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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世进,江西理工大学 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国强,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章来源:《环境经济》2026年第16期,转自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学会公号。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如果针对同一行为的不同处罚具有同一性质,则不得重复适用。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为”如何认定确实是一个实践难题,2026年8月1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为此提供了新契机。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为”认定重构的必要性

在我国环境行政规制活动中,环境危害行为人的主要追责方式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既是“严惩重罚”制度逻辑的起点,又是“一事不再罚”法治底线的边界。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本身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实施的生态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这一客体极具复杂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区别于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性、累积性与不可逆性。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通常具有即时性、局部性和可恢复性,行为实施与危害发生高度重合,执法机关能相对准确地评估其危害程度;而生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往往在环境中长期存续、迁移转化,其不利影响可能在行为实施后数年乃至数十年方才显现。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为例,其进入环境后难以降解,可经食物链逐级富集,最终对人体造成不可逆损害。这种危害特性意味着,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不仅承担着对已然违法行为的惩戒功能,更肩负着对未来潜在损害的预防功能。基于生态环境损害隐蔽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生态环境领域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在行政处罚制度上呈现出“严惩重罚”的制度取向。

“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梗阻制约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正性和可预期性

我国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对“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标准的不统一已成为制约执法公正性与可预期性的突出障碍。

持续超标排污、多排污口排放两类情形的行为个数认定,直接决定罚款基准。其一,连续多日超标排放同种污染物,按“构成要件个数标准”说,每日的超标排放行为属于独立违法行为,但因属于同种想象竞合,仅从重处罚一次;按“自然行为个数标准”说,基于同一生产安排与违法意思的持续排污应视为一个违法行为。两种行为在罚款基准的确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罚款幅度可能顶格;后者仅作单次评价,罚款难以体现违法持续时间的恶性。其二,多排污口同时超标排放,按“自然行为个数标准”说,排污许可证对每个排污口单独核定排放限值,各对应独立的行政法义务,违反即构成独立的违法行为;按“构成要件个数标准”说,若各排污口连接同一废水处理系统且超标系同一原因所致、无从分别控制,则应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法典为“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标准提供规范契机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施行,为“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标准的统一化提供了难得的制度契机。在分散立法时代,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各自规定了行政处罚条款,条文之间在义务设定、处罚种类、处罚幅度上存在大量交叉重叠。法典将这些单行法的行政处罚条款集中整合于法律责任编,形成了统一的法律责任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化安排,消除了因立法碎片化导致的规范冲突与解释分歧,为构建统一的认定标准奠定了规范基础。

具体而言,法典的体系化既将分散的义务规范与责任规范相对分离,明确了“违反什么义务”与“承担什么责任”的逻辑层次;又对同类违法行为规定了统一的处罚种类与幅度,减少了因法律适用的选择差异导致的认定分歧;还在法律责任通则中集中规定了归责原则、追责时效、规范竞合处理、按日连续处罚等共通性规则,为“同一违法行为”认定提供了体系性的规范语境。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为”理论分析

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准确认定,有赖于对其概念和基本法理的清晰界定。实践中,牵连行为、持续性违法行为、连续违法行为及法条竞合行为常与“同一违法行为”发生概念混用。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逐一辨析上述概念与“同一违法行为”的本质差异,明确其异同。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为”的意涵阐释

要准确分析“同一违法行为”的内涵,须以生态环境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的“违法行为”概念为出发点。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违法行为,指违反法典各编所规定的生态环境义务、依法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行政处罚法则将其界定为自然人或者法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依法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据此,其具体含义可从三方面把握:其一,该行为须为行为人所实施,同时触犯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与行政法律规范,兼具违法性与应受处罚性;其二,该行为应由单一行为主体作出,具有行为人唯一性,以区别于多主体共同实施的“共同违法情形”;其三,该行为既可违反单一法律规范,亦可同时触及数个法律规范。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认定的法理基础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本质上是行政处罚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延伸,故应遵循行政法“一个违法行为对应一个行政法义务”的法理基础。

在此领域适用该法理,须关注3个层面的特殊性。其一,生态环境义务体系的多元性。生态环境法典“法律责任分则”以“以罚则溯义务”为编排逻辑,各节首条均明确罚则所对应的实体义务来源,故判断一个行为违反几个义务,须在法典构建的复杂义务体系中予以定位。其二,环境法益的复合性要求对义务形式作实质判断。形式上,一个行为可能同时触及数个法条,但其所侵害的法益可能具有同一性。其三,生态环境义务兼具预防性与持续性特征。这要求判断“行政法义务的同一性”时,不能仅以行为发生时点机械切割,而应将行为的持续状态纳入考量;若违反的是同一持续性行政法义务,则应整体评价为一个违法行为。

