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昆廷·斯金纳与托马斯·阿什比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是当代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曾任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本次对谈由其研究合作者托马斯·阿什比(Thomas Ashby)担纲提问,是一次关于自由、思想史方法与智识自由的跨时空辨难。全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宇维翻译。

在对谈中,昆廷·斯金纳针对围绕其新作《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个政治理想的生成与解体》(Liberty as Independence: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 Political Ideal, 2025)中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回应。涉及的议题包括自由的历史与理论、普遍权利与基本权利、动产奴隶制与普通法、布道文与小说作为史料的运用、纳尼娜·瓦兰(Nanine Vallain)画作《自由》(La Liberté)的图像学分析,以及对“新罗马”(neo-Roman)理论标签的摒弃。此外,本次对谈还讨论了波考克的学术遗产、全球转向与语境主义、国际关系中的自由、思想观念的交锋与发掘,以及不断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与隐患等话题。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个政治理想的生成与解体》,昆廷·斯金纳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332页,该书由外文图书进出口公司及相关零售商在中国大陆销售

托马斯·阿什比:我们的讨论将围绕您2025年早些时候由剑桥大学出版的新作《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个政治理想的生成与解体》中的核心论点及其理论意涵展开。您在这本书中对在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里,主要流行于英国和北美洲的那些相互竞争的自由观念进行了梳理。大致上,这些观念可以被归入两种理论谱系。第一种便是与本书同名的“作为独立的自由”,这种观念主张,所谓的自由,就是不屈从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专断权力与意志或受其奴役。您在书中追溯了辉格党宣传家们是如何采纳和改造这种理想的,他们声称,在1688和1689年所谓的光荣革命之后,就已经实现了这种理想。与之相对,“作为独立的自由”的竞争对手则是那种把自由视为“免于干涉”的观念,后者如今已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紧密相连。正如您所雄辩论证的,这种将自由理解为免受物理或强制性束缚的观念,成功地取代了作为独立的自由,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观。这种变化的发生与两重历史语境尤其相关,一是美国革命对辉格党寡头集团意识形态预设的挑战,这也动摇了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二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国内对这类思想观念的反对。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作为独立的自由”在近代早期英国的思想渊源,以及您在术语上的选择。正如您在以往的系列著述中所论证,并在此书中重申的,“作为独立的自由”植根于古典罗马的历史、道德及法律文献中所阐发关于自由与奴役的区分。基于此,您过去曾将这种观念称为“新罗马”自由观。不过,在《作为独立的自由》这本书,除了引注内容外,正文中并未使用这个术语。出于您在本书开篇及其他著述中所解释的原因,您也同样没有采用“共和主义的自由”以及“免于支配的自由”等与当代共和主义理论家,特别是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密切相关的词汇。在我看来,您在本书中摒弃“新罗马”这个术语,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选择,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用那些历史上的作者们自身能够辨识的方式来重述自由的概念。能否请您详细阐释一下,为什么在您对这种自由观的界定中,是独立而不是免于支配处于核心地位?以及,至少在本书中,您刻意回避“新罗马”这一理论标签的理由是什么?

昆廷·斯金纳:我想要避免使用“新罗马”这个术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它在构词上的生硬。但正如我在《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Hobbes and Republican Liberty)一书中所谈到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当初发明的这个新造词并未获得学界的广泛接受。既然如此,采用学界业已通用的词汇似乎是最佳选择。不过,自那时起我开始逐渐意识到,还有更充分的理由支持我不再谈论所谓的“新罗马”自由。如果继续使用这个术语,会错误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观念完全发源于古罗马。诚然,我们确实能在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查士丁尼学说汇纂》(Digest)等罗马法典籍中寻得其踪迹。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力图揭示的,这种理想同样可以从普通法中找到渊源,并且,独立一词本身就出自中世纪法语,而非古罗马文献。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斯金纳著《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不过,在不愿谈论“免于支配”这一点上,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我的理由是,我在书中所引用的那些历史作者,没有任何人使用过这个术语。偶尔,这些作者会谈及那些施加专断支配并维护不平等的人。当然,通常而言,他们是从被支配者的立场出发来探讨个人自由问题的,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屈从与依附等术语。简而言之,我更愿意采用过去曾经被真实使用的历史语汇,这无疑为我们准确理解过去的思想论辩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托马斯·阿什比:您解释得非常透彻了。今年恰逢《马基雅维里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这部约翰·波考克里程碑式巨著出版五十周年。波考克在这部奠基性的巨著中指出,那种将自由理解为免受束缚的观念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确立霸权地位,主要是商业社会的兴起所导致的。您对这一论断提出了商榷。您能否进一步展开谈谈,为什么您认为他的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同时,在您看来,《马基雅维里时刻》这部作品的哪些论断确实是正确的?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波考克著《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

昆廷·斯金纳:您将约翰·波考克的《马基雅维里时刻》称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奠基性地位的著作,无疑是极其准确的。我一直非常钦佩这部著作,特别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约翰在其中对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时代的佛罗伦萨政治思想进行了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解析。当年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之间有过大量通信,但就应当如何理解近代早期的自由概念这个问题,我们俩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在他给我的最后几封来信中,他仍然对我的答案表示不满。

