋行里当过账房,这份历史问题像一块湿棉絮,捂在全家人头上。街道办的人找我谈了一次话,说长庚啊,上山下乡是革命青年的金光大道,你去不去。我说去。其实由不得我说。就这样,三月里一个大雾的早晨,我背着网兜铺盖卷,和二十几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起,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一天汽车,落脚在陕北延安往东再走六十里的一个地方,叫杏树洼生产队,全队四十七户人家,坐落在一条旱得直冒烟的山沟里,抬头是山,低头还是山。我要讲的这件事,就发生在这条山沟里。讲之前我得先声明一句,题目里那句话听着不像好人干的事,可你听我讲完就明白了,人这一辈子的姻缘,有时候就是从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错事上开始的,丑话说在前头,底子不丑。
我刚到杏树洼那阵子,闹了不少笑话。城里娃没见过旱厕,没见过接雨水的水窖,更没见过一担水从沟底挑上来要走二里陡坡。头一个月我的肩膀肿得像发面馒头,晚上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队长姓高,五十多岁,一张脸让日头和风沙刻得跟核桃壳似的,人是好人,看我实在,安排我先跟饲养棚的老汉学铡草,干轻省活。跟我在一块儿铡草的还有队里的几个后生,里头有个叫二赖子的,二十三四,游手好闲,仗着他舅在公社食堂做饭,平时鼻孔朝天。还有一个人,就是队长的二闺女,叫高巧云,那年十九,是全队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纳鞋底、纺线、推碾子,样样拿得起,人还生得清爽,一条大辫子黑得发亮,辫梢常年扎一截红头绳。我头回见她是在饲养棚门口,她来给她爹送饭,篮子一揭,两碗糜子干饭,一碟腌苦菜。她看见我这个新来的知青,没躲也没笑,就问了句,你就是上海来的那个?我说嗯。她说,俺们这儿苦,你慢慢就惯了。说完放下篮子就走了。就这一句话,我记到了今天。
出事那天是七月初,麦子刚收完,天热得狗都吐舌头。那天傍晚我在饲养棚帮老汉把最后一垛草铡完,浑身上下全是草屑和汗,老汉让我去队里的柴房取一捆麻绳,说是明天拉麦捆要用。柴房在村西头一个独立的土院子里,平时没人去。那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西边山梁上还剩最后一点橘红色的光。我推开柴房的木门,一把推开的,门没闩。就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僵在了那儿。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地上一只大木盆,盆沿搭着一条蓝布,高巧云正背对着门蹲在盆边洗头——她家里人口多,一孔窑洞挤着老老小小七口,夏天她历来是趁天黑到柴房里擦洗的,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那几秒钟里我看见什么了?说实话,我什么也没看清,也不该看清,我看见的就是一个模糊的、水汽里的背影,一团湿头发,一盏昏黄的灯。可就是这一眼,把我吓了个魂飞魄散。我几乎是弹出去的,退出门外两三步,顺手把那扇破门给带上了,站在院子里心口咚咚地擂,扯着嗓子朝门里喊,高巧云,是我,许长庚,我来取麻绳的,我不知道你在里头,怪我,我就在院外头等你,你放心。
她在屋里半天没动静,过了一阵,我听见门闩从里面插上了,又过了一阵,院墙里头传来她压得很低的声音,说麻绳在窗台底下,你自己取了走吧。声音是稳的,就是稳得过分,稳得像用尽了全身的劲。我取了麻绳,走的时候又说了句对不住。她说,这事不许你往外说。我说打死我也不说。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嘴严这一点,我两个姐姐从小就说我是闷葫芦。
坏就坏在二赖子身上。这号事真是躲都躲不开,他那天鬼鬼祟祟到村西头来偷队里晒的杏干,正好躲在柴房院的墙根底下,把我在院外喊话那几句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全队就传开了,说上海来的那个白面书生,天黑了跑到柴房里偷看人家大姑娘洗澡,说得有鼻子有眼,越传越难听。到了第三天,最脏的版本都出来了,说人家姑娘的清白算是让这个外来户给毁了,往后谁还敢要她。巧云两天没出门,连饲养棚送饭都换成了她妹妹。她娘提着烧火棍找到知青点来了,站在院子里跳着脚骂,要我这个流氓滚出杏树洼。那天知青点院子里围了半村的人。
