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美国记者,二十几岁跑到陕北的土窑洞里,跟一群被外面叫作“赤匪”的人一住就是四个月。回去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头一回把那支队伍的来龙去脉完整讲给外面的世界听。他叫埃德加·斯诺。
那趟陕北之行,他采访了毛泽东,也采访了普通士兵、农民、红军里的医生。一堆笔记本带回北平,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书出版的时候,书里那些人还被不少人当成土匪。他没替谁辩护,只是老老实实写自己看见的东西。
三十多年里他来过好几次,1960年、1964年都来过。1970年那次待得最久,从8月一直住到次年2月。这一回待遇完全不同,他被请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两个人聊了很久,聊中美关系,也聊个人崇拜这种事。他的谈话后来发在美国《生活》杂志上,连同那张城楼合影,被摆到了尼克松的办公桌上。转过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要来的消息传了出来。
斯诺在瑞士家里听到这些,兴奋得不行。他开始赶写新书《漫长的革命》,打算赶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先到北京,亲眼采访这件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
身体不答应了。回瑞士以后他一直觉得累,肚子疼,人一天比一天瘦。11月下旬查出胰腺癌,已经扩散到肝上。12月中旬去洛桑动大手术,医生打开腹腔,看见肝上已经有了转移,能切的切掉,剩下的谁也碰不得。术后他没见好,反倒一天不如一天。
他夫人洛伊斯那阵子自己也得了传染性肝炎,住过院,出来就四处写信求人。写给美国的亲友,也写给马海德——当年陪斯诺进陕北的那个美国医生,后来留在中国,入了中国籍。马海德回信,劝斯诺到北京来治。周恩来的信也到了,里头夹着毛泽东和邓颖超的问候。宋庆龄也写了信。
洛伊斯同时向美国方面求助,希望丈夫能回去治疗。回过来的态度很客气,也很冷,说白了就是没有接他回去的安排。后来斯诺自己讲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他从没放弃美国国籍,却被美国抛弃了。
北京这边的反应是另一个方向。1972年1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派医疗组去瑞士,北京日坛医院腾出一套家庭病房,连斯诺一家四口的住处都安排好了,还包下了法航一等舱,准备把人接回来。医疗小组六个人,马海德带队,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陪同下,直接开到日内瓦郊外那个小镇。
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还坏。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肝功能衰竭。这样一副身体,扛不住将近二十个小时的飞行。
接不走了。马海德对洛伊斯说,本来想把北京的医院当成你们的家,现在只能把你们的家改成医院。
那栋两层小楼里,中国医生护士开始二十四小时轮班。用药、吃饭、护理、跟家属商量病情,一样一样重新安排。洛伊斯后来写书回忆,中国人的到来之所以要紧,不是因为技术多高明,而是因为他们对待病人的那种态度,那套东西是从另一种医疗观念里长出来的。
二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正在非洲开会,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赶到了斯诺床前。斯诺刚从一天多的昏迷里醒过来,马海德说,你看谁来了。他睁大眼睛,伸出枯瘦的手,抓住两个人,用尽力气说了一句: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了。
没有奇迹。春节那天凌晨两点多,他在昏迷中走了,六十六岁。
遗嘱里写着,他爱中国,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后来他的一半骨灰葬在北京大学,另一半撒进了哈德逊河。
还有件事很少被提起。住院那阵子,尼克松给他写过信,问候病情,还说如果他愿意先期作为访华特使去北京,将是极大的荣幸。信里没有一个字提治病的事。斯诺没回。他跟身边人讲,这封信是一杯苦酒。
他最终没能登上那架等着他的飞机。北京的病房一直空着,日内瓦的家里挤满了中国护士。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比任何评价都说得清楚。
有人嫌他太天真,把大半辈子的情分押在一个离自己很远的地方;也有人说,他拿回来的东西,比一本畅销书要重得多。这笔账怎么算,各人有各人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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