按照约翰的解释,在他所谓的革命前的大西洋时代,存在两种需要被区别理解的对立的自由观。早在1975年的《马基雅维里时刻》中,他就已经对这两种观念进行了区分,而在1985年的《德行、商业与历史》(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一书中,他又着重重申了这种区分。他将其中一种观点视为“新马基雅维里主义”,并认为这种观点最突出地体现在所谓“共和派人士”的著作中。他专门列出的作者包括1656年出版《大洋国》(Oceana)的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尤其是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撰写《加图信札》(Cato’s Letters)的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与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据说,他们所阐发的自由观认为,自由就是通过有德性地服务于共同善,从而达成一种自我实现的状态。对自由的渴望无他,唯有对公共善的渴望。约翰将这视为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念,而且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地同汉娜·阿伦特在关于自由和参与公共领域的问题上的立场保持着一致。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波考克著《德行、商业与历史》

约翰认为,随着十八世纪商业社会的兴起以及市场人的出现,这种自由观被克服并束之高阁了。生意人是无暇顾及公共服务的。他所理解的自己的公民自由就是他在享受自身权利时不受阻碍的程度。因此,约翰将十八世纪那场伟大的辩论看作是德性与商业之间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将自由视为有德性的公民行动的理想,被人们熟知的消极自由观所取代,后者认为,一个人在行使自身权利时受到的强制或束缚越少,就越可以说他在享受自由。

我必须承认,我无法认同这种解释。像特伦查德与戈登这样的共和派人士所捍卫的自由观,并非表现为去过一种有德性的公共行动生活。在《加图信札》第二卷中,他们在连续数章中围绕所谓“关于自由的专论”展开了探讨,重申了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论断,即自由在于拥有依照自身独立意志行事的权力,从而免于注定要“任凭他人摆布的悲惨境地”。一个自由的人是“其自身私人行动的唯一主宰与裁决者”,并因此能够“幸福且独立地生活”。他们在书中反复重申的,是生活于自由之中,与屈从于任何形式的专断权力之下这两者之间的对立。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加图信札》第一卷

同样,我也不认为是十八世纪商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了那种更为我们所熟知的自由观的兴起,也就是将自由界定为在行使自身权力与权利时免受束缚。事实上,这种对自由的界定,霍布斯早在其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中便已提出,而且这种观点在随后的世代中被欧洲大陆一大批为绝对主义君权辩护的自然法学者广泛采纳。

当然,这种将自由视为免受束缚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确实大行其道,这也毋庸置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到,像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林德(Lind)和海伊(Hey)等法学家,以及吉斯本(Gisborne)和佩利(Paley)等道德哲学家,都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但我在本书中力图论证的是,这种观念的演变与商业社会的兴起几乎毫不相干,而是几乎完全是由于以下历史事实:无论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还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其合法性辩护都是基于同一种主张,即生活在自由之中,意味着不受制于任何形式的专断权力或奴役性权力。我试图表明,正是这种令人惊恐的激进政治事态,使得彻底瓦解“作为独立的自由”这种理想,突然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意识形态任务。

托马斯·阿什比:感谢您如此鞭辟入里的阐发。您刚刚提到了奴役性权力,这正好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正如您在《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中所强调的,动产奴隶制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也就是后来的大不列颠,是真实存在的。您从古罗马的思想文献中,梳理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奴役的传承谱系。第一种谱系与道德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李维和塔西佗等人联系在一起,它主张,如果你是一个奴隶,那么你就受制于一位主人;反之亦然,如果你受制于一位主人,你就是一个奴隶。因此,成为奴隶就意味着屈从于纯粹的意志、恣意或专断权力;此外,只要你受制于这样的权力或支配,你就是个奴隶。

第二种谱系源自罗马法的《学说汇纂》。法学家们对此给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盖尤斯(Gaius)宣称所有人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奴隶,而弗洛伦汀(Florentinus)则认为,奴隶是那些受制于他人权力之下的人。不过,与第一种观点不同,这里并不存在反之亦然的情况。你完全可以处于他人的权力支配之下,却并非奴隶。那么,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一个人成为奴隶呢?法学家马尔基安(Marcianus)断言,奴隶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被降格为财产,即通过市民法或万民法被置于他人的绝对所有权之下。您还专门指出,亨利·德·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在其《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De legibus)中并未收录(关于奴隶是财产的)相关论述,这种遗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英美两国,那些主张自由即独立的捍卫者们,有时会因为将自己比作奴隶而遭到无情的讥讽,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本身拥有财产、享有排他性的政治特权,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奴隶主。您能否详细谈谈布莱克顿的这种省略,对那些拥护作为独立的自由的人来说究竟有何重要意义?这种省略在后来是否,以及——如果是的话——何时受到了修正?另外,动产奴隶制与英国普通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

昆廷·斯金纳:首先请允许我说,您对我论点的概括极其准确、切中肯綮。我在书中关注的确实是关于何为奴隶的两种不同解释路径。但我需要补充的是,我无意暗示布莱克顿是有意省略了《学说汇纂》中将奴隶定义为被降格为财产的人的那段文本。当然,布莱克顿将奴隶制定义为受制于专断权力的状态这种更宽泛的定义,长久以来一直主导着英语世界的讨论。在英格兰革命时期的议会辩论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定义被频繁和重点地援引。早在1628年,罗杰·诺斯爵士(Sir Roger North)就在下议院言辞恳切地呼吁,议员们至高无上的职责就是阻遏王权对臣民自由的侵蚀,从而“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选民,使大家免于沦为奴隶”。后来,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声讨英国殖民统治时,援引的同样也是这种关于奴隶制的理解。约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在他1768年的《宾夕法尼亚农民信札》(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极其有力的陈述:“凡未经本人或其代表同意而被强行征税者,皆为奴隶。因此,我是怀着沉痛之情说出此话——我是怀着无比愤慨说出此话——我们就是奴隶。”

