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字,便没有国家意义上可靠的历史,但这不意味着一个地区没有历史。如何在无文字境书写历史,是历史学人需要面对的课题。通过对在地人群进行口述访谈,使用这些访谈材料重构历史过程,或许是较为可行的途径之一。2026年7月20至24日,我和芜湖在地空间的伙伴在芜湖西河古镇所在的沈公圩展开调研,访问多人,对沈公圩的历史有了一定了解。严格来说,沈公圩并不算完全的无文字境,但相关材料稀少且零碎,且与口述所呈现的时代渺不相关,因此不妨将沈公圩视作一个无文字境。
在访谈中,我发现,因为各种原因,被访谈人的叙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不同身份的人努力呈现出一种政府试图让他们呈现的面貌。以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只凭这些访谈材料可以还原一个圩区的实际构筑过程。这些材料所呈现出的,是一个被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人不断重构的今日圩区社会图景,即使他们讲述的是“历史”。我们也不必刻意追寻历史的迷雾,不妨循着这些叙述的轨迹,看看他们怎么认为:他们曾经怎么活过。
街上与上街
“上街”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烙印残余,也是西河古镇附近乡村民众前往镇区的表述。有人是来镇交公粮,有人则搬到了街上,我们访问的铁匠(1952年生)与木匠(1946年生)就是后者。
1949年以前,手艺人经济状况不佳,流动性也强。铁匠家住镇西的汤家棚(今西河菜场一带)的草屋里,木匠家则住在镇北的陶园村,均是地势低洼所在。1953年,伴随着统购统销制度的进行,手工业合作化也渐次展开,他们的父辈都加入了合作社,也搬到了街上的公房居住。1955年,西河农具厂建立。1960年代,二人均加入了农具厂,直至1980年农具厂倒闭。
西河古镇位于沈公圩的东南角,资福河汇入青弋江处。镇的大街即是圩埂,街区沿圩埂两边散开。铁匠家和其他三户人家住进了大街里侧的一个杂货店,木匠家则在大街外侧往下的房子里。水患对他们无多影响,只是有一年大水时水漫入了木匠家的厨房。对他们而言,周边乡村的破圩,并非切身的体验,而是一种模糊的记忆:一旦破圩,低洼处的村民都要跑到街上避难,被安排到镇上居民的家中暂时居住。当然,这不是说集体化的水利事业与他们无关,铁匠参与过1971年黄村水库的修建,去了23天,修缮水利修筑中损坏的农具。
相比铁匠,木匠的生计更加灵活。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他依然可以到附近农村做活计,只要把收入的近四成交归厂里即可(按,2元交7毛5),名曰管理费。他也是在货郎似的活计生涯中,认识了和平大队的女孩,并与之结为夫妻。铁匠的婚姻则更有时代特色,其对象的姑父是镇上的宣传干部,原籍巢县,姑母则在镇上的南北货商店任职,与铁匠的二哥是同事。于是,铁匠的跨地域婚姻就在熟人介绍中缔结了。
他们的故事终结在1980年,再后来的事,我们没问,他们也没说。只知道木匠1978年就买下了公房,后来厂倒闭了,再也不用交管理费了,而铁匠则于2005年买下曾经四户合住的公房。
西河镇上的故事并没有终结。1986年,老中医一家在下放数年后重新上街,转年就买下了房屋。他们并无产证,房管会和他们签订了契约。卫生院的工资不够生计,他们还写春联补贴家用。一个镇上,能有多少春联需求?还真有。1980年代是西河古镇最后的黄金岁月,彼时镇上的支柱产业是挖砂。
挖砂船一艘接一艘,挖砂人一船接一船。挖砂的暴利带动了市镇的消费繁荣,宾馆如雨后春笋般开起来,街上人头攒动。直至1992年争砂死人,市面归于平静。先是,集体化时代的水库修建,阻碍了青弋江的航船。再后来,国道修筑,下游的许镇日渐繁盛,而西河与周边乡村的分野越来越小。
在这期间,西河有过数次行政变动。但与其说是行政变动导致了其衰落,不如是说衰落引发了变动。不过,直至今日,“街上”依然是某种荣耀,在八面佛往北的圩埂上,没有门牌的房屋前,屋主说“我们不是五陶的,我们是街上的”。
八面佛往北的圩埂
圩内与圩外
