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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起案件受到了高度关注:

2024年12月,郑州某地的员工马某因拖欠工资和辞退事宜同老板秦某发生争执,随后发生肢体冲突,老板对马某扇耳光9次。本就有脑梗、高血压的马某在当天下午便出现身体不适,去医院做手术后长期昏迷,并在次年2月因脑梗死死亡。

当时,公安机关经过调查,仅对秦某行政拘留8日,罚款500元。

马某去世后,家属起诉秦某索赔136万余元。法院认定受害人损失约120万元,秦某对马某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其亲属各项损失共计84万余元。

判决书被媒体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在一般人看来,这一案件是老板打死讨薪者,行政拘留8天就“免了”刑事责任,这一结果实在和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差距太大。

因此,舆论对判决大多持批评态度,各种阴谋论的猜测也层出不穷:有的认为是老板利用关系获得了包庇,有的认为是当地治理为了让犯罪率数据好看而不予立案,有的则认为是宏观考虑到营商环境所以普遍包庇企业主,等等。

但实际上,这是规则和当事人共同权衡利弊的结果。

从情节上看,这一案件虽然导致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从行为到主观恶意都没有那么十恶不赦:

双方事前存在纠纷,属于事出有因+一时激愤发生肢体冲突,并非蓄谋已久,或者针对不特定主体的报复社会类行为;

扇了9个耳光看起来很恶劣,但这只是为了让对方有些疼痛(轻微伤)+人格侮辱、泄愤,并没有让对方产生刑法层面轻伤以上后果的主观恶意。

在实践中,这类轻微肢体伤害一般都只会被认定为治安违法,进行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并不会认定为刑事犯罪。

此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受害人因为特殊体质、疾病最终死亡。舆论的愤怒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这一结果。

按照法律,轻微人身伤害因为受害人有特殊体质、疾病,或者被打后因摔倒、磕绊到要害部位导致死亡,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上述情况,以及行为人积极追求对方死亡的结果,其主观过错一般会被认定为是过失(疏忽大意),进而被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基本犯3-7年),不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刑期10年以上、无期或者死刑),更不必说故意杀人罪(基本犯刑期10年以上、无期或者死刑)。

例如,2011年,业务员都某和教授陈某因车辆行驶发生口角,继而发生打斗。警方到达后将双方带到派出所。在大厅陈某突然倒地,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陈某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死因是纠纷后情绪激动、头面部受外力作用等因素导致心脏骤停死亡。 最终,都某被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判处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3425.19元。 《刑事审判参考》第1079号案例

文章开头的案件并没有追究行为人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背后的原因,老何猜测大概率是因为赔偿问题:

按照现行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赔偿标准是很低的。原因在于,根据相关统计,一半以上的嫌疑人都是在行为地没有住所的外来青壮年人口,且罪行大多是盗抢骗这类侵犯财产罪。 总之,这帮人的用户画像就是身强力壮的穷人。如果赔偿标准过高,很可能逼着这帮人重操旧业,继续去偷去抢去骗。 用经济赔偿换取受害人(家属)谅解,就成了一个变相的补偿渠道。如果行为人及其家庭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司法一般也会将其纳入考量。 道路办何主任,公众号:三法司正道办买凶杀人,凭什么不判死刑?

以刚才的参考案例为例,纵使被害人是大学教授,行为人只是小业务员,受害人影响力更大,最终行为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总额也不过2万余元。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轻微刑事案件的受害方就有两个选择:

要么,铁了心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坚持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提起刑事自诉。但这也意味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经济补偿会很低。

要么,不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以此换取普通民事诉讼层面较高的经济补偿。

如果受害方选择了后者,且行为方情节轻微、赔偿到位,治理一般会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不再追究刑责。

从案件结果上看,老何猜测受害方考虑到已经花费的100多万医疗费,以及未来的生活需要,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追究刑事责任,单纯提起民事诉讼,换取更多的经济补偿。

总之,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还做不到同时实现严惩和补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规则只能尽量协调、兼顾,让受害方自行选择。

相关机制在实践中的效果也证明,除了极少数条件较为优越的家庭,多数受害方都选择了面对现实,出具谅解书,或者放弃追究刑责换取更多的经济赔偿。

生活总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