您刚才所说的对这种泛化的奴隶制定义的修正,直到十八世纪末随着废奴运动在英国的兴起,才开始被广泛表达。一旦奴隶贸易遭受质疑与谴责,奴隶被降格为动产这一事实便立刻被推到了舆论与辩论的最前线。1769年,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出版了英国第一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废奴专著,他在那震撼人心的书名中抨击的不公正是“在英格兰土地上承认对任何人身享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私有财产权”。

您专门问到了动产奴隶制在英国普通法中的地位,而这恰恰是夏普等人随后在1772年著名的詹姆斯·萨默塞特案(trial of James Somerset)中所提出的核心议题。萨默塞特是一名黑奴,被一名英国海关官员在波士顿购买,并于1769年带回伦敦。后来萨默塞特逃跑,但很快被重新抓获并囚禁起来。废奴主义者成功为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该案随后被提交至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处审理。在辩方律师团中,表现最亮眼的是当时还是林肯律师学院律政新秀的弗朗西斯·哈格雷夫(Francis Hargrave)。他所采用的辩护策略是紧扣奴隶制不仅意味着“履行永久劳务的义务”,更是一种“许可主人生前或死后像处置其他财物一样,将奴隶的人身进行转让”的制度这一事实。哈格雷夫进而证明,无论是英国的成文法还是普通法,都绝不承认这样一种制度的存在。他最关键的主张是,绝不能认为英国法律是支持奴隶制的,这是因为,奴隶制这一制度在法律文本中根本从未被提及。面对以上陈述,曼斯菲尔德勋爵最终不得不作出裁决,萨默塞特必须被当即释放,并被视作一个自由人。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英国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1769年他出版英国首部具重大影响力的废奴专著;1772年萨默塞特案中,辩方正是据此论证英国成文法与普通法从未承认把人降格为动产的制度。图为1820年《格兰维尔·夏普回忆录》卷首肖像。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绘画作品《废奴主义者夏普从主人手中救出奴隶》

托马斯·阿什比:这既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判例,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在《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中,您在很多地方从多种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了将自由理解为免受专断意志支配所蕴含的解放潜能。其中包括了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斗志昂扬地对各种系统性的专断权力进行批判,其方式与许多有产精英阶层对同一理想的阐释形成了鲜明对照,甚至是截然对立。与此相关的是,正如某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独立的自由”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精英阶层通过将其他人,例如被奴役者、女性以及贫民等置于依附状态之下才得以实现的。然而,尽管许多批判性阐释者点出了这些虚伪之处,但他们在论证中依然不断强调“作为独立的自由”所具有的概念价值。如果说支配是如此结构性的,以至于其专断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单纯与某个专断意志相联系的范畴,那么,将自由构想为独立于某种意志的视角又如何能够发挥效用呢?为什么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会坚持主张这一理想的价值?他们是否重构了它的含义?

昆廷·斯金纳:我希望我的回答看起来不像是回避了你的问题,不过我想说的是,我所讨论的那些思想家根本不同意你的前提,即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系统性的支配,这就意味着所行使的权力必然超越了对单一专断意志的行使。詹姆斯·哈林顿在《大洋国》中回应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主张时,极其有力地阐明了这一观点。霍布斯认为,自由无非指运动缺乏外部阻碍。霍布斯甚至用了一句极富修辞色彩的话来总结:“今日虽有‘LIBERTAS’(自由)大字赫然书于卢卡城之塔楼,然绝无人可据此推论,卢卡之具体个人比君士坦丁堡之个人享有更多自由,抑或能免于服侍邦国之义务。”他还补充说,“无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其臣民的自由都是完全相同的”。

对此,哈林顿提醒霍布斯,在君士坦丁堡,“即便是最显赫的巴沙,他的人头与财产充其量也只是从苏丹那里‘租’来的”,随时可能“依照其主子的意志”被剥夺其中之一乃至两者皆失;然而在卢卡,即使最卑微的公民,也是自己人头与财产的绝对所有者,“除法律之外,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控制”。哈林顿想表明的是,在卢卡,法治是系统性的,因此没有任何人会受制于未经其同意的权力;但在君士坦丁堡,法律不过是苏丹的命令,苏丹的专断意志本身就是统治所有人的系统性权力形式。因此,那里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受制于专断权力。这又将我带回了与波考克的论争。在波考克看来,哈林顿与霍布斯的这场交锋不过是“两个人各说各话”。不过,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约翰的这个判断其实反映了他始终拒绝处理自由在于独立于专断权力这一主张。哈林顿绝对没有与霍布斯各说各话。他是在对霍布斯进行正面迎头痛击,而且在我看来,他对霍布斯关于臣民自由的观点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托马斯·阿什比:确实,哈林顿显然针对霍布斯的自由理论发起明确的挑战。现在,让我们从君士坦丁堡转向巴黎。《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的封面使用了纳尼娜·瓦兰在大约1793、1794年间创作的画作《自由》。一本主要探讨英语世界自由观念的著作使用一幅曾悬挂于雅各宾俱乐部的画作作为封面,这让人有些震惊。您为何选择这幅画作为封面?您所梳理的英语世界“作为独立的自由”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影响又有何关联呢?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纳尼娜·瓦兰(Nanine Vallain)画作《自由》(La Liberté),约1793—1794年,布面油画。

