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战友,当年没考上军校痛哭,后来只好退伍,12年后战友聚会时发现他当上了公务员
一
周大勇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工地上盯混凝土浇筑。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四五下我才接。那头声音很吵,周大勇扯着嗓子喊:“老陈!下个月十六,县里聚一下,能来不?”
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腾出手在单子上签字。“哪些人?”
“咱排的,能联系上的都联系了。李斌从深圳回来,赵磊开车,孙建明也来。”他顿了一下,“张建国我也叫了。”
我笔停住。
张建国。
这个名字我有好几年没听人当面提过了。最后一次见他是十二年前,在营区门口那棵歪脖子梧桐底下。他背着个蛇皮袋,眼睛肿得剩一条缝,嘴唇干得起皮,跟我摆了摆手说“走了啊老陈”,声音哑得跟砂纸磨铁似的。
那年考军校,全排就他一个人报了名。文化课差了十几分,没走成。他当了五年兵,士官第三年,按规定退伍。走之前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哭了一场,没出声,被子蒙着头,床板抖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谁也没提,该收拾收拾,该签字签字,跟没事人一样。
后来这十二年,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周大勇问过几次,没人说得清。有人说在南方跑车,有人说回老家种地,还有人说他因为什么事进去过,反正没个准信。
“他来吗?”我问。
“我打了三个电话他才接,说尽量。”周大勇语气有点犹豫,“听声音……不太好。我问现在干啥呢,他说见面聊。”
我说行,我去。
挂了电话我在工地旁边的水泥墩子上坐了一会儿。那天太阳很大,钢筋晒得烫手,远处塔吊转来转去。我想起张建国刚下连队那会儿,黑黑瘦瘦一个新兵蛋子,单杠卷身上一口气能做二十七个,全连没人比得过。连长拍着他肩膀说“这兵有出息”,他咧嘴笑,牙白得晃眼。
谁能想到呢。
二
聚会定在县里一家叫“老兵餐馆”的馆子,老板是个退伍的炮兵,菜量给得足,酒也不掺假。周大勇订了个大包间,一张圆桌挤了十四个人。我进门的时候大部分都到了,李斌胖了一圈,脖子上挂根金链子,手机往桌上一扣是某品牌最新款。赵磊头发少了一半,肚子倒是大了,见了我就拍肩膀:“老陈还是那么黑。”
张建国坐在靠门的位置,我最晚看见他。他瘦,比当兵时候还瘦,颧骨顶出来,下巴上一道浅浅的疤,不知道什么时候弄的。穿一件灰夹克,领口洗得有点起毛。手里攥着个一次性塑料杯,没倒酒,装的茶水。
看见我他站起来,笑了笑:“老陈。”
就两个字。我伸手跟他握了一下,他掌心糙得厉害,指关节上有茧,不像坐办公室的人。
酒过三巡,桌上热闹起来。李斌讲他在深圳做物流,去年流水多少多少,赵磊接话说自己开了个汽修厂,养了八个工人。孙建明在县里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编了个“兵味课间操”上了市里新闻。轮到张建国的时候,周大勇给他倒了杯酒,说建国你说说,这些年到底干啥呢。
张建国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放下,搓了搓手指头。“在乡镇上干点事。”他说。
“乡镇?哪个乡镇?”
“青山镇。”
赵磊接了一句:“青山镇我知道,那地方偏得很,从县里开车得一个钟头。你在那儿干啥?搞养殖?”
张建国摇头:“在镇政府。”
桌上安静了两三秒。李斌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镇政府?你考进去了?”
“嗯,去年的事。”
周大勇瞪着眼:“公务员?”
“嗯。”
赵磊把酒杯往桌上一墩:“我靠,你当年考军校差十几分哭成那样,现在考上公务员了?这玩意儿比军校难考吧?”
张建国没接这个话,只是笑了一下,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
李斌把金链子往衣服里塞了塞,语气有点微妙:“青山镇公务员,一个月到手多少?有四千没?”
