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地产界,这个家族向来行事沉稳,极少出现在聚光灯下,可他们单靠内地几座高端商场,每年稳稳入账数十亿元租金;转头又将数亿美元巨资慷慨捐给美国顶尖学府——这笔财富流向的逻辑,究竟该如何解读?
钱根扎在内地,善款却飞向大洋彼岸
提起香港地产界的标志性人物,公众耳熟能详的往往是李嘉诚、李兆基等名字;但还有一支深耕数十年的隐形力量,始终低调务实,几乎从不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就连女主人陈谭庆芬女士的公开影像资料都极为稀少,可若论资产底盘的扎实程度,这家人的核心引擎并不在维港之畔,而是在黄浦江边的上海。
南京西路那座流光溢彩的恒隆广场,业内统称“上海恒隆”,据恒隆集团2025年度财报披露,仅该项目全年租赁收入便达16.61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微升1%;毗邻而立的港汇恒隆广场亦贡献11.97亿元,增幅达2%。
两座地标联手,年收租近28.6亿元,折合日均进账约783万元;而这仅仅是沪上双子星的数据——放眼全国,恒隆在内地的商业版图早已铺展至更广阔的腹地。
从沈阳、无锡、大连,到昆明、武汉、济南、天津,一座座恒隆广场如精密落子般嵌入各城核心商圈;杭州项目也已进入交付倒计时。这些综合体无一例外占据城市黄金坐标,采用“购物中心+甲级写字楼+高端酒店”三位一体运营模式,客流稳定、租金抗压性强、资产增值潜力突出。
2025年,内地消费市场回暖明显,零售业扭转前一年颓势,恒隆来自商场板块的租赁收入录得约48.71亿港元,同比增长1%;其中无锡恒隆广场租金收入5.02亿元,大连恒隆广场达3.31亿元,两地增速双双突破两位数。
新引擎持续点火:杭州恒隆广场涵盖一座全业态购物中心、五栋超甲级写字楼,以及一家由文华东方集团操刀运营的奢华酒店。
该项目于2025年7月正式取得竣工备案,其中一栋写字楼已于同年11月底迎来首批企业租户入驻;无锡二期扩建与上海三期升级工程,均已列入集团中长期开发节奏表。
把财务数据串联起来看,更能看清这家企业的盈利本质:截至2025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末,恒隆地产总营收为99.50亿港元,其中物业租赁收入高达93.89亿港元,营业溢利达66.63亿港元。
同期,恒隆集团来自内地物业的租赁收入约为67.57亿港元,占整体租赁收入比重达69.8%,接近七成。换言之,每十元租金收入中,有将近七元源自内地各大城市的高端商业与办公空间。
归根结底,这个家族最坚实、最可持续的收益来源,并非依赖单一市场或短期风口,而是深度绑定长三角、东北、华中及西南十余座一线与强二线城市的发展脉搏,在中国城市能级跃升与内需扩容的历史进程中,构建起一条穿越周期的现金长河。
数百亿元规模的优质资产组合,叠加年均近百亿港元的稳定租金流,正是他们面向全球进行大额公益配置的底层底气。
哈佛校门镌刻着他们的姓氏
资金在内地高效沉淀,却大规模跨洋流转,最终落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学术沃土之上。
2014年9月8日,中新社香港发布通稿:恒隆集团与恒隆地产的实际控制人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其家族设立的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合27亿港元)。
该笔款项创下哈佛建校378年以来单笔捐赠金额之最,体量几乎是当年2月Citadel创始人格里芬所捐1.5亿美元的2.3倍。
为铭记这份厚重支持,哈佛大学破例将公共卫生学院正式更名为“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致敬兄弟二人已故父亲——恒隆集团奠基人陈曾熙先生。
校方明确表示,这是哈佛自1636年创校以来,首次因慈善捐助而为整所学院冠名。相较而言,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命名源于国家悲剧性事件后的纪念性决策,性质与此次基于教育资助的冠名存在根本差异。
一所拥有近四百年学术积淀的私立常春藤名校,愿意将一个来自亚洲地产家族的姓氏永久铭刻于学院名称之中,此举在其发展史上实属凤毛麟角。
这份渊源并非偶然生成。陈乐宗博士于1975年与1979年先后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学业;求学期间,其父陈曾熙先生曾专程赴美探望,父子身影曾多次出现在波士顿校园小径之上。多年后巨额回馈该学院,既是对学术初心的致敬,亦饱含一份跨越时空的温情牵系。
七年之后,陈氏家族再次出手:2021年9月7日,麻省大学医学院对外宣布,收到晨兴基金会1.75亿美元(约合11亿元人民币)无限制用途捐赠。该笔资金将用于延揽全球顶尖生物医学研究者,加速前沿转化医学项目的孵化落地。
据《波士顿环球报》当时报道,这笔捐赠公布之际,陈谭庆芬女士已迈入101岁高龄。
若将哈佛与麻省大学医学院两笔重磅捐赠并列,并叠加晨兴基金会历年对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美国一流高校的持续资助,陈氏家族投向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资金总量,已形成极具分量的公益矩阵。
本土投入有限,舆论反响强烈
巨额善款流向海外,自2014年起便引发持续关注与多元讨论。陈启宗并未回避质疑,于同年9月15日接受财新网专访时坦言:在内地开展公益实践,有时会面临复杂现实约束;他还特别提及早年资助故宫建福宫修复后遭遇的“会所风波”。
在他看来,做慈善的核心不在资金本身,而在时间、专业判断与长期投入。他也同步公布了部分内地公益成果:自1996年起,晨兴基金会连续多年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同济五所高校设立专项助学金项目。
基金会亦深度参与国内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全额捐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更牵头成立“晨兴数学中心”;陈启宗还携手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共同发起“晨兴数学奖”,旨在嘉奖45岁以下、学术成就已达世界领先水平的华人数学家。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亦由该家族出资1亿港元建成,成为该校最具人文气质的住宿书院之一。当把这些扎实落地的内地项目逐一列出,再与捐给哈佛的3.5亿美元、捐给麻省大学医学院的1.75亿美元对照,资金体量上的悬殊对比,自然成为公众情绪发酵的关键支点。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高校筹资生态本就存在结构性差异: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历经百余年制度打磨,在校友文化、冠名机制、税收激励等方面已形成成熟闭环,捐赠人获得的不仅是声誉回报,更包含系统性价值认同。
而我国高校社会筹资尚处成长阶段,透明度建设、反馈机制与政策配套仍在持续完善之中。陈乐宗对此解释直白而务实:“私立大学资金充裕,公立高校资源紧张,那就优先补短板。”在他眼中,这笔账逻辑清晰;但在公众感知层面,情感天平却未必随之倾斜——毕竟,企业七成以上现金流源自内地市场,大众自然期待相应比例的社会回馈也能更多聚焦本土教育公平、基层医疗改善与基础科学突破。
陈启宗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这句话出自一位坐拥千亿资产的实业家之口,自有其语境分量;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金钱依然承载着生存尊严与发展希望,捐向何处、为何而捐,背后牵连的是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
家族财富如何分配,终究属于私人治理范畴,外界理应保持基本尊重;但财富从哪里来,公众心中自有清晰刻度——那是千万消费者用日常消费投票积累的信任,是地方政府以优质营商环境提供的支撑,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赋予的时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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