昆廷·斯金纳:我选择这幅画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想找一幅能具体展现与“作为独立的自由”这种理想相关的图像志的画作。我们在这幅画中看到的是一个从奴役性权力的屈从下赢得了或夺取了独立的人物形象,画中的她平静地凝视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她脚下断裂的枷锁,也看到她手持一根顶端戴有自由帽的权杖。在古罗马,当奴隶被依法释放时,执政官会用权杖触碰奴隶,同时将一顶自由帽戴在奴隶头上;因此,自由帽与权杖成为自由的象征,特别指代那种免于屈从与奴役状态的自由。

此外,我还想使用一幅不太为人熟知的图像。在我的印象中,关于自由的图像志惊人地匮乏,因而显得有些陈腐。但我觉得这幅画既新颖又典雅,而且在我开始寻找合适的卷首插图之前,我确实对它一无所知。说来惭愧,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纳尼娜·瓦兰,在这之后,我才了解到,她在当时颇有知名度,并在1815年去世前的许多年里定期在巴黎沙龙展出作品。

不过,您对于一本主要关注英语文献和辩论的著作的封面采用一幅描绘手持《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自由女神形象的极具法国特色的画作感到疑惑,这显然合情合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本书论证中很重要的一点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1776年美国革命一样,其理论上的动力和合法化辩护都来自同样的主张,即认为自由在于平等的公民生活在独立与自治的状态之中。全书叙述的高潮也恰在于此:当英国社会中保守主义势力对这些革命运动产生极度恐慌之后,开始对“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发起猛烈攻击,并很快成功将其驱赶到了政治辩论的边缘。

托马斯·阿什比:这幅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您以它作为封面的选择无疑完美实现了您的预想。我很高兴您提到了瓦兰在《自由》一画中融入了革命性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件事。

与您早期关于共和主义和新罗马自由观的研究相比,《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对权利理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正如您所强调的,一些“作为独立的自由”的倡导者将这种自由观念与自然权利理论融合在一起。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他1649年的《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中谈到了“天生自由之人的自由与权利”,并补充说这根植于上帝“自然赐予他们每个人”的道德“权威”。另一个例子是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西德尼在他1698年的《论政府》(Discourses Concerning Government)中强调“自由仅仅在于独立于他人的意志”,并澄清这种自由是“上帝与自然赋予他们的普遍权利”。同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1792年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针对“奴隶般的依附状态”,悍然捍卫自由、“心灵的独立”以及“女性应与男性共同争取之权利”。正是“不言而喻”且“不可剥夺的权利”,赋予了美国《独立宣言》以道德力量。正如您所阐明的,类似的独立观念也启发了法国大革命,国民制宪议会在其《宣言》中赋予自然的自由、平等与权利以神圣性,这正是您本书封面上瓦兰画中自由女神形象所持的那份文件。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沃斯通克拉夫特著《女权辩护》

然而,在《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的“结语”中,您指出了将权利视为普遍道德主张所面临的一些理论困难,包括它们的宗教前提缺乏根据。这导致您做出某种让步,转而采纳了“作为独立的自由”早期倡导者所主张的另一种权利观,即此类权利主张或许最好被理解为本质上是制度性的,而且是历经时间检验的基本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您采纳了一种伯克式的视角。然而,采纳这种视角的困难之一在于,它使对政治、社会和宪政变革的合理性论证变得艰难得多。如果并非所有人对“作为独立的自由”都拥有明确的道德主张,那么要为旨在保障这种自由的变革进行辩护似乎就更具挑战性,特别是当既有结构未能将这些主张纳为基本权利时。另一个困难是,如果在逐步演进的基本权利体系中,某些排他性以某种方式被规定下来,或者至少没有受到既有制度的反驳,那么这种视角完全可能顺理成章地容忍对“作为独立的自由”的排斥,正如我们此前所讨论过的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的那样。

您是否能就您对权利的看法展开谈谈?您是否认为,采纳这样一种视角会限制“作为独立的自由”所具有的革命潜能?做出这种让步,是否会导致您与那些反对“作为独立的自由”之成熟的、革命形式的批评者最终站在了同一阵线?

昆廷·斯金纳:正如您所说,我在书中“结语”部分考察了在关于“作为独立的自由”的辩论中理解权利概念的两种不同方式,进而追问了哪种方式更值得赞许。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非常谨慎的,而且,现在让我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甚至感觉应当更加谨慎。不过,就让我首先重申一下这一区分本身。

“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通常与一系列关于自然权利的主张联系在一起。正如您所说,弥尔顿和西德尼都谈到了上帝平等赋予每一个人的普遍权利。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并非只有共和主义作者才使用这种宗教术语。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同样明确强调,用他自己的话说,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无非就是上帝的意志。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首章中强调的,“作为独立的自由”理想的许多捍卫者更倾向于谈论基本权利而非自然权利。你也可以认为,他们更倾向于诉诸历史而非诉诸上帝。这正是我们在1628年《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中所看到的,查理一世受到警告,其行为被认为正在侵犯其臣民的基本权利。正如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所解释的,请愿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重申这些“古老、无可置疑且基本的自由”。同样的语汇也构成了1689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基础。其中所确立的权利被描述为历经时间检验的古老自由,如今需要被承认是基本且无可置疑的。因此,《法案》颁布的规定是:“本宣言中所主张和要求的权利与自由,是本国人民真实的、古老的和无可置疑的权利与自由。”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权利法案呈交给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场景

您说得很对,以这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权利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或许不足以保障“作为独立的自由”。正如我在书中所承认的,声称1689年的宪政和解(1689 constitutional settlement)终结了专断权力的行使,无疑是对许多严重且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视而不见。但我并不确定我们当下将人权视为普世道德主张的做法是否是一种更好的路径。例如,试想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所采用的模式。它开篇即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然而,正如该《宣言》随即极其清晰地展现的,这种拒绝对为何将这些主张视为权利提供任何论证的做法,极易导致所谓的权利列表过度膨胀,演变成一份把所有被认定为美好生活所必需的事物都囊括进来的汇总清单。

托马斯·阿什比:感谢您的澄清。我明白权利通胀可能会给那些最为核心的权利带来潜在风险。我的下一个问题与史料有关。尽管反对声不断,但政治思想史研究依然倾向于优先考查政治文本的正典。《作为独立的自由》使用了令人赞叹的丰富史料,尤其是您在第五章中对小说的运用。您能否在谈谈对这些史料的使用,以及您认为它们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的价值在哪里?