“差不多。”
“那也不高啊。”李斌声音松下来,“我那边一个司机都开六千。”
张建国点点头:“是不高。”
周大勇看气氛不对,赶紧举杯:“来来来喝酒,管他挣多少,咱战友能坐一块儿就比啥都强。”
那杯酒喝完之后,桌上又热闹起来,但话题绕开了张建国。没人再问他一个月拿多少钱、在镇上干什么、怎么考上的。好像问多了显得自己不太体面。张建国也不主动说,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吃菜,偶尔给旁边的人倒茶。
我跟他中间隔了两个人,一直没单独说上话。中途我去外面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在走廊拐角看见他站在窗户边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妈,药按时吃,我明天下午回去。嗯,钱够,你别操心。”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摸出烟,递过来一根。我接了,他给我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我们俩靠在窗户边上抽,谁也没先开口。外面街上电动车来来往往,烧烤摊的烟飘上来,呛鼻子。
“你妈身体不好?”我问。
“老毛病,类风湿。”他吐了口烟,“这两年严重了,手指头变形,拿不住东西。”
“你一个人管?”
“我姐嫁到外省了,一年回来一趟。我爸走得早你知道的。”
我点点头。当兵那会儿他爸就没了,他妈一个人把他跟他姐拉扯大。他考军校有一半原因是为了提干多拿点工资寄回家。没考上,五年士官干完退伍,拿了一笔退役金回去,据说给他妈看病花了一大半。
“青山镇那边你具体干啥?”
“退役军人服务站。”他把烟灰弹到窗台上,“站长,光杆司令,就我一个人。全镇退役军人加优抚对象三百多号,建档立卡、优待证、优抚金申报、走访、调解,啥都干。”
“那挺杂的。”
“杂倒不怕,就是有时候憋气。”他笑了一下,把烟掐灭,“有个老兵,快七十了,安置遗留问题,跑了十几年。隔三差五来我办公室坐着,也不闹,就坐那儿,一坐一下午。我给他倒茶他喝,跟他说话他应,就是不提诉求,你问他有啥事他就摆摆手说‘没事,坐坐就走’。我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后来呢?”
“后来我打听到他儿子在外地打工,几年没回来过年。我托人联系上,做工作让人家回来一趟。他儿子回来了,老头高兴,喝了二两酒,第二天主动跟我说了——其实就是当年安置的时候少算了一年工龄,一个月差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事,憋了十几年。”
“你给解决了?”
“跑了三趟县局,把档案翻出来,补了材料。补发的钱不多,老头拿到手那天哭了,说不是钱的事。”张建国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就这种事多。你说难吧,也不难,就是磨人。”
我看着他侧脸,比当兵时候多了不少白头发,鬓角那一块全白了。才三十五六的人。
“你咋考上公务员的?”我问了句直接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盒捏扁了扔垃圾桶里。“高职扩招那年,免学费读了个全日制大专。退伍军人专项计划,不用考文化课,面试加技能测试就进去了。学了两年,拿了个会计专业的大专文凭。然后省考报了青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定向岗,服役满五年加高校毕业生身份,正好够条件。笔试第三,面试第一,逆袭上去的。”
他说得很平,像在念一份工作汇报。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一个高中毕业去当兵的人,退伍十二年以后再捡起书本,中间还得打工挣钱、照顾老娘,那两年怎么过的,他没讲。
“考了几次?”
“两次。”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次笔试都没过。行测那个数学题,我一看就蒙。后来每天晚上在出租屋里刷题刷到一两点,手机里下了个刷题软件,蹲厕所都在看。第二次过了。”
他说“刷题刷到一两点”的时候语气跟说“今天吃了碗面”差不多。
三
聚会散的时候快十点了。赵磊喝多了,拉着张建国的手说建国你当年单杠卷身上全连第一,现在还行不?张建国说我试试?赵磊说算了算了别把腰闪了。李斌走的时候拍了拍张建国肩膀:“兄弟,有啥需要跟哥们说,别客气。”语气挺真诚,但那个“哥们”俩字咬得有点重,像在提醒什么。
张建国说好,谢谢。
我跟他顺路走了一段。他骑一辆旧电动车,我打了个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到路口他停下回头说老陈你别送了。我让司机停一下,摇下车窗问他:“你那个服务站,办公室几个人?”
“说了就我一个。”
“那你是站长,手下没兵,光杆?”
