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小哲,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百天。他妈站在客厅里,声音压得很低,跟我说:“老师啊,我现在跟他说话,就像对着一堵大白墙播放新闻联播,毫无反应。”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窗帘拉着,客厅有一股隔夜饭菜的味道。他爸坐在沙发角落里,手里攥着一杯早就凉透的茶,西装还没换下来,领带松了一半,像是刚从公司赶回来。
他妈把手机递给我看,是他们班级群里老师发的通知,说下周一模拟考试,请家长督促孩子做好复习准备。那条消息发出去以后,群里一个接一个的“收到”,她盯着屏幕上自己孤零零没回复的那一行,把手机翻过来扣在了茶几上。
他爸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我们什么办法都试过了,骂也骂了,哄也哄了,网线也剪过,房门也被他踹坏过一次。他现在连饭都不出来跟我们吃,就让我妈搁门口,他自己端进去。”
我说:“我先单独跟他聊聊,你们别急。”
推开那扇门的时候,走廊的灯光漏进去,我看见一个瘦削的男孩,蜷在床和墙之间那一条窄窄的地板上,戴着耳机,盯着手机屏幕。
他没抬头,也没摘耳机。我走到他旁边,坐下来,靠着他旁边的床沿,把他妈妈放在门口的那碗凉掉的面端起来。我没说话,就跟他一起坐着。
那是我从业以来最熟悉的一种沉默。沉默里塞满了一整个家庭的失语。
过了大约十分钟,他把一只耳机摘下来,扔在床垫上,还是没看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又要说什么大道理?”
我说:“我今天不当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是哪个班的,你们班这次模拟考,考得怎么样?”
他愣了一下。因为他可能早就准备好了怎么对抗“你为什么不学习”“我们都为你付出了多少”这一套。但我问他的是,你们班考得怎么样,跟他的成绩无关,跟他的排名无关,只跟他身处的那个环境有关。
他看了我一眼,眼圈红了一下,又把脸别过去了。
答案在我同事后来的几次咨询里慢慢浮出来。小哲读的是市里一所重点中学的重点班。从高一开始,每周一次考试,每个月一次排名,每次考试结束,班主任就把成绩单按名次贴在教室后墙上。
那面墙成了这个班所有人的晴雨表。小哲初中成绩一直拔尖,进这个班的时候排第八,高一上学期期中,滑到十九,期末滑到二十七。
高二的时候,他已经稳定地待在三十名开外了。而这个班一共四十二个人。
小哲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他说:“老师,我就像一只股票,每次考试都是跌停板,每天都在跌停板。”
我问他:“那你觉得自己是全部跌没了,还是只是一段时间在调整?”
他沉默了很久,说:“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是个失败者。”
孩子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孩子的。小哲的爸爸是一家国企的中层,平时话不多,但对孩子的要求像一纸写了二十年的合同,每个月都要核对一次履约情况。
孩子考进重点班的那天,他破天荒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照片,配文:“儿子争气。”之后的每一次成绩下滑,他都没再发过任何一条关于孩子的动态。
而小哲的妈妈,是全职妈妈。她的焦虑像一种背景音乐,不响的时候,你几乎意识不到它在响,但一整天都是低低的嗡嗡声。她每天买菜的时候都绕道走学校门口那条路,她说看到那些背着书包进去的孩子,她就觉得小哲也该在里面。
这就是小哲的家。爸爸的期待像房贷,妈妈的焦虑像背景音乐,学校的环境像一口高压锅。而孩子自己,就是那个坐在锅底的情绪炸弹。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帮他把炸弹拆了。
那一个月里,我同事每周去小哲家两次。头几次,小哲都不说话,后来慢慢开始讲他们班的事。他说他们班有个男生,考了第三名,还在那儿哭,说没发挥好。
他讲这事的时候脸上是一种很复杂的神情,有一点点荒诞,也有一点点害怕。他说:“老师,我连第三名的哭都够不着。”
这句话让我心里疼了一下。他比谁都在意成绩,他在意到连别人哭都觉得是一种他自己永远够不着的资格。
我们帮小哲做了几次认知调整。让他看见一件事:他的能力没有消失,只是他把自己全部的自我评价都挂在了那个排名上,排名一掉,整个人也跟着往下坠。
他看不到自己曾经是一个能考进重点班的人,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次又倒退了两名”上面。我们不是给他灌鸡汤说“你要相信自己”,而是让他自己去找到一个证据,证明他并不是什么都不行。
后来他想起来,高二上学期他生物考过一次全班第十二名。那次考试他在复习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笨但有效的办法,把整本书的框架画成了思维导图,再把重点标红。
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那段时间心里在想别的事,注意力不集中,就逼着自己用那个方法,把注意力掐住,摁在书桌上。
我们告诉他:“你曾经成功过,哪怕只有一次。这说明,不是你不行,是你最近这段时间的启动系统出了问题。”
他沉默了很久,说:“老师,那我怎么重新启动?”