我知道这事躲不过去。我站在院子当间,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那天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字没添,一个字没减。讲完我说,婶子,叔,各位乡亲,这事错全在我。我不知道柴房里有人,可门是我推的,事是我惹的,话是二赖子传的,骂名我认。要说毁人清白,我许长庚拿人格担保,我退出来前后不到十秒钟,眼睛里只有一盏灯一团水汽,我看见的东西,够不上毁谁。真要说我毁了她什么,我毁的是她的名声,名声是我惹出来的,我认,怎么赔,你们说。要打,我站着。要告到公社,我写材料。要是我走了能让她清清白白,我卷铺盖就走。但有一条我得说明白,往柴房门缝上凑的是二赖子,往人名声上泼脏水的也是二赖子,你们要出气,把气撒匀了,别光撒我一个人身上,也别全撒到巧云一个人身上,她才是顶冤的那一个。
院子里静了半天。后来人群里有个老汉说话了,说长庚这娃来仨月了,铡草挑水没偷过一天懒,前晌还替五保户高婆婆担了水,这娃的为人,值当信一回。队长蹲在地上抽完一锅烟,站起来说,这事到这儿为止,谁再嚼舌头,扣他的工分。又回头对他婆姨说,回家去,自家闺女自家知道,轮不着你在这儿撒泼。这场风波算是压下去了。二赖子挨了他舅一顿骂,蔫了半个月。我后来才从巧云妹妹嘴里听说,那天夜里,巧云在炕上跟她娘说了一句话,她说,娘,那个知青要真是坏心眼,他站在院里喊那一嗓子做啥,他悄悄走掉,鬼都不知道。
从那以后,我和巧云有一年没说过十句话。见了面,她低头,我也低头,两个人错开走。可杏树洼就这么大点地方,锄地,你在我前头那垄;碾米,你在碾道那头;打场,你在这头翻,我在那头扬。乡下的活路把人拴在一块儿,想躲都躲不开。我慢慢地发现,这个姑娘跟村里的其他姑娘不太一样。她手巧,人也有一股静气,别人笑闹的时候,她多半在做手里的活。她还认字,念过四年小学,在那时候的农村姑娘里算是有文化了,就是算术不行,她一直想学着记工分,说她爹岁数大了,眼睛花了,账记得一笔糊涂账,年年秋后跟人家对不上,得罪人。有一回我看她蹲在饲养棚门口,拿根树枝在地上划拉,凑近一看,是在算她爹那本记工账,划了半天划不出个头绪。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说,你这么算是死算,我给你教个法子。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很复杂,有戒备,有旧账,也有那么一点点活络。我把借算盘的改良法子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给她看,她学得快,划了三遍就上道了。从那天起,我俩之间那层冰,算是裂了一道缝。
真正把这道缝撬开的,是第二年夏天的事。那年七月,一场白雨说来就来,陕北的暴雨是不跟人商量的,天边黑云一压,霎时就是瓢泼。那天巧云替她娘去沟对面的自留地摘豆角,回来的时候山洪正好下来,把沟里那条平常干得能跑兔子的河槽灌成了一条黄泥龙。她被截在了对面,眼看着水一寸寸往高漫,对面的她进退不得,这边的村里人干着急。我那时候已经学会了凫水,知青点前头那条淤地坝的水库里,夏天我偷偷扑腾会的。我没多想,把井绳一头拴在腰上,一头让几个后生拽着,就下了水。那水又急又凉,浮柴不停地砸在身上,我凫到对岸,把井绳解下来在腰上给她绕了两圈,让她抓紧,岸上的人把俺俩一寸一寸往回拖。上了岸,两个人都成了泥猴,她抖得说不出话,我抖得也差不多。缓过来之后,她看着我,半天,说了一句,许长庚,你胆子咋这大。我说,不大不成,俺们全村就我一个会水的。她忽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边笑边说,怪了,你上海人,咋会在俺们这旱塬上学会的水。我说,水库里练的,就为着有朝一日能唬你们一跳。她笑着笑着不笑了,低声说了句,那天柴房的事,我早就不怪你了。就这一句,我等了整整一年零一个月。
打那以后,我俩的话就多起来了。都是正大光明的来往,春天她教我认庄稼,哪个是糜子哪个是谷子;我教她打算盘,后来干脆把小学算术给她补了个遍。队里人看在眼里,风言风语又起来过一阵,这回的性质不一样了,是那种带笑的、往一块儿撮合的风言风语。队长是明白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有一回在饲养棚门口把我堵住,装了一锅烟递给我,说,长庚,你是个实诚娃。俺闺女的事,你自己掂量,俺不逼你,可俺也把丑话搁这儿,你要是拿不准,趁早离她远点,别耽误人家,农村闺女,十八九是金子,二十出头就是挨挑的了。我说,队长,我拿得准。他说,你拿得准啥,你一个上海娃,政策哪天一变,你是要回城的,你回去她咋办。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是啊,我咋办。
