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地球上找一个秩序近乎消散的样本,海地总会第一个被拿出来讨论。它坐落在加勒比海,和多米尼加共处伊斯帕尼奥拉岛,隔海靠近古巴。明明共享一样的气候、土地资源,两个国家的差距却悬殊得刺眼。多米尼加人均收入稳步走高,海滩度假产业红火;海地长期深陷贫困,暴力犯罪高发,大量民众挣扎在生存边缘。
不少人会简单把差距归结为地理或者人种,但海地的衰败,是一连串历史选择和外部枷锁层层叠加出来的结果。1804 年海地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可独立之后,法国逼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用来赔偿当年奴隶主的财产损失。这笔债务,海地前后偿还了 122 年,漫长的还债周期持续消耗着这个新生国家本就薄弱的财力。
很多人以为这笔赔款是压垮它的唯一稻草,但更深层的矛盾,藏在独立后的土地制度里。曾经饱受种植园奴役的民众,对大种植园制度充满怨恨。独立之后,大型种植园被拆分,土地变成细碎的小农自留地。这样的安排顺应了民心,却埋下经济隐患。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产出大多只够糊口,很难形成规模化出口产业,国家缺少稳定的外汇来源。更关键的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让税收变得极其困难。没有稳定税源,海地很难搭建起完整的行政、军警体系,可靠的国家机器迟迟建立不起来,陷入恶性循环。隔壁的多米尼加保留了大庄园模式,有稳定的征税载体,才有财力维持政府、军警和司法系统。
国家治理能力长期缺位,民间的 “自发秩序” 慢慢被黑帮抢占。早期帮派只是割据村镇、路段收取保护费,2010 年的 7.3 级大地震,成为局势恶化的转折点。太子港大量建筑被毁,数十万民众遇难,本就虚弱的政府彻底失去服务民众的能力。民众不再信任官方,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趁机扩张地盘,原本微弱的黑帮势力快速壮大。
发展到现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绝大多数区域都被帮派控制。很多黑帮头目本身就有警务、卫队任职经历,熟悉执法逻辑和装备运作,战斗力远弱于本就残缺的官方力量。2021 年总统在居所遇刺,2024 年监狱被黑帮攻破,数千囚犯流散在外,这两件标志性事件,坐实了海地政府名存实亡的现状。如今的海地政府,实际控制范围极小,更像一个拿着国际援助资质、地盘有限的特殊势力。富人区依靠高价私人安保勉强维持安稳,可一旦走出这片封闭区域,暴力、劫掠随处可见。留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华人,也大多集中在安保完善的片区生活。
源源不断的国际援助,同样没能扭转局面。援助资金很难落到底层民众手里,大多流入上层与黑帮交织的利益网络,资金最终被用来购置武器、争夺地盘,好心的援助变相助长了武装冲突。这里形成了残酷的逆淘汰环境:愿意坚守规则、想要扫黑维稳的人,很容易被暴力清除;留下来的掌权者,大多选择和黑帮妥协、合流。正直的人在这套体系里无法生存,系统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
有人拿萨尔瓦多的转变举例,认为铁腕整治、强力扫黑是海地唯一的出路。萨尔瓦多曾经凶杀率同样居高不下,但它起码还有可以调动、执行命令的军警体系。海地的国家机器早已锈蚀破碎,缺少执行铁腕政策的基础。
对普通海地民众来说,宏大的制度争论、程序正义都太过遥远。他们最朴素的愿望,只是出门不必担心遭遇劫掠杀戮,孩子可以安稳上学,靠劳动换取温饱。只是在黑帮深度扎根、利益盘根错节的现实之下,这份简单的愿望,实现起来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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