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住了四十年,发现日本女人一个共性

我叫吕万成,今年七十二,辽宁大连人,一九八六年东渡日本,落脚在大阪的鹤见区,一住四十年。前头那个标题不是我自己说的,是老家一个做自媒体的年轻人给我安的。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回大连探亲,我一个远房侄孙找我,说他做账号,想采访“在日四十年的老华侨”,跟我聊了一下午,全程录像。我讲的都是些平常事,打工、开馆子、生老病死,末了他问我,吕爷爷,您在日本这些年,接触最多的人里,日本女人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想了想,说了一句实在话。这话到了他那个视频里,配了我一张合影,标题就成了上头那一行,“我在日本住了四十年,有过五个女人,发现日本女人一个共性”。视频我侄孙媳妇转给我,我点开看完,血压都上来了,那个“有过五个女人”,是从我那句“这辈子对我最要紧的女人,前前后后有五个”里掐头去尾掐出来的。我跟他在电话里发了火,他说爷爷,不这样写没人点。我说没人点就没人点,我那些人不是给你点的。骂完了,视频也没删,他说删了影响账号,我说那你给我记住,往后不许再写我一个字。挂了电话,我在鹤见区这间小屋里坐了一晚上,把那五个女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想完了,忽然觉得,那一晚上不能白坐,我得自己把这事写清楚,哪怕没人看,也得按真的写。

五个女人里,头一个不是日本人,是我妈。一九八六年我三十二岁,工厂效益不行,我跟着大连那边一个中介出去,走的时候我妈送我到火车站,往我包里塞了六个煮鸡蛋,说成啊,到了来信。我说妈你回去吧,她摆手,站在检票口没动,我从车窗看,她一直站到车拐弯。头三年我写信,一礼拜一封,后来打电话,一个月一回。我妈回信永远是那几样:家里都好,不用惦记,你爸身体硬朗,地里的苞米比去年好。一九九四年秋天,我媳妇——那时还没有,那时是我同屋的工友去邮局取钱,顺便帮我领了封信,是我姐写来的,说妈走了,胃上的病,拖了一年多,怕我分心,不让说,走前半个月才进的医院。我姐信里说,妈最后交代,别怪成子,他在外头不容易,我的寿衣我自己早备好了,就在柜底第三层,别现买。我在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亭给我姐回电话,一句话没说出来,听见我姐在那头喊,成子?成子?我把话筒挂了,在电话亭里站着,站到玻璃上全是哈气。后来很多年我才咂摸明白,我妈这一辈子,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了来信”,她自己的病,瞒得比寿衣还严。这是第一个女人教我的:最难的事,她们自己收着。

第二个才是日本人,美津子。我在一家做便当的工厂打了两年工,后来转到一家中华料理店,店主是个大阪老太太,店里有个打工的日本女人,叫冈崎美津子,比我小四岁,离过婚,没孩子,在店里做收银兼帮厨。我们的来往是从一双筷子开始的:她收桌子,看见我给客人摆的筷子头有长有短,不说什么,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一把小尺子,我一摆完,她趁客人没来,一根一根量齐。就这么个人。我们一九九一年登记结婚,没办酒,就去了趟奈良,看了鹿。婚后的日子很平,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把我那件白厨师的褂子熨得平平整整,晚上我回来,浴缸的水正好是那个温度。我后来自己开了个小馆子,起早贪黑,她管账,管得比计算器还细。她从不跟我吵,这一点起初我觉得是福气,日子久了才知道,不吵有两种,一种是没什么可吵,一种是不告诉你她在忍什么。二〇〇四年查出病来,乳腺上的,她瞒了我小半年,先是以看牙为由自己去的医院,后来瞒不住了,是医生让她家属必须到场。我质问她为什么不说,她低着头,半天说了一句:“说了,你就不能安心开店了。”那句话把我钉在那儿。她走了以后,我在她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一个本子,记的全是些小事:三月八号,成子的褂子领口磨了,改了边;六月,店里进货贵了两成,先从我陪嫁的存款里垫;十一月,疼得厉害,忍到成子出门才吃药。末一页只有半行,笔迹已经很虚:“成子睡觉浅,厨房的地板革换软一点的。”她到死,惦记的是别让我多听一声响。这是第二个女人。

