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周,今年五十,我媳妇六十五。她比我大整整十五岁。
这事当年在厂里炸了锅。一九九八年,我二十三,她三十八,纺织厂的挡车工,离过婚,带一个七岁的闺女。车间主任把我叫去,拍着桌子说:小周,你疯了?她能当你姨!
我说:主任,我娘走得早,我这辈子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她给我送了三个月的饭,饭盒里顿顿有两个蛋,一个蛋还卧溏心的,她怎么知道我爱吃溏心的?她知道。
主任没话了。
就这么着,我们过了二十七年。头十年闲话多,后来越来越少,如今早没人提了。提她的人都这么说:老周家那口子,比老周还精神。
这就说到怪事了。
打去年起,我发现我媳妇不对劲。不是坏的不对劲,是好的不对劲,好得吓人。
我是先老的那个。五十岁,膝盖咔咔响,蹲下去捡个钥匙,得扶着桌子起来,起来的时候哼一声,跟老家拉磨的驴似的。头发白了一半,去年查出血糖高,一天三回药,医生说少吃主食。
她呢?
她六十五,早上五点四十起床,比闹钟还准。起来先去楼下小花园,快走四十分钟,风雨无阻。回来路上捎豆浆,两杯,一杯甜的一杯不甜的,甜的给我——她血糖也高,可她愣是喝不甜的,把甜的让给我。我说你喝甜的,她说:我身子骨硬朗,扛得住,你是药罐子,得省着点药钱。
气人不气人。
再说记性。我忘性大得离谱。上个月我把老花镜搁在冰箱里,找了一下午,最后是她从冷藏室拿出来的,旁边还躺着我前一天找不到的遥控器。她呢,家里三条街以内哪个菜摊的排骨便宜五毛、哪个药房周三会员日打九折,她门儿清。我的降压药吃完了,不用我开口,她提前三天就买回来了。
最怪的是去年十一月。
我突发阑尾炎,半夜疼醒,疼得在床上打滚。她背不动我——谁也背不动谁了,这个岁数。她打120,然后换衣服,梳头,把家里的煤气阀关了,把我医保卡、身份证、二百块现金装进一个布包,动作那叫一个麻利,前后十分钟。
到了医院,办住院、签字、跑缴费,她一个人上上下下四趟。凌晨三点,我躺在病床上输液,她坐在旁边的塑料椅上,掏出毛衣针,织毛衣。病房的灯白惨惨的,她就坐那儿织,一针一针,稳得很。
邻床的老头家属悄悄问我:大姐多大年纪了?看着不像,走路带风。
我说:六十五。
他不信。他说他媳妇五十八,阑尾炎住院,在陪护椅上哭了三回。
我在病床上躺着,输着液,看着她织毛衣,忽然就想通了一件事。
她哪是什么身子骨硬朗。她这辈子,头四十年是把苦嚼碎了咽下去的:爹妈走得早,十六岁进纺织厂,三班倒;头一个男人喝酒打人,她三十一岁抱着闺女净身出户,在厂里宿舍住了六年,一个床位,帘子一拉就是家。嫁给我之后,是三班倒换成了我——我的胃、我的血压、我那两年下岗的慌张,全在她手上过。
一个人把苦都干完了,到老了,苦见了底,剩下的可不就是利索么。
这就好比一口井,她年轻时候往深里挖,别人年轻时候往上垒。垒得高的,岁数一大,先塌;挖得深的,反而见水。
出院那天,天冷,她把那条织了一半的毛衣拆了——她说尺寸织大了——重新起针。回家路上她走前头,我跟在后面,她的步子不快,可每一步都是匀的。我的膝盖咔咔响,得小跑两步才跟得上。
路过菜市场,她站住,回头看我一眼,说:你那个走法,跟你们厂当年那台老机床似的,响归响,还能干二十年。
我说:你怎么知道还能干二十年?
她说:我摸过。我挡了三十年车,机器什么脾气,手一搭就知道。
昨晚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屋亮着灯。她坐在灯底下织毛衣,电视关着,就一盏灯。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她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干净,后脑勺挽个小揪揪,插一根铝簪子——那簪子还是她当挡车工的时候用的,别纱锭的,磨得发亮。
她发现我了,也没回头,说:看你干啥,睡你的去。明天早上豆浆买甜的,你血糖这两天稳了。
我说明 Late了,你不睡?
她说:我这不困。织完这一片就睡。你的秋裤膝盖那儿磨薄了,我给你补块布,明儿降温。
我回屋躺下,听着堂屋那边的动静。织针碰着,嗒,嗒,嗒,很轻,很匀,像小雨点落在瓦上。
我五十岁,膝盖响,血糖高,是个半截入土的老头。我媳妇六十五,走路带风,一盏灯下补我的秋裤。
要说这现象奇了怪了,其实一点也不怪。
她是拿她前四十年攒的劲,一天一天,补着我后半辈子磨薄了的地方。
我躺着想,等我七十,她八十五,还能给我买甜豆浆不。
堂屋的灯,嗒,嗒,嗒,一直亮到后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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