昆廷·斯金纳:越是对“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进行考查,我就越发发现,在探寻这一理想理想在英国是如何被辩论的证据中,当时的布道辞与小说是最为丰富的一种史料来源。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关切是追踪1689年宪政和解中所提出的论点的命运。这一和解的制定者们自认为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地将英格兰人民转化为了在一个享有“作为独立的自由”的宪政下受治理的自由人民。我发现,这一时期的布道辞为探索这些主张如何传播给广大民众,以及大众被引导和期望去相信什么,提供了最佳史料之一。同时我也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小说甚至更具启示性,尤其是十八世纪四十年代那些以“新作家”自居之人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与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关于他们我想补充几句。

菲尔丁与斯摩莱特写作于辉格党统治的鼎盛时期。当时政府及其宣传员们满怀自信地向民众保证,法治终于得到了全面捍卫,再也没有人受制于专断权力,正义正在得到妥善施行,人民因而生活在安全与和平之中。这两位作家都是极其出色的讽刺大师,在《汤姆·琼斯》(Tom Jones)和《罗德里克·兰登》(Roderick Random)的流浪冒险故事中,我们看到辉格党政权的所有这些自傲与虚伪都被无情地揭露了。作品向我们展现出,法治经常被公然蔑视和无视;社会充斥着大量的盗窃与暴力,却极少有安全可言;法律的施行掌握在地方治安法官手中,而他们往往既腐败又无知。至于那种无人受制于专断权力的主张,则完全无视了那些对其生活毫无控制权的妇女、可以被随意解雇的仆役,以及政府与宫廷中层出不穷的奴性附庸者的悲惨境遇。毋庸赘言,这些史料不仅极富启发性,阅读它们也是我写作过程中最为愉快的体验之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菲尔丁著《汤姆·琼斯》

托马斯·阿什比:完全可以理解。我很高兴您强调了这些讽刺文学的重要性。它们极为聪明地揭示了辉格党自由大厦内部关键的虚伪之处。

在接下来的三个问题中,我想探讨一下《作为独立的自由》作为一本书以及作为与其同名的理想,是如何与全球思想史相互交织的。近年来,思想史领域兴起了大量关于“全球转向”的讨论,事实上,我们的期刊《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正是在这个契机下创办的,旨在为此类历史研究和伴随展开的辩论提供一个多元化的学术家园。“球体/全球”(globe)一词源自拉丁语 globus,最常用来简单指代我们所居住这个球状行星。同样,在人类事务中谈论全球性(the global),意味着某种类似于以地球为规模的,贯穿地球表面人类生活的普遍连接。然而,在政治与史学领域,全球与全球性(globality)等词汇正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性,这尤应归咎于它们在语言学上乃至意识形态上与全球化的关联,而全球化目前正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这反过又为学术讨论文献的迅速增长推波助澜。

除了对共和主义历史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外,波考克还是从全球或世界视野思考思想从大洋洲到欧洲,跨越大西洋到美洲,再跨越太平洋到东亚的历史与流动的先驱。尽管如此,在他生前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论语境的非全球性》(On the Unglobality of Contexts, 2019)中,波考克明确表达了他对思想史中“全球转向”及其与语境主义之间张力的怀疑。当然,波考克批评的核心是方法论顾虑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担忧,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践行他所谓的“政治思想的世界史”。事实上,波考克曾经呼吁,政治思想史应当进行范式变革,减少其欧洲中心主义,并承认一系列拥有自身自洽政治与史学体系的语言世界或时空语境的共存、相遇与连接。

我想为《全球思想史》期刊向您请教关于“全球转向”的问题。后面我会表明,这也同《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现在我想先请问的是,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波考克的分析?您能否详细谈谈您自己对思想史中“全球转向”历史写作的可能性与潜在危险的看法?

昆廷·斯金纳:我非常认可波考克那篇精彩的文章,它最令人惊叹的特点之一便是,这是波考克在九十五岁高龄时写下它的。本世纪初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所谓“全球转向”无疑是一种姗姗来迟却大有裨益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最重要的是,这种呼吁全球化视野的倡议,对许多思想史家(包括我本人)的欧洲中心主义构成了有力挑战,我们此前完全专注于古希腊-罗马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其道德与政治价值观向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传播。这一挑战本身就极具价值,它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人们期望在这些新视野下,政治议题或许能在我们这个新近全球化的世界中得到全球性的探讨。

然而,正如约翰所正确指出的,这种研究永远都将是极其艰难的。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令人望而生畏的多语言能力,并且在理解陌生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如何组合成独特的文化体系方面,需要有极高的学术素养。正如约翰所指出的,正是由于缺乏这些才能,大量流于表面、带有空洞颂扬意味的学术成果开始涌现。与此同时,我们究竟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也变得不再那么不言自明。尤其在过去十年,死灰复燃且诉诸暴力的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自由流动与自由贸易也遭受了日益严峻的阻挠。

