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法律知识分享,不针对任何个案作出判断指引。具体案件需要结合全部事实和证据,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

在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中,非法获取信息往往只是第一步。这些信息最常见的变现方式之一,就是被用来实施敲诈勒索。从法律上看,这种案件往往会涉及到两个独立罪名。这类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后,更务实的切入方式通常是,先拆犯罪数额,后论当事人构成犯罪的数量。两个罪名各有独立的辩护空间,而数罪并罚是否成立,往往才是刑期差距最大的变量。沈阳刑事律师汪国辉从以下角度,分四个层面说清楚其中的法律逻辑和现实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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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把信息条数和信息类型压下来

这个罪的量刑档次几乎完全由信息数量和信息类型决定。敏感信息,比如行踪轨迹和财产信息等,满五十条就构成犯罪。重要信息,比如住宿和通信记录等,满五百条入罪。一般信息五千条入罪。同一批信息被认定为财产信息还是一般信息,仅入罪门槛就相差一百倍。实务中辩护的第一个动作是核减信息条数。手机号停机,空号和格式错误的信息,不应计入其中。同一条信息在不同批次中重复出现的,只能算一次。仅有手机号而没有姓名或其他身份标识的半条信息,需要单独论证。第二个动作是争取把信息的类型降格。如果信息被归类为通信通讯联系方式,可以论证信息缺乏姓名等关联要素,应归入一般信息。这一步一旦成立,情节档次可能直接下降一档,这之间的量刑差距都是以年计算。如果信息是用于自身合法经营而非转售牟利,获利不足五万元的,依法可以不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敲诈勒索罪中看要了多少钱和拿到了多少钱

敲诈勒索罪的量刑由数额和形态共同决定。犯罪数额较大的起点为二千至五千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三万至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为三十万至五十万元以上。但索要金额不等于犯罪数额,更不等于犯罪既遂数额。首先,先看第一层,有无合法权利基础。如果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债务,赔偿或纠纷,行为人主张的合理部分,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只有超出合理权利范围和以胁迫方式额外索要的部分,才计入敲诈勒索数额。例如索要十万元中,三万元对应真实损失,那么重点就是争取将这三万元剥离,把犯罪数额降至七万元。第二层看犯罪的既遂与未遂。被害人没有支付钱,协商未达成一致,以及刚实施胁迫即被抓获的金额,属于未遂数额,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很多案件起诉书将所有索要金额笼统计入犯罪数额,未单独评价未遂部分,辩护中就需要逐笔核对,把没拿到手的从既遂数额中分离出来。第三层看胁迫程度。仅言语施压,与曝光隐私,持续骚扰和多人围堵等手段相比,在危害性和从宽空间上存在区别,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单独主张。

三、罪数之争,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论处

这是此类案件中刑期差距最大的环节。实践中存在两种立场,一种认为获取信息与敲诈勒索是两个独立行为,应当数罪并罚。另一种认为获取信息是敲诈勒索的手段行为,二者具有牵连关系,应该择一重罪处罚,避免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的法律评价。如果获取信息的行为与后续敲诈勒索指向的是同一批被害人,信息获取的目的完全服务于敲诈,那么此时手段与目的具有牵连关系,那么在辩护中可以力求择一重罪处罚。如果获取的信息数量远超敲诈勒索实际使用的范围,或者信息获取后还有独立的流转和出售行为,那么就很难逃脱数罪并罚。

四、总结与温馨提示

沈阳刑事律师汪国辉总结此类案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核心在信息条数和类型,以及获利金额三个维度。而敲诈勒索罪中需要关注的核心是,当事人之间有无合法权利基础,犯罪既遂未遂,以及胁迫程度三个维度。而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论处是决定最终刑期上限的变量。当事人和家属可以尽早让律师介入阅卷,逐笔核对数额。涉案金额和信息条数在起诉书中呈现的数字,与法律上能够站的住脚的数字,往往不是同一个数字。把不该计入的剔除掉,把该分离的未遂金额分离出来,把该降格的信息类型降下来,才是此类案件从轻处理真正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