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清晨的车祸,让两个正值青春的女孩瞬间失去了全部依靠。
事故发生至今已近一月,肇事方赔偿能力有限,工亡认定的路途更是处处碰壁。总包、分包、劳务三方来回推诿,连父母身上穿的工服,都成了没人认领的证据。
刚毕业还背着助学贷款的小女儿,连处理双亲后事都要精打细算。这场发生在西安城北的悲剧,要从 10 月 21 日的那个清晨说起。
10 月 21 日清晨 6 点 10 分,西安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口,一辆重型货车与一辆电动车相撞,电动车上的两人受重伤,送医后抢救无效离世。
这两个人是李新银、钱顺凤夫妇,当天他们正骑着电动车赶往白桦林书香苑的工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外墙保温工作。
对这个普通的务工家庭来说,这是天塌下来的一天。夫妇俩常年在各个工地辗转打零工,靠着手里的手艺供两个女儿读书。
大女儿小云刚步入职场不久,人生刚要迎来新的阶段;小女儿小萱当年 7 月才从大学毕业,身上还背着三万多元的助学贷款,本来盼着工作后慢慢还清债务,和父母一起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
事故来得毫无征兆,所有对未来的规划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更让姐妹俩绝望的是,肇事车辆仅投保了基础交强险,在垫付了 4 万元丧葬费之后,再也拿不出更多赔偿。
处理完父母的后事,姐妹俩面对着空荡荡的家,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上维权路。
她们最初的想法很简单:父母倒在赶去上班的路上,理应得到对应的用工伤亡保障,可她们没想到,这第一步就走得异常艰难。
要申请工亡相关认定,首先要明确对应的用工责任主体。姐妹俩拿着父母生前穿的工服,找到了白桦林书香苑的项目工地,却连项目大门都没能进去。
门卫告知必须经项目部同意才能进入,联系到项目上的陈工长后,对方坦言自己只负责现场安全管理,让她们去找劳务公司的负责人。
拨通劳务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对方的态度让姐妹俩心凉了半截。
这位陈姓负责人声称,工地对工人没有强制上班时间要求,大家都是自由安排上工时间,没人要求他们六点多赶去工地,交通事故应该去找肇事方追责,和劳务公司没有关系。
无奈之下姐妹俩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到场协调后,分包单位的一位赵姓负责人出面,才理清了这个项目完整的用工链条:整个项目的总承包方是中建七局,外墙保温工程分包给了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者又把劳务部分分包给了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新银夫妇是通过陈工长招进工地的,李新银干了约 20 天,妻子钱顺凤进场才 10 天,两人都没有签订正式用工协议,也没有缴纳相关保障。
即便有负责人出面协调,责任认定依然没有实质进展。分包单位表示劳务已经全部分包出去,用工责任该由劳务公司承担;
劳务公司则坚称双方不是稳定的用工关系,只是临时按天结算的散工。
姐妹俩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明明父母穿着印有项目相关标识的工服,明明是在赶往工地的路上出事,却找不到一个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的主体。
这件事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没有书面用工协议的情况下,到底该不该由用工方承担通勤意外的伤亡责任,这也是很多同类纠纷里最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
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妇俩属于工地的临时散工,按天结算报酬,没有固定的考勤制度和严格的管理约束,和劳务方之间不存在从属性质的用工关系,路上发生的意外自然不该由用工方买单。
甚至有人提出,工人自己选择提早去工地,是为了多干活多赚工钱,本质是个人自主安排,用工方不该为通勤路上的风险兜底。
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忽略了建筑行业用工的实际状态。
很多工地的零散用工,都不会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工人接受工头的工作安排、遵守工地的进出管理、穿着统一的工服,本质上已经形成了事实用工的关联。
不能因为行业普遍存在不规范的用工习惯,就把不规范的代价全部转嫁到最弱势的劳动者身上。
还有一种更普遍的认知误区,是觉得 “交通事故找肇事方,和用工单位没关系”。实际上,上班途中的意外保障,本身就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一重补充支撑。
尤其是当肇事方赔偿能力不足的时候,用工方的相关保障本该是托底的防线,而不是需要劳动者拼尽全力、跑断腿才能争取到的额外补偿。
从用工责任的普遍认定逻辑来看,建筑领域多层分包的场景下,具备正规用工资质的承包单位,需要对项目上的工人伤亡承担对应的保障责任,这种责任并不以签订书面合同为唯一前提。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正式协议,只要能证明是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前往工作场所的途中遭遇意外,相关单位就该承担对应的责任。
道理虽然清晰,落到实际维权里却全是细碎的门槛。什么才算合理的上班时间?什么程度才算事实用工?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家属主动举证,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家庭,往往连收集完整的用工证据都异常艰难。
这起事件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到唏嘘,不只是因为一个家庭的骤然破碎,更是因为它折射出了太多基层务工者共同的权益困境。
在建筑行业,层层分包、层层转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每多一层分包,利润就被分走一层,用工风险也随之向下转嫁一层。
到了最底层的劳务队和工人这里,已经没有多少议价空间,更谈不上完善的劳动保障。
很多工人干了几个月,连自己到底属于哪家公司都不清楚,只知道跟着工头干活,到日子拿工钱。
不出事的时候一切都相安无事,一旦出了工伤事故,长长的分包链条就成了 “免责链条”,谁都能找出理由把责任推出去。
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务工者本身的证据意识非常薄弱。他们不会特意留存考勤记录、工作聊天记录、工资转账凭证,甚至连工服都不会特意保留。真到了维权的时候,手里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很容易陷入口说无凭的被动局面。
在我看来,要减少这类悲剧的反复上演,不能只靠劳动者自己提高维权意识。项目总包方的监管责任、分包单位的用工规范、相关部门的日常督查,每一环都该补上短板。
如果总是等到出事了,才让家属自己去四处举证、来回奔波,那普通务工者的权益保障,就永远容易停留在纸面上。
没有人愿意用一场生离死别,去换一个迟到的认定结果。对普通务工者来说,踏踏实实干活、平平安安回家,就是最朴素的愿望。
而这份平安背后,不该只有他们自己小心谨慎,更该有完善的行业规范托底。
截至目前,这对姐妹依然在为父母的工亡认定四处奔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也还在走流程。她们的维权路还要走多久,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但这件事不该随着时间被淡忘,它提醒着我们,那些在城市里盖起高楼大厦的人,他们的权益不该被挡在工地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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