一九七七年十月,广播里那个消息传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场上扬粪。恢复高考。我蹲在粪堆边上把半导体贴在耳朵上听了三遍。说不动心是假的,我高中功课底子还在,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全是卷子。可我更清楚另一头压着什么,我要是考走了,按当时的情势,一走就是四年,户口一迁,八成就是一辈子。巧云咋办。这事我憋了半个月,最后还是她先挑破的。那天傍晚在饲养棚后头,她把一双新纳的鞋底塞给我,说,你夜里翻身的动静,俺家窑里都听得见,装啥。我说,我想考,可我——她打断我,说,考。我说考上了你就得等我四年,户口、粮票、人们的闲话,你都得扛。她说,俺等得起,俺又不是没等过。我说万一我四年后不回来呢。她眼睛一瞪,说许长庚你要是敢,俺就追到上海去,坐在你家门口把你柴房那点事,讲给你们全弄堂听。我说那你可真是我祖宗。她噗嗤笑了,说,考你的去,鞋先拿去,穿坏了俺再做。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考上了延安师范,是杏树洼方圆几十里第一个考出去的知青。走之前,我找队长提了亲。这事让全队炸了锅——人还没走,先把队长的二闺女定下了,搁谁家都得犯嘀咕。队长把我叫到窑里,煤油灯底下爷儿俩对着抽了一锅烟,他问我图啥,我说,队长,我在上海活了二十一年,没人在下雨天给我留过门,没人在我发烧的时候半夜给我送过一碗拌汤,到了杏树洼,巧云给我留了三年门。他半天没言语,末了说,定下吧,等你毕了业,你要是敢不回来,俺带上一村人去上海寻你。当年腊月,我和巧云在饲养棚院里摆了三桌,成的亲。没有彩礼,没有缝纫机自行车,我给她扯了二尺红头绳,她给我做了一年攒下的四双千层底。拜天地的时候,二赖子也来吃席了,喝高了,端着碗凑过来非要跟我碰一个,说长庚哥,当年那事,是俺不是人。巧云在旁边把碗一挡,说,你那不算坏事,你要不嚼那舌头,俺还没这个眼力见识知道,这号错事都往身上揽、自己一分不清白也要护着别人清白的人,打着灯笼难寻。
后来的日子,说来平常。我在延安读了两年书,分回县里中学教数学,每个礼拜六骑三个钟头自行车回杏树洼,礼拜天下午再骑回去,风雨无阻,骑坏了三根链条。八一年我把巧云的户口办进了县城,她先在缝纫社踩缝纫机,后来居因为识字会算,考了民办教师,教小学低年级,成了全乡最耐心的许老师娘。我们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如今在深圳,闺女在西安,都成家了。前年巧云做了奶奶,去年我退休,俩人回了趟杏树洼,村子已经合并了,饲养棚早拆了,柴房那院墙还剩半截土墙。巧云站在那半截墙跟前看了半天,跟我说,许长庚,你说怪不怪,那天你要是推门看见的不是俺,俺们这辈子就是两路人,你走你的上海,俺嫁俺的邻村。我说,那可不见得,我认准的事,八头牛拉不回。她说,拉倒吧,那天你在院外喊话,声音抖得跟筛糠一样,俺在屋里听得真真的,当时就想,这个上海娃,胆子比兔子还小,心倒是正的。
我今年七十二,巧云七十。她如今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可那条大辫子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辫梢一截红头绳,走起路来一甩一甩。有时候小孙女缠着她讲爷爷奶奶年轻时候的故事,她就笑眯眯地讲,讲着讲着就讲到七五年那个傍晚,讲到一半,她总要停下来瞪我一眼,说,这个不讲,这个讲了你爷爷要臊死。孙女不依,闹着要听,我就说,好,爷爷给你讲个改过的版本,从前有个上海娃,推错了一扇门,进去一看,里头不是姑娘,是他一辈子的福气。孙女听不懂,问为啥推错门还能捡到福气。我说,因为呀,你奶奶那样的人,福气蒙着眼睛都认得出来。
人这一辈子,说不清的事多了。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让我来了陕北,一场大雨让巧云多看了我一眼,一扇没闩的门让我们结了一辈子的缘。要是有人问我后不后悔那年下乡,我总说,悔啥,我是全上海下放青年里头,最说不出口、又最理直气壮的那一个,因为别的地方我去过就回来了,杏树洼那个地方,我去了,就没走脱。也没打算走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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