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给他留着一个座位。留在我的一周里,留在我的计划里,也留在我脑子里那些本该留给自己的角落。
我把那个座位收拾得干干净净,捂得暖暖的,一直空着,万一他哪天决定坐下来呢。
他叫Danish,住在下山两小时车程的地方。他答应每隔一个周末来看我一次。他来了四次。
每个周五,我都走到山间小镇那个小车站,等6:40那班车。我带着一壶他喜欢的豆蔻茶,有时候还带着晚饭,裹了两层锡纸保温。
我围着他的电话调整钢琴课的时间。我学会了他妈妈的扁豆食谱。我不再提自己的演奏会,因为他从来没问过。主动说起关于我自己的具体的事,总觉得别扭。
火车来了,他不在车上,我总能立刻找出解释。我告诉自己路上塌方了,尽管我明明看见路是通的。他妹妹在搬家。他办公室有事走不开。
我太擅长这些解释了。我该为此收费的。
十一月一个寒冷的傍晚,6:40那班车又空着开走了。我拎着茶壶和锡纸包着的晚饭站在那儿,手机亮了。
“来不了了。下个月吧?”
没有道歉。没有一句关于我的话。
卖茶的Farida太太看了我等人等了好几个月,一句话没说。那天晚上,她把一个纸杯推过柜台。
“坐下,”她说,“我在这站台上卖了三十年茶。你知道我学到什么了吗?”
我摇头。
“你站得离黄线再近,火车也不会来得更快。”
我笑了,可笑声是裂的。
“你在黄线外头站了好几个月了,孩子,”她说,“等待是给那些真的会来的东西的。你做的这件事,有另一个名字。”
我回到家,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我拿出一张空白的备课纸,写下我身上所有的毛病。
我写下他每一句被我归档成缺陷的话:那首夜曲“周五听有点太伤感”,我提前几周做计划的习惯,我在不合适的时刻笑出声。
我盯着那张单子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纸翻过来,写了第二张:我给了他什么,他又给了我什么。
第一面写得密密麻麻。第二面只有几行,其中一半还是承诺。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第一张单子记的不是我的缺点,是我为他找过的每一个借口。他每一次没出现,我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还管这叫谦逊。
我又读了一遍他的消息,像读一张时刻表那样读。上面写着他要去哪里。我的名字不在上面。
那天晚上,我重新打开钢琴。我弹了那首被他称作“周五听有点太伤感”的夜曲。先弹了一遍,弹得不好,然后又弹,弹好了。
弹到中间,我停下来,手悬在琴键上方。在遇见他之前,我就是这个人。那个练琴练到手指发酸的人。那个在学校集会上笑得太大声的人。那个曾经教一个害羞的十岁孩子读出她第一段乐谱、事后在教师休息室哭出来的人。
她本来就是完整的。本来就值得被认识。她在那个站台上站得太久,忘了整座山上还有一整个人生在等她。
我不再去车站了。头两个周五像在服丧。再往后,像呼吸。
三月,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Hamza教地理。他身上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东西。我春季演奏会那天,他提前到了,坐在第一排。
结束后他说:“第二首,那首伤感的。我一直在想它。”
我绷紧了,等着那套旧的算术开始:数我付出了什么,又换回了什么。它没有来。他问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第二周,他记住了那个名字。
我不是在说他是答案。我是在说,不再害怕那个问题,是什么感觉。
有些傍晚,我还是会路过车站。6:40那班车进站,车门打开,陌生人走进冷风里。Farida太太从茶摊上抬起一只手,我也抬起我的手。
我不再站在黄线附近了。我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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