“同一违法行为”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牵连行为常与“同一违法行为”并论,有学者主张将其纳入“同一违法行为”范畴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此类观点误解了“一行为”的要义。牵连行为是指行为以实施某一违法行为为目的,而其方法或结果又触犯其他行政法律规定的行为。其构成条件为:行为人以实施某一违法活动为目的,方法或结果本身亦具有违法性;涵盖两项及以上彼此独立、均可单独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各项行为在主观与客观上具有内在关联;并各自符合不同法条设定的处罚要件。可见,牵连行为的实质在于多个行为分别违反数项行政法规范;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同一违法行为”则指一个行为同时违反多项规范,二者性质根本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持续违法行为(学理上亦称继续行为)与“同一违法行为”存在根本差异。继续行为指行为人着手实施违法行为后,其不法状态在时间上始终保持延续而未中断。区别于连续违法行为由多个独立违法举动拼接而成,继续行为在结构上仅呈现单一违法行为,仅其时间跨度持续延伸。其本质在于违法行为的实施与违法状态的存续在时空上完全同步,行为一经作出即进入不间断的持续状态,直至行为终了。

连续违法行为指行为人连续实施数次同一性质违法行为,须同时具备主体同一性、行为性质同质性及行为间存在时间间隔三项条件。刑法意义上的连续犯,指的是在同一犯罪故意或概括的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从而触犯了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行政法领域亦有将其推导为“法定一行为”并作为“同一违法行为”子类型的做法,但二者内涵并不一致。连续违法存在两个以上独立行为且时间中断,而“同一违法行为”强调行为单一性,无时段要求;且连续行为可由法律法规分割为多个独立行为,而“同一违法行为”不可分割,仅有一个综合评价结果,两者分属不同范畴。

法条竞合是指一行为触犯两个以上法条时,仅依某一法条即可全面评价违法程度。法条竞合属于“多要件构成一行为”的类型,在规范之间存在特别、补充、吸收关系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它的本质特征在于,相对人只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但因法律错综复杂的规定,出现触犯数个违法行为的状态,数个违法行为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存在交叉或者从属关系。竞合涉及的是法律条文本身的包容或重叠关系,属立法技术问题,可通过特别法优先、新法优于旧法等原则解决。形式上虽触犯多个规范,实质上仅违反一个行政法律规范,因此,法条竞合情形下不存在“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问题。

两类传统认定标准的优劣分析

“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在理论与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主要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认定标准,其一为构成要件个数标准,其二为自然行为个数标准。

以行为符合的构成要件数量为标准区分罪数,满足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为一个行为,满足数个犯罪构成要件为数个行为,刑法理论将其称为构成要件说。在行政法领域,该标准主张行为数取决于规范评价次数,符合一个构成要件即为一个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个数标准的基本含义是行为符合法定要素,因此该标准本身具有“法规范”烙印,而法规范本身内含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该标准的优势在于契合行政法“秩序罚”定位,违反不同规范、破坏不同秩序应分别评价;通过法律解释识别构成要件个数,确定性强,分别处罚有利于实现威慑与“过罚相当”。

但其也有局限性。一是将“评价对象”与“评价结果”混为一谈,以规范判断个数倒推事实行为个数,逻辑本末倒置;二是易对持续性行为错误切割,如“未验先投”依此标准被评价为数个行为,与社会认知存在偏差;三是生态环境领域概括性、授权性条款众多,构成要件个数取决于主观解释,本身不确定。

自然行为个数标准主张行为数的认定应置于事实层面,依据主客观特征及社会一般观念判断,一个主观意思与一个外在行为构成一个自然行为,以时空紧密性为依据,主要以是否可分割为标准。如果分割之后无法成为完整的行为,则不宜分割,应该认定为一个自然行为。

该标准的优势是具有显著的直观性。自然行为个数标准,强调从一般人的正常生活经验来认知行为的个数,“容易与普通人的感觉建立联系,较为直观,具有形式上的明确性”。同时,该标准契合“一事不再罚”原则中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益的内在价值。

然而,该标准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主观意思“单一性”难以客观判断;其二,“时空紧密关联性”在持续违法中缺乏明确量化标准;其三,无法解释按日连续处罚的正当性,该制度要求对自然一行为拟制分割,固守此标准将使按日计罚丧失合法性。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重塑

行为单数理论源自刑法学,其要旨在于区分“自然意义上的一行为”与“法律评价上的一行为”,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能够为“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提供基础性的分析工具。

行为单数理论的引入及其正当性

行为单数理论源自德国刑法理论,德国刑法理论讨论“一行为”问题有其天然的土壤,德国刑法规定了行为单数,旨在解决自然意义上的一行为与法律评价上的一行为之间的区分问题。

行为单数理论将行为单数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自然意义的行为单数、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以及连续性的行为单数。自然意义的行为单数强调基于身体活动的同一性,行为人基于单一意思决定实施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身体举动;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则从规范目的出发,将多个自然举动因法律上的结合而统合为一个评价单位,例如反复多次实施的同类行为在特定构成要件下被视为一行为;连续性的行为单数主要针对以同一犯意、在密切时空关联下反复实施的同种行为,法律上整体评价为一行为。