“光杆。”他笑了一下,把头盔带子扣上,“不过也算是个‘长’了,跟当年在部队当班长差不多。就是手底下没人,自己给自己下命令。”
他骑走了,电动车灯在夜里晃了一路,拐进巷子就不见了。
我坐在出租车后座想了半天。当年那个在梧桐树底下背着蛇皮袋走的张建国,跟刚才这个骑电动车穿灰夹克的人,在我脑子里怎么也对不上。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对得上。他那股劲一直没变过,当兵时候训练往死里练,现在干活往死里干,只是没人看见了。
四
后来我因为工作的事去了一趟青山镇,特意绕到镇政府找他。
镇政府是一栋三层旧楼,外墙贴的白瓷砖掉了几块,门口两棵桂花树,树下停着几辆电动车和一辆落了灰的面包车。退役军人服务站在一楼最边上,门开着,里面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个铁皮档案柜、两条旧沙发。墙上贴着一张退役军人分布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名字。
张建国正跟一个老头说话。老头坐沙发上,怀里抱个搪瓷缸,张建国坐他对面,膝盖上摊着个本子,一边听一边记。看见我来了,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坐,没打断老头的话。
老头说的是他孙子今年想当兵,体检过了,但政审材料里有个表不知道找谁盖章。张建国问了几个细节,在本子上写了两行,说:“大爷你明天把孙子带过来,我领你们去武装部找王部长,他管这块。不用你跑第二趟。”
老头站起来,张建国送到门口,回来给我倒了杯水。“你咋来了?”
“路过。”我接过纸杯,“你这挺热闹。”
“刚走一个,马上还得来一个。”他指了指桌上一个文件夹,“下午约了个老兵谈公墓的事,他老伴没了,想申请优抚对象丧葬补助,材料不齐,我帮他理一下。”
我看了一眼他桌上,除了电脑和文件,还有一摞书,最上面一本是《信访工作条例》,翻得页边都卷了。旁边放着一瓶眼药水和一盒降压药。
“你血压高?”
“嗯,去年体检查出来的,不严重,吃点药控制。”他把药盒往里推了推,“你别跟我妈说。”
“你妈不知道?”
“她要知道又该睡不着觉了。”
正说着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没变,语气也没变:“李叔,我说了那个优待证补办需要你本人来一趟,刷脸认证。你在外地回不来?那这样,你把身份证正反面拍照发我微信,我试试能不能走线上。不行的话你下次回来提前跟我说,我等你。”
挂了电话他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这李叔,在广州给他儿子带孩子,优待证丢了,非要让我给他代办。系统里人脸识别过不去,我代不了。跟他解释八百遍了。”
“那咋办?”
“咋办,磨呗。”他拿起手机给李叔发微信,一个字一个字地打,“我再跟县局问问有没有变通的办法。这种事占我一半工作量。”
我坐了一会儿,看见他电脑屏幕上开着个表格,密密麻麻填着名字和日期。他解释说那是全镇优抚对象年度确认的进度表,三百多个人,得一个一个打电话或者上门确认,不确认系统就停发优抚金。“去年有个老太太,电话打不通,上门三次不在家,后来问邻居才知道去闺女家住了。我骑电动车跑了二十里地去她闺女家找到人,老太太还以为我是骗子。”
“你图啥?”这话我问得有点直接。
他看了我一眼,想了想。“图啥呢。”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两下,“我退伍那年觉得天塌了,军校没考上,工作没着落,我妈身体又那样。后来在外面漂了几年,啥都干过,工地、快递、保安,一个月挣三千块钱,交完房租剩不下多少。有一年过年没钱回家,在出租屋里吃的泡面。那时候我就想,啥时候能有个正经事做,不用多体面,稳定就行。”
他停了停。“现在这个事,一个月四千来块钱,是不多。但每天干的活能帮到人。老头老太太来办事,走的时候说声谢谢,我就觉得比在工地上搬一天砖值。”
话说得挺平,不煽情,但我听出来是真的。
五
真正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是那年冬天的事。
县里搞退役军人矛盾化解攻坚,青山镇报上去一个积案:一个姓吴的老兵,六十出头,参过战,退伍后安置到镇粮站,粮站改制以后下了岗,社保断了几年。他要求补缴社保,但原单位早没了,档案里缺材料,县里各部门踢了两年皮球。老吴脾气暴,去县里上访过几次,后来被镇上接回来,成了张建国的“重点联系对象”。
张建国接手以后没急着讲政策。他先请老吴吃了顿饭,镇上小馆子,两个菜一盆汤,没喝酒。老吴开始不搭理他,问三句答一句。张建国也不催,吃完把剩菜打包让老吴带回去,说“别浪费”。第二回他直接去老吴家里,看见院子里堆了一堆玉米棒子没脱粒,他袖子一挽帮着干了一下午。老吴嘴上说“你一个干部干这干啥”,但晚上留他吃了碗面。
材料的事跑了整整四个月。张建国跑县档案馆查当年粮站的移交记录,跑人社局问补缴政策,跑原粮站主管单位找盖章的人。有一回在县里等一个领导签字,从早上八点等到下午两点,中午饭都没吃,最后人家开会去了,让他下周再来。他在走廊里坐了一会儿,下楼买了个面包啃了两口,又上楼接着等。
老吴的社保最后补上了。补缴的钱镇上想办法解决了一部分,老吴自己掏了一部分。拿到补缴凭证那天老吴来服务站,站了半天没说话,最后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往桌上一拍:“张站长,我不会说话。这烟你抽。”
张建国把烟收下了,当天下午拆开抽了一根。他跟我说那根烟抽着有点呛,但心里舒坦。
这事办完之后,县里把青山镇的服务站树了个典型,让张建国在全县大会上发言。他上台讲了十分钟,稿子是头天晚上自己写的,写在一张信纸上,字歪歪扭扭。讲完下来,旁边一个乡镇的站长凑过来说:“你们那套办法好是好,但我们没人啊,就我一个人,跑不过来。”
张建国说:“我也是一个人。”
那人看了看他:“你一个人咋跑过来的?”