街上只占沈公圩的很小一部分,街外是不同的村落。这些村落大多依圩堤展开,团上是个例外。一条小港从资福河东岸延伸至圩内,沿着小港的村落名为港旁章。小港再往里去,往北折了一个弯,便到了团上。团上何以名团上,难以确考。村落规模极小,不过两排房屋,很快就走到了第一排尽头。一位程姓中年女性在家,照顾黄烟叶。她自述是从南陵东河外嫁过来的,彼时团上还是土基墙,田地也很少,她家人均九分田,没有地。团上是沈公圩地势最低洼之处,1999年破圩,以她家的二层小楼为例,洪水比二层的地板还高。我目估了一下,将近三米。古人讲“灭顶之灾”,到这一刻具象化了。这一排前面一些人家悬空抬升了房屋地基,本以为是防洪,现在想来可能是防潮,在三米深的洪水面前,那点抬升毫无作用。
那么,这么低的地方,为何还出现了村落?就在我们快要带着疑惑离开时,遇到了一位曹姓老人。刚才那位女性已经告诉我们,该村主要姓曹,只有一家姓胡,一家姓秦。因此,曹姓老人可能了解团上的历史。果不其然,今年79岁的老人说,前面一排也姓曹,来得更早一些,他们相对比较晚。他的祖籍是江北无为,祖父补锅为生,祖父的弟弟则靠弹棉花维持生计,江北发洪水后,他祖父兄弟两迁居至此。这一片都是港旁章的田,他们租章家的田耕种,直到1949年以后才买入这些田,自此落户。通过老人的讲述,我才理解,在1949年以前,这是一个佃户组成的村落。村中的曹姓很有可能均从无为的某个村落而来,只不过受灾破产的时间各异,因此迁入团上的时间有先后。而在大规模土改前,皖南圩区仍存在着一波佃户买田的土地交易。
时至今日,团上的村落发育都稍显滞后。他们村落的土地庙建在田边,小小的神龛,也无捐资碑铭。西行至港旁章的观音庙,除了港旁“莲枝同气姓名扬”的港旁自然村每户二百元庙宇捐资碑外,还有“港旁港旁团上”和“港旁董村外滩”的香炉捐资碑。也就是说,这个观音庙是一座社庙,捐资修建且拥有庙产的是港旁章家,而团上和外滩只能在庙中分香。
团上土地庙
低有低的难处,高有高的问题。沈公圩西南侧的袁村地势高亢,却是砂土土质,难以保水。这一带的砂土由青弋江与资福河对冲而成。据村中的老水利文书介绍,一旦资福河涨水,王村至胡村一段圩内都会渗水,袁村亦在其中。如果水位高到一定程度引起破圩,地势较高的袁村也难逃洪水。有一年老文书在堤上保圩,结果他处破圩,别人家都纷纷携带物资逃往圩上,老文书却没时间抽空回家。紧要关头,有人倒出装菜籽的木盆,让老文书回家抢一些种子,以免灾后绝收。
事实上,与沈公圩北部低洼的平地相比,这一带的高地砂土较为贫瘠,且保水性差,不适合水稻生长,过去民众多种杂粮为生。在“以粮为纲”的时代里,袁村有一次种植结构的调整。先是,“大跃进”时期,集体组织将村中的各种坟泡平整,用这些坟土填平历次破圩形成的小塘,只留一个大塘以供灌溉。1966年开始“旱改水”,旱田改水田,种植水稻,因为保水性差,导致民众付出劳力更多,但收成不佳。也正因如此,时至今日,袁村这一带保存了一些独特的稻田耕作习惯,比如稻田旱作、田内不起垄。
彼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圩外的滩地也被垦作粮田。不过,当我们今天再从堤上走过,堤外不是树林,就是草皮。据西河社区的王书记介绍,政府有意推广堤外草皮的种植,一则草皮不阻碍行洪,二则草皮附加值高,可以创收。至于树林,按照老文书的说法,可以把洪水往下游逼。王书记则提到,大堤的堤身两米以内是不能有树的,树木根系对夯土的破坏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还是白蚁会缘木筑窝,最后打穿堤身,有一年破圩便是因白蚁引起。
至于当下所见的大片河滩,与1980年代的挖砂关系密切。在王村的大圩外侧,依然可见2001年芜湖县政府竖立的禁碑:禁碑以上,禁止采砂。挖砂导致河床变深,水位下降,滩地自然露出。而且挖砂要的是细河砂,淘出的鹅卵石便堆在岸边,日久杂树丛生,这就是西河古镇外、青弋江畔大片树林的由来。随着21世纪初水利工程机械化的铺开,这些滩外树木不再作为基础的工程物料,逐步形成了今日郁郁葱葱的景观。当然,每逢做龙灯的时节,总还是有一些树木不免献身,成为板凳龙的一部分。
芜湖县禁砂碑
从圩内到圩外
王村最近刚刚做完三年的龙灯。主持龙灯的王大哥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在村里搞了个盆景园,用咸鱼平台发货。严格来说,盆景园也是副业,他的主业是在芜湖跑滴滴。从圩内走向圩外,这是1980年代以降很多沈公圩圩区人的写照。
八面佛北边的圩埂上,我们偶遇五甲陶的陶大哥,他家每人六分田,地也很少,于是早年外出去江浙跑船。早期在苏州太湖里挖泥,后来在杭州运铁,上过六百多吨的货轮,也在上海交大里干过两年货车运输。直到年岁渐长,才回家务农。我们未问明跑船风气起于何时,不过大约和挖砂有关。1980年代,民国时期西河商会会长王聘莘的后代开起了旅馆,旅馆中住满了挖砂的客商。种种原因,王家有恩于其中一个客商,客商打算交一个船队给王家,历次运动后王家人不再敢于冒头,于是拒绝。别家的故事未必有如此传奇,但彼时不少沈公圩的民众都跟着客商挖砂,1992年禁绝外来大船后,他们则自己用小船继续挖。