当然,这些近来的事态发展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从性质上说就是全球性的,因此也持续甚至迫切地需要从全球视角出发来思考。然而,我也同意约翰的观点,如果为了追求这类全球议题而牺牲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研究,那将是一种严重的智识损失。自近代早期以来,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思想史已经与西方的价值观和态度交织在一起。如果现在开始忽视对西方传统的研究,那么我们对当今世界若干政治概念与价值观如何形成的理解,乃至对这些概念本身的理解,都会发生相应的退步。

我们也不应认为,未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价值仅仅在于对这些更宏大的全球议题的回应。由各个独立国家构成的“前全球化世界”(pre-globalised world)依然在世界各地延续,甚至在面对外部威胁的当下,还正在被强化。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英语世界或欧洲社群中的人来说,去熟悉那些被我们用来指导本土制度和行为的概念的历史与当下价值,并对它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将依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充满危险的时代。

托马斯·阿什比:我们继续。在《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的导言中,您提出了一个断言:“某些概念本质上就是全球性的,而‘自由’无疑是其中之一。”您在这里所理解的全球性是什么意思?一个概念在何种方式上可以被称为“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这种内在的本质性是否,或许是无意地,暗含了某种类似于普世性、超脱时间的永恒性或长青论的意味,即便它允许概念上的差异变体?抑或,它更多地是指一种空间和相互联系上的意义,还是其他什么意思?与此相关或者说换个角度来说,这些概念是否能够变成,或者已经变成了“本质上是全球性的”?

昆廷·斯金纳:当我说某些概念本质上是全球性的,我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规范性术语所指涉的道德与社会关切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们在如下意义上是全球性的,即它们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所有语言中都有所体现和表达。我或许应该坦白,我其实借助了一个人工智能(AI)工具对“自由”(liberty)一词进行了一点小研究才得出这个判断的。我了解到,这个词可以被翻译成目前在非洲、中国、印度、中东、南美以及欧洲使用最广泛的所有语言。如果你用英语写关于“自由”的文章,你所说的内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可被理解的,尽管你所论证的观点未必会被广泛接受。

托马斯·阿什比:在提出“自由是全球性的”这一主张之后,您描述了“十八世纪末兴起的、自诩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是如何拒斥“作为独立的自由”的,而这又“引发了一些重大且持久的后果,无论好坏,如今这些后果已经波及全世界”。本书封面的内容简介也呼应了这一观点,谈到了自由概念变迁所带来的全球性后果。在本书结论部分,您又进而指出,“‘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能够为当前关于如何改善我们的道德与政治世界的辩论,做出巨大贡献”。您能否详细谈谈这些全球性后果,以及您认为“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能为改善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提供什么?

昆廷·斯金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恐怕难免要重复一些我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已经说过的话了。我有三点想要着重强调。我认为,“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能够帮助改善我们世界的第一种方式,是帮助我们对同胞抱有更多的同情与共情。例如,试想一下,那些去工会化的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越来越只能任凭雇主的摆布,因为雇主拥有随意解雇他们的权力。或者,再想想女性在经济上普遍的依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选择自由,使她们在面对伴侣时处于弱势,因为她们缺乏逃离的资源。在这些境况下所遭受的自由丧失,根本不需要源于公开的强制或干涉行为;它仅仅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你生活在受制于他人专断权力的状态之下。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当前一些最令人不安的对公民自由的破坏,源头正是在此。然而,那些将自由视为“免于限制”的捍卫者们,却无法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固执地相信,虽然生活在受制于人的状态下可能会影响你享受自由的安全感,但这根本不会损害你的自由本身。

其次,在我看来,在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作为独立的自由”这种观点也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更可取的解释。那些单纯将自由视为“免于限制”的人认为,在政府统治下关于自由该问的问题与其说是谁在制定法律,不如说是制定了多少法律,我们被留下了多少免受限制的自由空间。相比之下,“作为独立的自由”则主张,通过一个公平的代表程序,在确立我们赖以生活的法律时,我们必须能够使自己的声音与任何其他公民的声音平等地被听见。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我们将始终受制于统治者的纯粹意志,并丧失作为自由公民的地位。民主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是“作为独立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的唯一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与国家间关系中的自由有关。目前有许多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对富裕国家随意行使的权力的依附之中。一个选择在经济弱势国家进行投资的国家,将始终处于能够勒索特殊特权的地位。这些特权可能包括优惠的税率、宽松的监管条件,以及降低环保标准等。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可能根本不需要明确发出它想要这些优待的信号;双方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心照不宣地认识到,那个处于充分劣势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拒绝。按照将自由视为“不干涉”的观点,弱势国家的行动自由并没有受到侵犯,因为并没有使用强制手段。但这再次暴露了这种观点的无能,它无法认识到,自由裁量的,因而是纯粹潜能性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破坏自主选择。正是这种仅仅意识到投资国或跨国公司有权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的认知本身,就已经产生了剥夺弱势国家自由的后果。

托马斯·阿什比:过去在谈到“作为独立的自由”时,您曾对当代各种形式的无形权力表达过担忧。我们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其标志是私营企业对AI的引入、应用与发展。从政治竞选到政府运作,AI正日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及政治活动中无处不在的特征。它被整合进警务与国防、医疗与金融、教育与研究等诸多领域。然而,AI的这种广泛使用,必然伴随对个人数据的海量收集以及这种数据收集所带来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我们的意愿而强加给我们的。您是如何理解AI、自由以及国家的关系的?

