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美娟,今年四十七岁,在盐城射阳县城开一间改衣铺。铺子就在老菜场斜对面,卷帘门只拉起一米二,人得低头才能进去。我男人林建国跑长途货车,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女儿林晓禾,十七岁,县中高二三班。
铺子里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我妈传下来的,脚踏板磨得发亮。我一天到晚坐在那儿,给人改裤脚、换拉链、收腰身,一条裤子挣五块钱。日子不宽裕,可踏实。
晓禾随我,个子不高,眼睛大,笑起来左边有一颗小虎牙。她成绩不算拔尖,年级一百来名,班主任说她“稳当”。她最爱吃我做的鸡蛋面,一次能呼噜两碗,吃完把碗往水池里一放,说妈我去写作业了。
去年十一月三号,星期二,天已经冷了,海风从东边刮过来,带着咸味。那天晚上她有晚自习,九点四十放学。我本来要去接,她说不用,就三站路,骑电动车十分钟。
九点五十八分,我给她发微信:“到家没?”没回。十点零五,我又发一条:“晓禾?”还是没回。我心里发毛,捏着手机站在铺子门口,一直朝路口看。
十点十二分,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说他是县医院急诊科的,问我是不是林晓禾的家属。我腿当时就软了。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医生说是渣土车闯红灯,从右侧撞过来,人飞出去两米多,后脑着地。CT显示广泛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颅底骨折,瞳孔已经不等大。
我在手术室外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那椅子硬,冰凉,我腰都直不起来,可我不敢动,好像我一动,里面那盏灯就会灭。
建国是第二天早上赶回来的,从连云港一路开回来,路上给我打了六个电话。他进医院大门的时候鞋上全是灰,眼睛红得像兔子,一开口声音就是哑的:“人呢?”
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王主任出来时口罩还没摘,先叹了一口气。他说命暂时保住了,但脑子损伤太重,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接下来五天,晓禾一直躺在ICU。头上缠着纱布,脸肿得认不出来,嘴里插着管子,床边全是机器,嘀、嘀、嘀,一声一声,像有人在替我数时间。
我每天只有下午三点能进去看十五分钟。我给她擦手,擦脸,跟她说话。我说晓禾,妈把你那条蓝裙子的腰收好了,等你醒了就能穿。我说你爸把车停在后头,不敢走远。
她一动不动。只有胸口的被子,随着呼吸机一上一下。
十一月七号,王主任把我和建国叫到办公室。他拿出一沓纸,一张一张摊开:脑电图呈直线,脑干诱发电位消失,经颅多普勒提示脑血流停止。
他说,我们做了两次独立判定,间隔十二小时,孩子没有自主呼吸,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格拉斯哥评分三分。医学上,这叫脑死亡。
我没听懂这三个字。我说,可她胸口还在动啊。王主任说,那是呼吸机在替她呼吸。
建国蹲在墙角,两只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那儿,觉得自己像个被人从身体里抽空了的布袋子,风一吹就能飘走。
那天下午,红十字会来了个协调员,姓陈,三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说话很轻。她先鞠了一躬,才坐下。
她说,沈阿姨,我知道这个时候说这个不合适,可我还是得说。她说全国有几十万人在等器官,很多孩子在等一颗心脏、一片角膜。她说,如果您愿意,晓禾能救好几个人。
我脑子是木的。我说,你们是要把我女儿拆开吗?
小陈摇头,眼圈也红了。她说不是的,手术和普通手术一样,会缝合,会整理好,会让家属做最后的告别。她说捐或者不捐,都是您的权利,没人能替您做主。
那天晚上,我和建国在楼梯间坐了很久。声控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我们俩谁都不说话,只有他抽烟的声音,嘶——嘶——
后来建国说,他一辈子在路上跑,见过翻车的,见过烧成架子的,人这一辈子说没就没了。他说,闺女心善,她要是能选,她肯定愿意。
我想起晓禾初一那年,在路口捡回一只被车轧了腿的小狗,抱在怀里,血把校服前襟都染红了。她哭着说妈它好疼。那只狗后来一直养着,叫豆豆,现在还趴在铺子门口的垫子上。
十一月八号上午,我签了字。
那张表白纸黑字,格子很小,字又密。小陈把笔递给我,我手抖得厉害,第一笔下去,把“沈”字的三点水写歪了。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重新写,一笔一划,写成了“沈美娟”三个字。
写完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阴着,医院院子里那棵梧桐树叶子掉光了。
我从办公室出来,靠着走廊的墙慢慢往下滑,蹲在地上。就在那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号,没有备注。我以为是亲戚,接起来,喂了一声。
对面是个男的,声音很粗,背景里有点吵,像在车上。他先问:“是林晓禾的家属吧?”
