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议会选举了与反对派领袖艾森科特关系密切的卡哈纳担任议会议长,在当前的以色列政治格局中具有远超程序意义的分量。议长掌握议会日程安排权,可以推动或推迟法案辩论与表决,构成了一个对内塔尼亚胡极为不利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一个更危险的可能性正在浮现:一个面临政治生存危机、同时握有战争决策权的领导人,会不会用一场新的战争来改变国内政治的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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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处境急转直下

议长选举的结果本身就是一次政治信号,内塔尼亚胡阵营目前与艾森科特阵营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议长职位的归属往往取决于小党派的站队和阵营之间的谈判能力。

艾森科特的人选拿下议长,说明他在组阁谈判中已经占据了先手,甚至凭借议长职位和组阁授权,就可以启动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清算。

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事件中的安全失职问题,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深层创伤,谁来决定调查的范围、方式和结论,谁就掌握了定义责任归属的权力。

艾森科特宣布计划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将责任归咎于内塔尼亚胡,这个动作的政治含义很清楚:它要把10月7日的失败从一场全民创伤转化为一个政治问责事件,而问责的对象就是现任总理。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触及了他长期面临的腐败案件与司法审判这一更深的困境。

调查委员会如果成立并得出结论,将为这些质疑提供制度性的背书,而制度性背书的政治杀伤力远大于舆论批评。

所以,说以色列议会选举朝着不利于内塔尼亚胡的方向快速发展,绝非危言耸听,议长职位让反对派控制议程,组阁授权让艾森科特掌握行政过渡的主导权,调查委员会则提供了清算历史责任的工具,这三者同时到位时,内塔尼亚胡面对的不再是选举周期中的正常起伏,而是一个可能终结其政治生涯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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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接不顺,内塔尼亚胡可能选择战争

按理说,权力交接期的政治博弈本身并不罕见,但这次以色列的情况有一个特殊之处:内塔尼亚胡仍然掌握着战争决策权。

具体来说,内塔尼亚胡虽然失去了议长职位和组阁授权,但他在正式交权之前仍然是看守总理,仍然可以下令军事行动,这个时间窗口的长度和不确定性,构成了当前局势中最危险的部分。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对伊朗动武的想法不是选举失利后的应激反应,而是更早就在酝酿的选项,哪怕以色列军方不愿意在选举期间被拖入一场可能改变政治格局的战争,也要在国内政治生存受到威胁时,制造外部危机来改变现状。

这背后的目的也不难猜测,如果以色列与伊朗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国内政治的重心会从调查委员会和司法审判转移到国家安全上来。

战时状态下,政治问责的议程会被搁置或推迟,反对派的立法拆解行动会面临“团结对外”的政治压力,选举和组阁的进程可能被暂停或重新定义。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战争的存在本身就能改变政治环境,他不需要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只需要让国家进入一个“不适合进行政治清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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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战带不来安全,以色列必须收敛

但事实无数次证明了,从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来评估,重启与伊朗的战事是非常危险的选择,因为其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不会是一次性的、可控的、有明确终点的行动,它会触发一系列报复行动。

伊朗的报复能力不限于本土发射导弹,它还包括通过“抵抗阵线”的代理力量在多条战线上施加压力,多线作战对以色列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说,军事上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而战略上的困境更深:每一条战线都有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对手逻辑、不同的升级路径。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战争不能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困境,好战也不能带给以色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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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根源在于它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这种问题不能通过单方面的军事升级来改变,内塔尼亚胡的冒险企图应该被及时打消,原因不仅在于它可能带来的直接军事风险,还在于它会把以色列的政治危机转化为一场安全危机,而安全危机的代价最终由整个社会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