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菜市场挑西红柿,手机震得我满手都是泥水。电话那头是我姐夫,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的木头,他说,你快来吧,你姐怕是不行了。
我当时愣在原地,手里捏着那个塑料袋,袋子里的西红柿滚出来两个,咕噜噜掉在地上,旁边卖菜的大婶帮我捡起来,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事,付了钱,拎着那袋西红柿就往医院跑。跑到半路我才想起来,我连拖鞋都没换。
我姐比我大十二岁,从小就是我半个妈。小时候爸妈忙,是她给我扎辫子,教我认字,我发烧了她背我去卫生所,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血顺着小腿往下淌,她硬是没松手,把我背到了医生面前。后来她考上医学院,成了我们县第一个女大学生,全家敲锣打鼓送她走,我妈哭得稀里哗啦,说我们家总算出了个读书人。
她在肿瘤科干了大半辈子,从住院医熬到主任,治过的病人少说也有几千个。我们家人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她,她从来不耐烦,说你们这些小毛病别来烦我,我那边都是要命的病。但每次说完,她还是会给开药,会交代怎么吃,什么时候复查,比谁都仔细。
她自己查出肺癌是三年前的事。
那年她五十三,刚评上正高没多久,科室里的小年轻都叫她一声老师。她咳嗽了好几个月,一直以为是咽炎,自己开了点消炎药吃着,也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在手术台上咳出了血,她才去做了个CT。结果出来的时候她还在看片子,跟旁边的同事说,你看这个结节,边缘毛糙,有分叶,典型的恶性特征。同事说,老师,这是您的片子。
她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讲别人的病历。她说没事,早期,切了就行。我问她要不要去北京看看,她说不用,她自己就是干这行的,心里有数。她给自己安排了手术,找了院里最好的胸外科主任主刀。术后病理是中分化腺癌,淋巴结没有转移,分期确实不算晚。
手术后她恢复得还行,休息了三个月就又回去上班了。我劝她多歇一阵,她说歇不住,科室里人手紧,病人排着队等床位,她躺家里心里不踏实。那段时间她精神头看着不错,就是瘦了很多,原本圆润的脸颊凹了下去,颧骨高高地支楞着。我说姐你多吃点,她说吃了,吃不胖,好事,省得减肥。
第二年春天复查的时候发现了转移,骨扫描显示腰椎和肋骨有好几处浓聚灶。这次她没那么淡定了,拿着报告的手微微发抖,嘴里念叨着,不应该啊,不该这么快。她把片子拿给好几个同行看,大家意见一致,确实是转移。有人建议她做基因检测,看看有没有靶向药的机会。她做了,结果出来是阴性,没有合适的靶点。
那就只能化疗加放疗了。
她是肿瘤专家,比谁都清楚放化疗意味着什么。但她还是决定做,她说她还年轻,才五十四,不想就这么算了。她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她想看到孙子。她跟我说的原话是,我想活着,哪怕多活一年两年也行。
第一次化疗结束后我去看她,她靠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床头柜上放着个塑料盆,里面装着半盆清水,水里漂着几根头发丝。她看见我进来,笑了一下,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像不像个秃鹫。我说你别瞎说,化疗完了头发还会长出来的。她说我知道,我给多少病人做过化疗,我能不知道吗。
那段时间她一边化疗一边还在线上给年轻医生讲课,手机屏幕上的她戴着假发,化了淡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她每次讲完课都得趴在马桶上吐半天,吐到最后胃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干呕,呕得眼泪鼻涕满脸都是。我给她煮的小米粥她喝不下去,说闻到粮食的味道就想吐。我就给她熬梨汤,凉了之后放一点点冰糖,她能喝小半碗。
放疗是在化疗做到第三个周期的时候加的。她的主治医生建议对腰椎的转移灶做姑息性放疗,说是可以缓解疼痛,控制局部病灶发展。她同意了,她自己就是搞放疗的,她知道这个方案的利弊。但她没想到的是,这次的放疗反应会那么重。
放疗开始后的第三天她就吃不下东西了,不是因为恶心,而是因为食管黏膜被照伤了,吞咽的时候像吞刀子一样疼。她以前给病人做过食管癌的放疗,知道那种疼是什么滋味,但现在轮到她自己尝了。她跟我说,小妹,我以前总觉得病人喊疼是夸张了,现在才知道,真他妈疼。
她开始靠营养液维持,手臂上埋了PICC管,每天挂十几个小时的营养液。她的体重从一百二十斤掉到了八十斤,整个人瘦得像一把骨头架子。我去看她的时候都不敢碰她,怕一使劲就把她捏碎了。她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很大,眼窝深陷下去,像两个黑洞。
有一次半夜她疼得受不了,按了呼叫铃。值班医生跑过来,是她以前带过的学生。那个年轻人看到她疼成那样,眼圈一下就红了,问她要不要打止痛针。她说打吧,打最大剂量。打完针之后疼痛稍微缓解了一点,她拉着我的手说,小妹,你知道吗,我以前给病人开止痛药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们上瘾,怕产生依赖。现在我明白了,都到这个份上了,还管什么上不上瘾。
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她的专业。她是全市最早一批开展三维适形放疗的专家之一,发表过十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拿过省级科技进步奖。她带的硕士博士加起来有二十多个,逢年过节来看她的学生能从病房排到走廊尽头。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没白活,救了那么多人,值了。
可是到了最后那两个月,她开始怀疑这句话了。
那是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光。她的状态突然好了很多,能坐起来了,还让我扶她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可能是回光返照,但我没敢表现出来,还笑着说姐你今天气色真好。她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说好什么好,脸上就剩一层皮了。
洗完脸回到床上,她让我把窗帘拉开一点,说要晒晒太阳。我搬了把椅子坐到她床边,她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腕,力气不大,但握得很紧。她说小妹,我跟你说个事,你听着就行,别插嘴。
她说她这辈子治了那么多癌症病人,给他们做放疗,做化疗,告诉他们要坚持,要有信心,一定能扛过去。可是现在轮到自己了,她才真正体会到那些病人承受的是什么。放疗的那些射线打在身上,外面看不出来什么,但里面的组织像是在被火烤,烤完就开始烂,烂了之后长新的,长出来的也不是好东西,是纤维化,是瘢痕。她的食管就是这样被烤坏的,以后就算好了,吃东西也会一直疼。