我说是。他又问:“人是不是已经判了脑死亡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他是谁。他笑了一声,说:“我是谁不重要,我给你指条路。”
他说,你别捐了,捐了是白送。他说他认识人,一个肾多少,一片肝多少,角膜也能算钱。他报了个数,六十万。他说,你签个字,钱当天就能到。
我握着手机,手指头冰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还在说。他说你别觉得难听,这世道就这样,你闺女救别人是救,救你自己也是救。他又说,你们家不是还背着贷款吗,你男人跑车一个月能挣几个钱。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的事,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事?
他停了一下,说:“这你就别管了,医院里人多嘴杂。”然后他催我,说他们车已经在路上了,两个小时能到,让我赶紧拿主意。
我突然就炸了。我冲着手机喊,我说我女儿还没凉呢,我女儿还在里头躺着呢,你们这些人还是不是人!
他还在那头说“阿姨你先别激动”,我直接把电话挂了,拉黑。
手抖得按不准屏幕。我拉黑完刚抬头,又一个陌生号打进来。我接了,还是那个声音,换了个号。
他说:“沈阿姨,你别不识好歹。”
我吓得叫了一声。建国从楼梯口冲过来,一把把手机夺过去,冲着里面骂了一句极难听的话,然后关机。他把我搂在怀里,我才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在抖。
那天下午我们报了警。来的是个姓赵的年轻警察,做了笔录,把两个号码都记下来,说会去查。他临走时说,这种电话,多半是信息漏出去了,有些是骗钱的,有些是更脏的东西。他说,阿姨,你别怕,人已经这样了,别让人再骗你。
赵警官走了以后,我坐在ICU外面的长椅上,忽然觉得特别冷。我想,我女儿在里头躺着,外面有人拿她的名字做生意。
那天晚上我进去看她。护士把管子拨开一点,让我能靠近她的脸。我用热毛巾给她擦身,从脖子擦到脚,一寸一寸地擦。
她手上还有没卸干净的指甲油,是上个月同学过生日涂的,粉红色,掉了一半。我拿棉签一点一点擦,最后剩的那一点怎么都擦不掉,我就没擦了。
我给她梳头,把耳边的碎头发别到耳后去。我说晓禾,妈今天接了个坏电话,妈没上当。我说你别生气,妈把蓝裙子带来了,放在柜子里,等你穿。
她的书包是护士交给我的。里面有半盒修正带、一支没水的笔、一本物理错题本,还有一张奶茶店的小票,四块五,买的是原味。错题本最后一页,她写着一行字:“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把我的眼睛留给看得见的人。”旁边还画了个笑脸。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写。我拿着那本本子,坐在走廊里,一直哭到天亮。我想,那个打电话的人要我拿她换钱,可我闺女早就替自己拿好主意了。
十一月十号凌晨两点十七分,她被推进手术室。推床的轮子在走廊上滚,声音很轻。我和建国跟在后面,一直跟到门上那盏“手术中”的红灯亮起来。
王主任站在门口,对我们鞠了个躬。他说:“谢谢你们。”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晓禾的心脏给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妈妈,肝脏给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两个肾脏给了两个等透析的人,两片角膜给了两个孩子。小陈后来告诉我,一共五条命。
红十字会寄来一封信,信纸是白的,字是打印的。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三遍,读到“沈美娟女士”四个字,我不敢用手指去摸。
头三个月,我几乎没去过铺子。卷帘门一直拉着,豆豆趴在门口,谁叫都不动。建国把车卖了,说不想再跑了。我们两口子在家,谁也不提她,可家里到处都是她。
她的房间我没动,被子还是走那天早上叠的样子。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会站在门口听一听,明明知道里面没人,还是要听一听。
今年五月十二号,下午三点多,我正在铺子里给人家改一条西裤。手机响了,是一个南京的陌生号码。
我盯着屏幕看了五秒才接。对面是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有点抖:“请问是沈美娟阿姨吗?”
我说我是。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阿姨,我叫周敏。我……我身体里现在跳着一颗心脏,医生说是十七岁女孩的。”
我手里那把剪子“当”的一声掉在水泥地上。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她说她是去年十一月做的手术,孩子才三岁。她说这半年她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按在胸口,数一数,一下,两下,三下。
她说:“阿姨,我每天都替她跳。我不敢让它跳慢了。”
我坐在那张小凳子上,手里的活儿全忘了。我跟她说,我女儿叫林晓禾,她爱吃鸡蛋面,喜欢蓝裙子,左边有一颗小虎牙。
她在那头一边哭一边说,记住了,都记住了。她说等她身体再好一些,想来看看我,看看她住过的地方。
挂了电话,我把手按在自己胸口,坐了很久。铺子外面的老菜场正在收摊,有人喊“剩下青菜一块钱一把”。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把那条蓝裙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洗了,晾在阳台上。风一吹,裙子鼓起来,像有个人站在那儿,个子不高,眼睛很大。
建国在厨房里下面条,喊我:“美娟,吃面了。”
我说来了。我把窗关好,回头又看了一眼阳台上的裙子,我说:“晓禾,妈吃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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