挖砂需要组织,大规模挖砂需要一个流动性强、组织性也强的组织。因此,当他们惯于挖砂,再外出跑船时,便呈现出家族互助的组织状态。一个带一个,从乡里到江浙,在大江南北构筑起一个水上网络。不过,在挣钱的盛宴过后,未必都是归田的释然,也有意外的悲伤。在九甲陶,我们本来打算了解新修祠堂的情况,却意外得知发起人之一的大儿子曾在泰州高港一带跑船,1990年代末期在高港口岸出了车祸。全家为了医治病人,掏空了家底。医治十余年后,老人依然不得不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离别贯穿古今。九甲陶与五甲陶、陶园村本是一家,“大跃进”以前共同祭祀建在高兴的祖祠,但近年来九陶的人打算另立堂号,新建祠堂与新修族谱。其中一位热心者是远在台湾的陶姓老人。他曾参加抗美援朝,被俘后渺无音讯,乡里都以为已成烈士。直至1993年,海峡两岸恢复通信,亲属才知道他前往了台湾。此后若干年,他来了数次,并表示离世后要葬在故土。
王聘莘的后代则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家族故事,鼎革之际,王聘莘的儿子王国定选择留下,而祖父的亲戚们都选择前往台湾,他们后来甚至去美国开了公司,家业兴旺。近年来他们的后代也曾回到西河,看一看祖辈们生活的土地。这片土地,在咸同兵燹时是两方反复拉锯的战场,人口损失九成左右。异乡的人们纷纷来此垦辟土地,重建圩区生活。随着市镇复兴,部分民众拥有了一定资本,自然向外开拓。王国定家曾买入西河镇上半街的门面,并在芜湖大砻坊一带购置地产。王国定毕业于交通大学,后于抗战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从西河一隅走向了抗日战场。
王家大屋
从圩外到圩内,是若干兄弟祖先无奈的逃难之举。从圩内到圩外,则不独是英雄祖先的壮歌,亦是土地上的民众实在的生计选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传统航运发达时,青弋江上有多少徽商行旅,他们把徽州的林木、山货运往芜湖徽临滩;资福河上又有多少南陵米客,将南陵籼米运往芜湖大砻坊。他们曾在西河暂歇,又或干脆在西河购置资产,经营中转生意,西河周边的乡民也因此沾利。当这些生业俱往矣,且乡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时,圩内的人走向圩外,去更广阔的天地中谋求发展。这些人群的故事,不应被简化为一套中西部乡村民众前往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叙事。在人群的流动中,我们看到的才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地方,而是16世纪以降市场网络编织出的区域。
尾声
在王国定后代的茶馆里,我们结束了最后一场访谈。窗外蝉鸣不绝,他聊到沈公圩周边的历史,讲了一句:“长毛不全是坏的。”这是一个承载了地域历史记忆与标准教育的青年做出的判断。依稀间,想到当年阿长对迅哥儿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
一个世纪之前,无数青年们“到民间去”,要发现“地泉涌动”,要解决“农村问题”。一个世纪以后,当面对乡土中国即将终结的局面,我们该发现什么?解决什么?走到乡野中,一个个问题自然呈现:国家专项资金负责水利干渠的修建,支渠怎么办;大户用药不规范,伤及周边小农土地怎么办;建设压占土地,赔付农民资金后,是否需要有后续的帮扶……
任何一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因此比起发现什么与解决什么,我能做的,可能只是在地时记录他们的声音,离开时还原他们的声音。即便如此,口述中的沈公圩,或许依然是我用文字构筑的沈公圩。在芜湖城的那个下午,我从青弋江畔一路骑行到长江,中江塔赫然在目。它从晚明以来便矗立在青弋江口,镇压洪水。此时的我还不知道,上游的沈公圩有一座类似功能的八面佛,还有一首民谣:“上有青弋江,下有水阳江。倒了八面佛,三江并一江。”至少,在上海的暴雨夜里,惟愿大圩内外,江河安澜。
青弋江畔远眺中江塔
淮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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