行为单数理论正是基于想象竞合情形下对“单一行为”的界定,以行为单数理论借鉴认定“同一违法行为”是符合理论逻辑的。将行为单数理论引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具有充分的理论与实践正当性。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复杂形态超出了传统“一行为”判断的能力范围。持续性排放、间歇性超标、跨时段累积性污染等行为,既难以被自然意义的行为单数涵盖,又不宜简单认定为多个独立违法行为。行为单数理论所提供的类型化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回应这种“连续而不间断”的行为特征。并且,生态环境领域普遍存在“一行为违反多规范”的想象竞合情形,行为单数理论通过构成要件的行为单数,能够为“择一重罚”规则提供清晰的适用前提,避免将同一自然行为拆分为多个行政法上的独立行为。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认定的体系化重塑

行为单数理论为“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提供了基础性分析工具,但其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不能简单套用刑法理论,而应紧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规范体系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特殊形态。

认定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的“同一违法行为”,首先要澄清一个前提:行为是自然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还是法律评价的产物?从行政法学来看,行政法上的行为需经法律规范的否定评价才能成为处罚对象,与刑法上的行为评价结构类似。换言之,“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属于法律单一行为,自然单一行为只有经过法律评价才能确定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单一行为。

据此,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应坚持“自然行为识别—规范评价判断”的双层结构。第一层为事实层面的识别,即执法机关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在自然意义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举动,还是多个举动的集合。第二层为规范层面的评价,即在自然行为识别基础上,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各编的规定以及法律有无特殊拟制规定,最终确定行为的法律单位数。

参照行为单数理论,结合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典型样态,可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的“同一违法行为”类型化为自然一行为、构成要件一行为和连续性一行为三种基本形态。

自然一行为,是指基于单一意思决定、在时空上具有直接关联性的一系列身体举动,依日常生活经验即可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行为整体。例如,一次性向水体倾倒废液、一次性开启暗管实施偷排、一次性关闭自动监测设备等。这些行为在物理上可能包含多个动作,但因动作之间紧密衔接、目的统一,法律评价上应作为一个自然一行为对待。

构成要件一行为是指数个自然意义上的举动因生态环境法典或其他生态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设计而被整合为一个评价单位。在生态环境领域,构成要件一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多次实施同一构成要件的行为”。在自然意义上属于数个排放举动,但由于违法行为基于同一故意、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反复实施的密切关系,以单一违法行为评价更为合理。二是想象竞合情形。这是生态环境领域极为常见的现象。以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为例,该行为在事实上构成单一行为,但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规范,在此情形下,行为评价单位在数量上仍保持为“一行为”。

连续性一行为是生态环境领域最具制度特色也最为复杂的类型,主要解决持续性违法行为和连续违法行为的整体评价问题。持续性行为的特点是当事人实施单一违法行为后,该行为在时间上处于延续状态,违法性随时间推移持续存在;连续行为的特点则是基于同一违法故意,在密切时空关联下反复实施同种行为。在连续性一行为的认定中,关键区分因素是“外部干预”的介入。持续性违法行为在未被任何行政机关查处之前,整体上应认定为单一行为;但若该行为已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被责令改正,责令改正决定之后的继续状态能否被重新评价为新的违法行为,则取决于法律是否有明确的拟制性规定。

行为单数理论运用的约束与限度

行为单数理论并非绝对原则,其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存在明确的边界约束。

第一,自然一行为的优先地位不应被僵化理解。当某一在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明显满足数个不同环境法益保护目的时,将之分割为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进行评价未必偏离法律的目的理性。第二,构成要件一行为的认定应当立足于生态环境法典各编所确立的具体构成要件,避免以“行为”为名将本应分别评价的行为不当统合。第三,行为单数理论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本质上是为“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精细化适用提供一套可操作的分析工具,而非在“一事不再罚”原则之外创设新的实质价值标准,其终极检验标准是能否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与“过罚相当”原则之间达成可持续的制度均衡。

“一个违法行为对应一个行政法义务”基本法理的兜底适用

行为单数理论虽为“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提供了类型化的分析工具,但其终究源于刑法理论,在移植至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约束与限度。当行为单数理论难以有效回应案件中的行为认定难题时,有必要回归行政处罚的法理本源,寻求更具涵摄力的兜底判断标准。

这一基本法理即为“一个违法行为对应一个行政法义务”。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自然一行为和构成要件一行为的认定较为简单,但是连续性一行为认定相较而言更为困难,通过判断数个自然举动是否违反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义务即可判断是否可以整体性评价为一个违法行为。“一个违法行为对应一个行政法义务”的法理能够穿透行为的外在形式,直指义务违反的实质,为“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提供清晰的规范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