那是他躺平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主动问“怎么办”。
可问完了之后,真正回到学校,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得多。开学第一周,小哲腿软了。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很多休学后复学的孩子都有这个阶段,回到学校门口的那一刻,腿会发软,心跳会加速,冷汗会一层一层往外冒。
那种感觉不是矫情,是身体记忆。学校那个地方对他是高压环境,他的身体记住了那种窒息感。
那周周一早上,他妈妈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他在门口站着,就是不肯进去。”
我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小哲站在校门旁边一棵法桐树底下,书包背在肩膀上,低着头,像一棵被雨打蔫的菜。我走过去,也没催他,跟他一起站在树底下,站了十分钟。
我说:“小哲,你不需要今天就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害怕,咱就做一件事,走进去,坐到教室门口,行就行,不行咱们就先出来。”
他点了点头。那一步,他迈得特别慢,像脚底下踩着一片随时会裂的冰。他最终还是走进去了。
第一周,他上午去上课,中午给我发信息,说:“老师,我感觉大家都在看我。”我说:“你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老师还是看你?”他说:“看老师。”我说:“那不就结了。”
第二周,他再说,问题变成另一种了。他说:“老师,数学听天书。”他说他们数学已经讲到高三的内容了,他一节课下来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我说:“你觉得你现在跟那些同学之间的差距,是永久性的,还是因为你缺了几个月的课?”他说:“那就是几个月的事。”我说:“那就把‘那几个月’补回来。”
我们给他做了一套抗压抗挫能力的训练计划。数学听不懂,咱就不求全听懂,每天只要听懂一个小节,记好笔记,就算成功。语文背不下来,就让他用录音功能,自己录下来,吃饭的时候听一遍,坐车的时候听一遍,就像听歌一样。
专注力跟不上,就做定时练习,十五分钟一个周期,做完休息五分钟,再十五分钟。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硬扛下来。
高二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小哲的妈妈又来了一趟机构。这次她说话的语气跟上一次不一样,她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进门就往我们桌子上放,说:“老师,你们主任在吗?我想跟他说句话。”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她就是想说一声谢谢,说小哲现在每天能按时上学,晚上回家还会跟他们说两句话了。上周他还跟他爸一起看了一场球赛,爷俩虽然没说太多话,但坐在一个沙发上,就挺好。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补充了一句:“哎,其实上周他数学考了五十八分,不及格。但是他回来跟我讲,妈,五十八分,进步了,上回我三十六。”
说完她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
我看着她走出门去。我想起小哲最早跟我说过的那句话:“我是只股票,每次考试都是跌停板。”现在我好像能告诉他:股票跌停板之后,还有重新开盘的时候,关键是,你还坐在牌桌上。
厌学这件事,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病。它像一辆汽车的故障灯亮起来,不是你把它蓄电池上的小灯拔掉就能解决,你得检查发动机、油路、传感器、电路、火花塞,你得看见,那个亮红灯的地方,背后藏着的是一整套系统的紊乱。
家长是船上晕船的人,自己都晕头转向了,还在那儿喊着“宝贝,咱们只要努力,一定能走向星辰大海”。咨询师是什么?是那个走到摇摇晃晃的甲板上,蹲下来递给孩子一颗晕船药,然后再陪着他,一步一步,学会看航海图的人。
那个在悬崖边上摇摇晃晃站了三个月的男孩,后来在某个课的课间,给他妈发了一条微信。就一句话:“妈,我今天帮同桌讲了一道题。”
他妈把那条微信截图发给我。我看了很久,那是一条最普通的、跟“痊愈”两个字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小事。但我知道,那个渔网破了一个大洞的孩子,自己学会补上了第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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