昆廷·斯金纳:我认为您强调得很对,对私人数据的海量收集,以及由此导致的各大企业和国家监控的不断扩张,内在地对自由构成了威胁。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屈从于一种无需担责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行使起来或许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也或许不是,但我们对它毫无控制力。如果您认为自由仅仅在于按照个人意愿行动而不受限制,那么您很容易将这种威胁仅仅看作是对我们隐私的冒犯而已。但如果您认为,作为一个自由人意味着不屈从于这种不受控制的权力的行使,那么您就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异于对我们自由的颠覆。我们或许可以判定最终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但这不过是在说,我们心甘情愿将自己变成我们祖先所称的那种“快乐的奴隶”。

托马斯·阿什比:尽管对于AI工具能够或将要如何提升历史研究,许多人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但AI技术也对学术界以及文本史料的分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AI在写作和翻译领域的日益成熟与广泛使用,其后果之一便是我们对“作者”和“译者”的传统理解受到了冲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一直在探讨文本撰写与诠释中的意向性问题。我想知道,关于AI以及未来历史学家将面临的难题,您是怎么看的?

昆廷·斯金纳:我同意,将AI工具应用于历史研究会引发一些复杂的问题,而且很难说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欢迎,还是彻底排斥使用AI。一方面,AI工具在追踪史料、收集数据以及构建论证方面,已经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我已经坦白过,我自己偶尔也会使用AI。但另一方面,以AI技术目前的状况来看,其结果往往远不能令人满意。最近的一些测试表明,目前向AI机器提问,在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会产生错误的答案。

当然,AI工具的质量正在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提升。但这又引发了一些进一步的危险,这些危险甚至已经有些具有末日色彩了。首先,大量人类劳动力将变得多余,失业率将被推高,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加剧。进一步的危险是,人们可能会变得无法区分真实与虚假。对于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个特定的危险是我们可能无法判定机器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包办了所有的作业。最后,最糟糕的噩梦是,这些机器人最终可能以一种专断的、控制性的权力的形式,将它们自己强加于人类之上。

托马斯·阿什比:那肯定将是一个可怕的局面,甚至宛如末日。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长期的危险,正如您所强调的,AI工具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也是不可全盘否定的。它确实有明显的用武之地。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AI有这些用途,但它事实上永远无法完全取代历史学家那份独特的人类工作。让我们再谈谈这项本身就处于历史之中的工作。

在您《政治的视野》第一卷的前言中,您谈到了概念的争论在我们的道德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通常是如何“以一种超然于战场之外平静漠然的分析家的方式”进行写作的。与此相反,您指出:“历史记录强烈告诫我们,没有人超脱于战斗之外,因为战斗无处不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斯金纳著《政治的视野》第一卷

在我看来,这一论断对历史编纂学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没有人超脱于战斗之外”,那么历史的书写就不可能脱离这些争夺的语境而独立完成,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概念时,而这些概念本身又有其先前的历史编纂,它们同样植根于争夺之中,不断延续。这种概念争夺不可避免的观念,呼应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断言,即“只有没有历史的东西才是可以加以定义的”。如果我理解得没错,那么可以认为思想史家既是过去战场的挖掘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当前战场的参与者。这种理解与波考克长期强调,最近也在那篇《语境的非全球性》中重申的政治与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位研究“自由”的历史学家,您在两种活动模式之间自觉而巧妙地保持着平衡:一方面,您在处理历史文本时,对语言语境和时代错置的陷阱保持着方法论上的敏感,揭示了过去的作者在其书写行为中在做什么;另一方面,您承认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理论上的争斗,诚实坦言这种争斗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甚至常常明确地亲自参与其中。这种在历史分析与当代政治理论关切之间寻求平衡的举动,在《作为独立的自由》一书中得到了令人赞叹的展现。

我引用这些具体的文献是为了向您提出以下问题:您认为政治与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战斗就是全部”,这对历史学家意味着什么?想必,历史学家与道德及政治哲学家一样,不能完全做“超然于战斗之外的不偏不倚的分析家”,哪怕是对过去的一场战斗?细心的历史学家能否在分析并撰写这样一场战斗的历史的同时,又对当下的现实进行干预?这是否就是您在《作为独立的自由》的目标,或者至少是部分目标?

昆廷·斯金纳:当我谈到历史学家需要去关注那些围绕道德与政治概念展开的战斗时,我其实是想表达一个论战性的观点。我认为可以公允地说,当我最初开始写作关于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义务等概念的文章时,学界对于应该如何研究这些主题是存在广泛共识的。我们被要求完全专注于由一系列经典文本构成的正典。我们被告知,研究的目标必须是通过细读的过程去就那些我们认为对道德和政治思想研究至关重要的概念,每一位经典作家都说了些什么。

作为回应,我直接援引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I. 546)中的思考:“言语即行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社会行动形式。并且,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同一段落中所补充的,要把握某人具体正在做什么行为,可能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例如,当有人说“哦,让他来吧”,他可能是在表达一种愿望,或在宣布一种放弃,或在承认自己的软弱,等等。我从这段著名论述中总结的整体主张是,如果你想理解任何被写下或说出的话,你就必须找到方法去还原说话者或作者在说这句话时正在做什么。

这些思考促使我得出的结论是,作为道德和政治思想史家,我们需要做的远不止是专注于经典作家的正典,考察他们对权利、政治义务等概念说了什么。如果说还有希望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文本,我们就必须努力重新进入不同的智识与社会政治世界,在那些世界里,每一份独立的文本都构成了对当时既有辩论的某种干预。

