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子是我。事情出在前年十月,我们那栋老楼没有物业,垃圾堆在院角一个铁皮棚底下,那天晚上九点多,我下楼倒垃圾,借着路灯看见垃圾堆边上立着一个东西,走近一看,是个老式木壳摆钟,一米高,深棕色的漆皮掉得斑斑驳驳,钟摆垂着,玻璃罩裂了一角。我打了半辈子工,见不得好好的东西被扔,就把它抱回了家。我家在四楼,这楼没有电梯,我抱着它爬上去,累得直喘。我媳妇看见说,你捡个这玩意儿干什么,破破烂烂的。我说能修,修好了挂客厅,比电子钟有味道。我干了半辈子机修,手闲不住,拿回来当晚就拆开看了看,机芯是纯铜的,齿轮一个没坏,就是多年没上油。我用棉布把壳子擦了三遍,把裂的玻璃换了,上好弦,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挂在我家客厅正墙上,敲了一下,声音闷闷的,很厚。就在这个钟敲第一下的当口,事情的苗头就来了。

我叫阮大海,今年四十三岁,武汉汉口人,在一家机械厂做维修钳工,住的是纺织宿舍改的老居民楼,五层,我们那栋楼一共三十户,住的多半是当年纺织厂的退休工人。捡钟第二天,我在楼道里碰上三楼的何婆婆,她拉住我,眼睛往我家门里瞟,压低声音说,大海,你是不是捡了个钟回来?我说是啊,垃圾堆边上捡的。她脸色一下变了,说娃啊,快扔了吧,送钟送钟,这是送终啊,不吉利。我笑笑,说婆婆,就是个钟,机器坏了修机器,哪来这些讲究。她叹口气摇摇头走了。到了第三天,事情就闹大了。我们楼有个业主群,二楼的儿媳妇在群里说,四楼的老阮从垃圾堆里抱了个挂钟回去,那钟是五楼周老师家里的,周老师上个月刚走,灵堂就设在五楼,这下好了,死人屋里出来的东西进了楼,谁沾上谁倒霉。群里一下子炸了锅,三十户人家,那天冒出来二十几条消息,有人说我晦气,有人说我贪财,五楼周老师的侄子还专门下楼堵我,说那是他叔的遗物,让我赶紧处理掉,别放在楼里膈应人。我媳妇也顶不住压力了,说大海,要不算了吧,扔了,我不怕鬼,我怕邻居戳脊梁骨。我心里也堵,但我不想认这个邪。那口钟我擦得干干净净,每天上一次弦,走得不差分毫,我想着,周老师生前在五楼住了四十年,是这楼里最有学问的人,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冬天还帮楼里的孩子补课,他要是泉下有知,看见自己的钟被人捡回来修好,只会高兴,不会怪罪。

第三天傍晚,我下班刚进门,有人敲门。门口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眼睛红肿,手里拎着水果。她就是周老师的女儿周老师家的独生女,在深圳工作,父亲走的时候她在赶回来的路上,前后只待了五天,急火攻心,请了个收旧货的把老屋清了,父亲的书、报纸、旧家具处理了一批,她临走那天迷迷糊糊,把父亲床头那口钟也当旧物处理了。飞回深圳的当晚她就后悔了,那口钟是一九六二年上海产的三五牌木壳摆钟,是她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买的,母亲走得早,父亲守着那口钟守了四十年,每天早上上弦,几十年一天没断过。她回深圳以后越想越睡不着,托收旧货的问,问了三天,昨天听收旧货的说好像丢在纺织宿舍的垃圾棚了,她连夜买机票飞回来,今天在院里挨家打听。她说大哥,我知道这要求过分,那口钟能不能还给我,钱我加倍给你。我说钱就不必了,你等一下,我拿工具把钟卸下来,拿旧毛毯裹好。我媳妇在旁边,把那块新换的玻璃钱也退给人家,临出门还把这几天的上弦方法写在纸上给她。那女人接过钟,眼泪掉在毛毯上,对着我们两口子深深鞠了一躬,说大哥,大嫂,这钟在你们家走了三天,一天没停,我爸的钟,一辈子没停过摆,谢谢你们。她抱着钟下楼的时候,楼道里站了好几个邻居,何婆婆也在,看了这场面,没人再说话。第二天,业主群里那个说风凉话的儿媳妇发了个红包,配了句话,说冤枉老阮了,对不住。五楼周老师的侄子也上来跟我道了歉,还提了一箱牛奶放到我家门口。

那口钟跟了我们家三天,我到现在还时常想起它。我跟人说实话,我捡那口钟的时候,心里想的不光是修东西,我父亲是前年走的,走之前那半年,我天天陪他,他床头也有一口老钟,他不清醒的时候,就盯着那口钟看,说大海,时间这个东西,对人最公道。父亲走了以后,我把他那口钟收在我家柜子顶上,不敢挂,怕看了难过。所以那天在垃圾棚边上看见那口摆钟,我几乎没犹豫就抱回来了,我修的不是钟,我是觉得,一个老人守了一辈子的东西,不该烂在垃圾堆里。后来周家女儿给我们送来一盒糕点一封感谢信,说钟修好了挂在她深圳的家里,每天早上八点敲一下,跟父亲在的时候一样。我们楼的邻居现在见了我都客气,何婆婆拉着我夸,说大海是个有心的人。我四十三岁,经了这一场,我明白了一个理,老辈人讲忌讳,讲送钟送终,图的是个心安,这没什么不对,可人心里的那点情分,比忌讳金贵。垃圾堆边上躺着的东西,有的真是垃圾,有的是别人没来得及回头看一眼的念想。遇上念想,多问一句,多守一天,说不定就替谁守住了一辈子的东西。钟走得准不准,是机芯的事,人心走得准不准,才是日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