“不咋跑,一件一件干。”张建国把信纸叠好揣兜里,“干不完就加班,反正回家也是一个人。”
六
第二年开春,周大勇在群里发了条消息,说李斌出事了。
李斌在深圳的物流公司资金链断了,欠了下面几十个司机的工资,车也被扣了。他连夜从深圳跑回来,手机关机,谁也联系不上。他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天天有人上门要账。
群里没人说话。过了半天赵磊发了句“斌子这事搞大了”,孙建明说“他当初摊子铺太大了”。
张建国在群里打了一行字:“谁知道他人在哪?”
没人回。
过了两天,张建国给我打了个电话。“老陈,李斌找着没?”
“没有。你找他有事?”
“他去年不是说要给他儿子办个啥证明吗,我帮他问了一下,现在能办了。他儿子不是明年高考要加分吗,退役军人子女那块有个材料得在镇上盖章。”
我愣了一下:“他自己都这样了,你还惦记这个?”
张建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去年聚会时候跟我说了一嘴,我记在本子上了。昨天翻本子看见了,就顺手问了一下。”
“你咋不给他打电话?”
“打了,关机。你跟他熟,你试试能不能联系上他家里。”
我托人找到李斌老婆的电话,打过去说了这个事。他老婆在电话那头哭了,说李斌躲在乡下他哥家里,不敢见人。我把张建国的话转过去,他老婆说:“都这时候了,谁还管那个证明啊。”
我说:“张建国管。”
后来李斌的儿子那个材料还是办下来了。李斌没来,他老婆来镇上找张建国,张建国带着她把该跑的地方跑了一遍,一上午弄完。他老婆走的时候问张建国:“张站长,李斌以前在酒桌上说你挣得少,你不记恨他?”
张建国把材料副本递给她,说:“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挣得少。跟你家李斌说,钱的事我不懂,帮不上忙。但这个事是我该干的,跟他说不用说谢。”
七
再后来,张建国他妈住院了。
类风湿加重,手指头彻底变了形,膝盖也肿得走不了路。张建国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床,服务站的门关了,门口贴了张纸条:“因家中有事暂停办公,急事请打电话。”下面写了一串手机号。
我去医院看了一趟。老太太躺床上,精神还行,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命苦,当兵没当成干部,回来又伺候她这个病秧子。张建国在旁边削苹果,头也不抬:“妈你别说了,吃苹果。”
老太太吃了两口苹果又跟我说:“他考那个公务员,考了两年,天天晚上看书看到半夜,我都睡醒一觉了他那屋灯还亮着。我说你别考了,找个活干算了。他说妈你再让我试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他也没多高兴,就跟我说了句‘妈,行了’。”
张建国把水果刀往桌上一放:“妈,苹果都堵不住你嘴。”
老太太笑了一声,不说了。
我在走廊里跟张建国抽烟。他这几天没怎么睡,眼袋吊着。“你妈出院以后谁照顾?”
“我姐回来待一阵,然后我请个护工白天看着,我下班回来接手。”
“钱够?”
“够。公务员工资不高,但医保报销比例还行,我妈这个病办门特了,自己掏得不算多。”他弹了弹烟灰,“比前几年强。前几年在工地上干,我妈一住院我就得停工,停工就没钱。现在至少每个月到时候卡里进账,心里不慌。”
他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顶上,回病房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老陈,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先把最难受的那几年熬过去,后面才能慢慢顺当?”