我想进一步表明的主张,与道德与政治哲学中的经典文本通常旨在进行何种类型的干预有关。我认为,我们大致可以假设,这些文本的宏观目标要么是维护,要么是质疑某种既存的道德或政治承诺与信念。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给定的文本,我们都应该问:它是在支持并旨在辩护,还是在攻击、讽刺、拒斥,抑或是刻意无视某种盛行的价值观、制度或实践?简而言之,我指出的是,历史学家所观察的将始终是一场战斗。

然而,正如您所说,我一直想要做的不仅是勘察这些战场,更是要亲自加入战斗。我写作关于如何思考公民自由概念的那场漫长辩论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追问,那些最终在历史战斗中失败的人,是否在理论论证上赢得了辩论? 换个比喻来说,我一直在寻找被埋藏的宝藏。就公民自由的辩论而言,我已经开始相信,我或许成功地从过去挖掘出了一些对此时此地的我们有价值的、需要被重新审视的东西。

我在这里谈论哲学上的战斗,实际上是想向你总结波考克在他关于“语境的非全球性”一文中所描述的、所谓“剑桥学派”的独特方法。约翰也注意到,一些倡导“全球转向”的学者的动机之一就是要质疑这种方法。这些批评者的一项主张是,一旦从全球视角来看待,我和约翰所谈论的那种语境就开始瓦解了。我只想说,我无法接受这种论点。假设有一份特定的文本,你试图去理解它。你需要调查的那种社会和智识语境,始终将是本土的。这种语境主义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还原任何特定文本究竟旨在进行何种干预的唯一手段。无论你从什么视角切入这种语境,结果都不会是它们瓦解了;相反,如果操作得当,它们会揭示你所感兴趣的文本的作者在写下它时正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它们会揭示该文本在当时的思想战斗中所处的位置。剑桥学派的口号始终是:如果缺乏这种语境分析,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文本诠释。除了全球性,本土性同样始终存在,我认为这就是约翰那篇文章的深意所在。

托马斯·阿什比:我很高兴您为思想史学家指明了一条道路,指导他们在研究那些在范围、联系及后果上具有某种全球性特征的思想交锋时该如何前行。我也认为,只要持续认真对待局部和本土的语境,扎实的思想史研究与全球化的视角就不必是相互矛盾的。

回到与书名同名的“作为独立的自由”,我想说,您毫无疑问成功地挖掘出了具有巨大价值的宝藏。通过亲自加入这场战斗,主张并捍卫这一宝藏的现实针对性与价值,您确保了它在未来许多年里将被不断探讨和重新审视。当然,这一成就植根于您毕生从事的历史与理论学术研究,“自由”在其中始终是一个核心且反复出现的主题。您如何看待《作为独立的自由》与您更宽泛的著作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撰写本书时,您是否发现自己在挑战或重新思考您先前关于自由的某些假设、观点或陈述?如果是的话,其中最突出的是什么?

昆廷·斯金纳:我写的第一本聚焦“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的专著是1998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在撰写《作为独立的自由》时,我脑海中并没有过多地回想起那部旧作,不过,我还是想纠正早期著作中的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我从未直接探讨过“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个议题。相反,当时我审视的主张是,只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才有可能作为自由公民生活;除非你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否则你就只会像奴隶一样生活。所以,我当时处理的问题是: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那本书里,我不仅狭隘地聚焦于英国的历史经验,甚至更狭隘地聚焦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共和主义作家,尤其是约翰·弥尔顿和詹姆斯·哈林顿。我在这本新书中的抱负之一,就是要更系统地书写“作为独立的自由”这一理想的古典起源及其后来的发展。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斯金纳著《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我想纠正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的另一个弱点,是我当时对“作为独立的自由”与“作为免于限制的自由”之间差异的论述方式。我当时论证说,第一种观点的倡导者所主张的是,依附之所以剥夺了自由,是因为它是一种限制。但是,正如我在新书中所指出的,受制于他人的意志,并不必然意味着受到限制,因为其中所包含的专断权力可能根本就不会被行使。如果你生活在屈从于他人的状态中,真正剥夺你自由的其实是,你的任何行动都不再是你自己自主意志的产物。你的行动始终不仅仅是你意志的产物,而且是他人恩准和允许的产物,如果那些人愿意,他们完全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限制或阻止你采取行动。因此,我本应作出的区分是极其鲜明的。霍布斯的追随者以及后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想要说的是,自由是限制的缺失;但是,“自由即独立”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想要说的是,自由是存在限制之可能性的缺失。

托马斯·阿什比:最后,让我们以展望未来结束本次访谈。在《作为独立的自由》中,是否有任何最终未能收入成书,但您希望在未来继续深化的问题或主题?

昆廷·斯金纳:确实还有一个我想要探讨的主题,不过我在这里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显得狂妄自大,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大量考察的庞大课题。但我想更多地谈谈“作为独立的自由”在十八世纪末跌下霸权意识形态的神坛之后的故事。我已经逐渐认识到,在英语政治理论中,它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回光返照比我之前意识到的要多得多。如果我要为我的历史叙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还有一些重要的文学以及哲学文本资源是我仍然需要去探索的。

(本文译自 Quentin Skinner & Thomas Ashby, “Independence, Globality, and the Battle of Ideas: A Dialogue on Liberty”,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 8, Jul. 2025,经作者与受访者授权翻译发表。)

昆廷·斯金纳、托马斯·阿什比/文 罗宇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