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郊一间六十平出头的老旧单元房里,玄关挂钩上还并排挂着两件旧外套。爸爸那件藏青色工装,袖口磨起一圈毛边,左胸口沾着洗不掉的车间机油印;妈妈的米粉色棉服,拉链头掉了一半,平时用一根小皮筋拴着。
餐桌上摆着半碟咸菜、两个咬了一口的冷馍,碗边留着一圈干涸的粥印。像是头天早上刚摆上桌,只是再也没人坐下来,把这顿饭吃完。
夫妻俩都是陕南山里出来的,在附近工业园区的厂子干了四年多。男人在装配车间拧零件,女人在包装线打包装箱。厂里排班加班,俩人都抢着上,就想着多挣一点,把两个闺女供出来。
大女儿十七岁,念高二;小女儿十岁,刚上小学四年级。妈妈五点半准时起来熬玉米粥,爸爸骑着骑了五年的旧电动车,先绕路送小女儿到村口小学,再折回车间,顺路捎上老婆。夫妻俩盘算着再攒两年,给家里换台新冰箱。
出事那天是个普通的秋日早高峰。夫妻俩照常骑着电动车往厂区赶,走到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被一辆右转的重型货车撞上了。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写得清楚,肇事货车司机全责。人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大女儿赶到急诊室门口,看见病床上面盖着白布,腿一软直接跪坐在地上,半天哭不出声。小女儿还没完全懂死亡是什么意思,拉着护士的衣角反复问,我爸妈什么时候醒,我书包里还有没写完的数学题,回家还要签字。
最开始大家心里还存着一份盼头:夫妻俩是正常上班路上出的车祸,按政策该算工亡,孩子能拿到相应的抚恤,以后读书、生活,至少有个基本保障。
可亲人离世的悲痛还没缓过来,工亡认定这件事,就开始在几个单位之间来回踢皮球,一踢就是一个多月。
最先开口撇清的是用工的厂子。人事负责人对着大女儿说,你爸妈虽然在我们车间干活,但劳动合同是跟外面的劳务公司签的,工资也是劳务那边代发,社保也是劳务交的,工伤认定、工亡待遇,你们去找劳务公司对接,厂里没有这个责任。
大女儿攥着事故认定书、户口本,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摸到劳务公司在写字楼里的办公点。对方接待的人翻了翻材料,又把话原样推了回去:我们只是代签合同、代发工资,实际上岗位分配、日常考勤、车间管理,全都是厂里负责,真要认定工伤,得由实际用工的厂里出面办,我们这边做不了主。
两边就这么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肯先出面牵头办认定。两个孩子,大的刚满十七岁,小的才十岁,连劳动合同在哪存着、社保记录怎么打印、工亡认定要走哪些流程,都摸不着门道。
那段时间大女儿硬着头皮请了长假,天天在几个部门之间来回跑。早上八点不到,她就守在政务服务中心门口排队,取号、交材料,被窗口工作人员退回来,说缺一份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她再想办法去开证明,交上去又说,考勤记录不全,路线证明材料不够。
有一次她抱着一沓皱巴巴的复印件,站在大厅走廊里,隔着窗口听见工作人员说,这个事项不归我们这个区管,你得去另一个区的社保经办点问。她站在穿堂风里愣了好久,手里的纸被风吹得哗啦响,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小女儿没人照看,放学就跟着姐姐在大厅的塑料凳子上坐着,书包搁在脚边,掏出作业本低头写作业,写完就抬头看姐姐红着的眼睛,也不敢多问。铅笔头咬得坑坑洼洼。
夫妻俩在这个厂干了四年多,平时跟工友聊天,一直以为自己是厂里的正式工人,谁也没细想过,自己的合同是挂在第三方劳务公司名下。平时工资按月到账,班长天天盯着排班,大家都觉得干活在哪都一样,没把劳动关系这点事放在心上。真到出事要认责任的时候,两边都往后缩。
亲戚帮着翻家里东西的时候,翻出了爸爸的工资卡,里面余额不多,攒了大半年,本来打算年底给小女儿交兴趣班学费;妈妈的抽屉里攒着一沓菜市场的优惠券、超市小票,上面记着哪个摊位的萝卜便宜,哪家店的鸡蛋打折。
手机聊天记录还停留在出事前一天晚上。妈妈发语音说,明天降温,给小女儿买双厚棉鞋,脚不能冻着;爸爸回消息说,这个月发了加班费,给大女儿买备考用的真题资料,别舍不得花钱。
小女儿最近总是习惯性喊妈妈。放学走到楼下,顺着楼道往上走,开口就喊妈,喊到一半才想起,家里没人应了。她蹲在单元门旁边掉眼泪,也不出声,肩膀一抽一抽的。
大女儿的课本扔在书桌角,页边翻得卷起来。她本来成绩中等偏上,想着考个本地的大学,毕业之后能帮衬家里,现在心思全在跑手续上,坐在教室也听不进去课,满脑子都是哪里的材料还没交,哪个部门还没给答复。
直到现在,这件事的工亡认定还没有最终落定。肇事方的民事赔偿还在协商,工亡这边的责任归属,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人给两个孩子一句准话:什么时候能走完认定流程,抚恤待遇什么时候能发到手里。
两个孩子暂时借住在亲戚家。放学回家,再也等不到开门的爸妈。小女儿的棉鞋、大女儿的真题资料,到现在也没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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