她说她后悔了,后悔做那个放疗。如果不做,她也许只能活三四个月,但那三四个月里她还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跟家人好好说说话,能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清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每天除了吐就是疼,连喝水都要用棉签蘸着抹在嘴唇上。她说她多活了那三四个月有什么用呢,那根本不是活着,那是受刑。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似的。她说小妹,你知道吗,我以前总觉得延长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让病人多活一天,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值得。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如果生命最后的时光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那多活的每一天都是折磨,对病人是折磨,对家属也是折磨。
我说姐你别这么说,你当时做放疗的决定是对的,谁也不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她摇了摇头说,不是结果的问题,是过程的问题。她说她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了,为了多活几个月,把自己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最后走的时候浑身插满了管子,连一句囫囵话都没留下。她说她以前总觉得那是没办法的事,治病嘛,哪有不遭罪的。但现在她不这么想了,她觉得有些罪是不必遭的,有些治疗是没有意义的。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喘了几口气,额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我用毛巾给她擦了擦,她继续说,小妹,我走了以后,你不要难过。我这辈子该做的事都做了,该救的人也救了,没什么遗憾。唯一遗憾的是,到最后才想明白这个道理。
那天下午她说了很多话,把她这些年压在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她说她对不起她老公,这些年只顾着工作,家里的事都是他在操心,连她生病了也是他辞了工作来照顾她。她说她对不起她儿子,从小到大没怎么陪过他,好不容易等他长大了,她又病了,又要让他跟着操心。她说她最对不起的是她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到头来连怎么死都不能自己做主。
我握着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说姐你别说了,你好好休息,等你好起来我带你去海边玩,你不是一直想去三亚吗。她笑了一下,说好,等我好了就去。
可我们都知道,她好不了了。
那天晚上她的情况急转直下,血压往下掉,心率往上飙,监护仪滴滴滴地响个不停。医生护士进进出出地抢救,我在走廊里站着,腿软得站不住,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姐夫蹲在角落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掉在他手上他也不觉得烫。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她被抢救过来了,但人已经陷入了昏迷。医生说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让我们做好准备。我守在她床边,看着她那张瘦得脱了相的脸,想起小时候她背着我去卫生所的样子。那时候她也就十五六岁,瘦瘦小小的,背着我走了一里多地,膝盖上的血糊了一片,她愣是一声没吭。
第二天傍晚她醒了一次,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目光涣散,好像什么都看不清。我凑到她耳边叫了声姐,她嗯了一声,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我把耳朵贴到她嘴边,听到她说,别放疗,别让他们放疗。然后她又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过。
第三天早上七点四十分,监护仪变成了一条直线。
我姐走了,五十六岁,干了一辈子肿瘤科,最后死于肿瘤。她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却没有办法治好自己。她给无数人制定过治疗方案,却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后悔了当初的选择。
办完丧事后我去她家收拾遗物,在她书房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临床病例反思”几个字。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她这些年遇到的典型病例,每一个病例后面都有一行红笔写的批注。有的是关于诊断的反思,有的是关于用药的心得,有的是关于预后的判断。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看到上面只写了一句话: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这句话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跟她平时工整的字体完全不一样。我看了一眼日期,是她去世前一个星期写的。那时候她已经虚弱得拿不稳笔了,但还是挣扎着写下了这句话。
我把那个本子带回了家,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悔在放疗,多活三四个月,全是吐和疼。
她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敢去医院,路过肿瘤科的那层楼都会绕道走。我觉得讽刺,她治了一辈子癌,救了那么多人,最后却带着这样的遗憾离开。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过她的病人这些感受,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对着某个晚期病人的病历发呆,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方案改一改,改成更温和的那种。
但我知道她不会改的,因为她是个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救人,能多救一天算一天。她只是在最后的那一刻,从一个医生的角色跳了出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病人,一个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病人,然后用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慈悲。
我现在偶尔会梦到她,梦里她还是从前那个样子,胖乎乎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嗓门很大,隔着三条街都能听见。她在梦里跟我说,小妹,我今天不忙,咱们去吃火锅吧。我说好啊,就去你最喜欢的那家。然后我就醒了,枕头上湿了一大片。
我想她大概是想告诉我,她现在不疼了,也不吐了,能吃火锅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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