第三个是照顾我的人,叫绫子,我店里后来的帮工,丧偶,比我大六岁。美津子走后那两三年,我一个人把馆子撑着,胃坏了,有一回在后厨晕过去,是绫子送我去的医院。此后她每天打烊后留下来,把第二天的菜替我理出一半,理完了走,不多待一分钟,也不提工钱。我们没登记,我提过一回,她摆摆手,说:“吕桑,各自的孩子都大了,不添那个麻烦,我每周三天来,你按时吃饭,这样就很好。”她就这样照顾了我九年,直到她儿子调去名古屋,她得跟着去带孙子。走之前那个礼拜,她把我的冰箱贴满了纸条,哪天的肉先吃、哪坛咸菜还有几天到期、胃药放在哪个抽屉,一条一条,字很小。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到地铁站,她鞠了个躬,说:“吕桑,往后一个人,饭要按时吃。”我说你也是。她笑了笑,进闸机,没回头。九年,她没跟我提过一句她自己的难处,她丈夫的事、她腿疼的事,都是我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这是第三个女人。

第四个是我闺女,叫吕美奈,是我跟美津子的女儿,一九九二年生在大阪,如今在三重县一家医院做护士,两个孩子了。她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们操过心,成绩自己管,志愿自己填,连她第一回离婚,都是办完手续半年才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是怕我上火,那句“怕你上火”,跟她母亲当年那句“说了你就不能安心开店”,一个模子。我每年去三重看她两回,她永远提前在车站等我,后备箱里塞满给我买的东西:血压计、护膝、大米。可我坐她家客厅里,问她累不累、夜班怎么排、一个人带孩子难不难,她永远是那句“还行,爸你别担心”。有一年过年我住她那儿,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她在厨房就着手机的光,一个人泡面吃,第二天问她,她说没有的事,爸你做梦呢。四十岁的人了,在她爸跟前还报喜不报忧。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是把我牵进这一行的老太太,我打工那家中华料理店的店主,姓桥本,我们叫她“大将”。我在她店里从洗碗做到掌勺,八年。她丈夫早亡,一个人把店撑了三十年。我开自己馆子的时候,钱不够,她借了我八十万日元,不要利息,借条都不让写,说:“吕桑,你这个人,手上的筷子摆得齐,不会错。”她的晚年是一个人过的,儿女在东京,她不去。八十三岁那年冬天,她在店里晕倒,送到医院,我去看她,她躺在那儿还交代我,说她那口炒锅火候养出来了,让我搬去用,别的新锅不认灶。走的前两天,她让护士打电话给我,我以为有大事,去了,她拉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成啊,那天你店里停电,我知道你赔了钱,别硬撑,账上的事,跟我说。”我在她床边哭了,四十多岁的人,哭得像在妈跟前。原来那年停电我赔钱的事,我谁也没说,她全知道,她一直等,等到自己快走了才说这一句。这是第五个女人。

五个女人讲完了,说共性。我那天跟侄孙说的原话是:这些年对我最要紧的五个女人,我发现她们有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难处从来不往外说,都自己收着,收到最后,不是不让别人操心,是怕给人添麻烦。这句话,在视频里被剪成了“日本女人一个共性”,其实我自己知道,这话我说晚上,从头想了一遍才想明白:这个共性,根本不是日本女人的,我妈也有,而且是头一个。我妈在辽宁乡下,一辈子没见过日本,她瞒病、备寿衣、交代别怪儿子,跟美津子那个本子、跟美奈那碗半夜的泡面,是同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日本话叫“迷惑をかけない”,不给别人添麻烦;在我们老家,我妈管这个叫“体谅”。名字两样,东西一个。要说我在日本四十年懂了什么,就懂了这个:天下的女人里头有一种,把爱说成“没事”,把疼说成“还行”,把告别说成“到了来信”。你要是信了那三个词,就什么都错过了;你要是听懂了,就知道该回头做点什么。

美津子走了二十一年了,绫子在名古屋,每年给我寄一回贺年卡,桥本大将的孙子把她那口炒锅的合影发过我。美奈上个月打电话,说寒假带我外孙来大阪看花灯,还是那句“爸你别担心,我们买好票了”。挂了电话,我下了碗面,把汤喝净了,这是绫子那张纸条教的,按时吃饭。吃完我把侄孙那个视频又点开看了一遍,看到“有过五个女人”那行标题,这回没上火,就是叹了口气,替所有把“疼”字咽回去、只说“没事”的人,叹了口气。窗外鹤见区的天暗下来了,邻居家的灯一盏一盏亮,我这里的灯也该开了。我起身去开灯,开之前,先把明天要吃的米量好,泡上,这是我如今收着的那点难处:一个人吃饭,也得按时吃,别让谁担心,她们都看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