我说可能是吧。
他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八
去年八一,周大勇又组织了一次聚会。这回人少,就七八个。张建国来得晚,进门先道歉说镇上有个老兵家里漏水,他去看了看才过来。
赵磊给他倒酒,倒满了。张建国说少倒点,明天一早还得去县里开会。赵磊不听,还是倒满了。张建国没再推,端起来喝了一口。
李斌也来了。他瘦了不少,金链子没了,但人看着比上次精神。他端着酒杯走到张建国跟前,站了一会儿,说:“建国,去年那个证明的事,谢了。”
张建国跟他碰了一下杯:“小事。”
“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李斌没说完,仰头把酒干了,“我那时候那副德行,你还能想着我儿子的事,我服。”
张建国也干了,把杯子放下。“你在深圳跑物流那几年,没少帮战友的忙。赵磊他弟去深圳打工,不是你给找的住处?”
李斌愣了一下,摆摆手:“那都哪年的事了。”
“哪年的事也是事。”张建国夹了一筷子花生米,“人都有走下坡路的时候,拉一把的事。”
桌上没人接话,但气氛跟上次不一样了。赵磊给张建国又倒了杯酒,这回只倒了半杯。
散场的时候李斌抢着结了账。赵磊说斌子你钱够不够,李斌说请顿饭的钱还有。
张建国照旧骑电动车走。我看着他拐出巷子口,车灯晃了两下消失了。
周大勇站我旁边,忽然说:“老陈,你说建国当年要是考上军校了,现在该是啥样?”
我想了想。“不知道。可能比现在挣得多,也可能没现在踏实。”
周大勇点了根烟。“他那个人,军校没考上哭成那样,谁能想到十二年以后坐镇政府办公室里给人办优待证。”
“他自己也想不到。”
“你说他算混得好还是不好?”
“你看他今天喝酒那个劲儿,”我朝巷子口努了努嘴,“他自己觉得好就行。”
周大勇抽了口烟,没再问。
九
上个月我去青山镇办事,顺路又拐到服务站。
张建国正蹲在地上整理档案盒,柜子不够用,地上摞了一排,按村分好,每个盒子上贴着标签,字写得工工整整。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了一声,拍了拍手上的灰。
“又加班?”
“马上弄完了。县里要搞退役军人信息数字化,把纸质档案全录进系统,三百多份,我白天没空,晚上录。”他指了指电脑,屏幕上开着个录入界面。
“你一个人录到啥时候?”
“快了,还剩八十来份。每天录十份,一个礼拜的事。”
我拉把椅子坐下,看他桌上还是那几样东西:药盒、眼药水、翻烂的条例、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墙上多了一张照片,是去年县里表彰“优秀退役军人工作者”的合影,他站在第二排靠边,笑得不太自然。
“领奖了?”
“不算奖,就是个名头。”他坐回电脑前,“对了,老陈,你那个战友群里有没有在县司法局上班的?我手上有个老兵土地纠纷的事,需要咨询一下法律援助的流程。”
“我回去问问。”
“行。不急,下礼拜给我信就行。”他敲了两下键盘,又想起什么,“你等下。”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上面手写着几行字。“这是我整理出来的退役军人办事流程,优待证、优抚金、社保接续、法律援助,四块。你回去发群里,战友们有需要照着这个准备材料,省得跑冤枉路。”
我接过来看了看,字迹不算好看但很清楚,每一块下面列了几条,用红笔标了重点。
“你搞这个干啥?”
“上次聚会李斌说他不知道优待证咋办,问了好几个人。我就想干脆写一个发群里,谁需要谁看。”
我把纸折好揣兜里。“张建国。”
“嗯?”
“你当年要是考上军校了,现在可能是个营长。”
他看了我一眼,没接话,低头继续敲键盘。过了一会儿才说:“营长管几百号人,我管三百个老头老太太。差不多。”
键盘声哒哒响了一阵,他头也没抬补了一句:“都是给人办事。”
我走出镇政府大门的时候,桂花树底下停着一辆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个文件袋,用夹子夹得紧紧的,里面露出半截纸边。门卫大爷跟我说,张站长下午要去最远的那个村送优待证,来回四十里地,骑电动车得一个钟头。
“他不累?”我问。
“累咋不累,上回骑到半路没电了,推回来的,到镇上天都黑了。”门卫大爷嘬了口茶,“但这后生做事靠谱,村里老头都认他。”
我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服务站的门。门开着,里面灯亮着,张建国还坐在电脑前面,背对着街。
十二年前他在梧桐树底下背着蛇皮袋走的时候,大概想不到自己会坐在这里。
但我觉得,他应该也没觉得不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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